历史的云雾- 第15部分

第四，在妇女解放方面，公社积极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被“解放”的妇女被安排参加各项工作，从而实现了“变消费者为生产者”。据当时的报导，“许多妇女反映：成立了公社，参加了劳动，家庭不知增加了多少温暖，邻里之间也大大加强了团结。”③

　

三

城市人民公社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工作有工厂，吃饭有食堂”，一时间人们似乎已生活在一种类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中了。尽管毛泽东曾说过在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程中，“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④，可那只属于未来。就现在而言，无产阶级专政仍然体现在生活中的诸多方面。

在公社化前，党和国家已建立并完善起一整套对城市领导的体制。各种命令通过区一级政府下达给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再由它们在居民中广为传达。公社化后，原区一级政府改为“人民公社”，另成立“分社”，作为“公社”的下级单位。与原先的街道办和居委会相比，分社的管辖范围大为扩大，平均管辖人数可达10000人左右。新的形势呼唤着新的体制，为了“便于集中领导”，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下属的王老村分社干脆撤消街道办，将几个居委会合并成一个街道委员会。每个街道委员会管辖人数高达7000—10000人不等，与之相适应的是街道委员会的职能也大为增加。街道委员会下设生产、生活福利、文教、卫生、治安调解和妇女等六个专业委员会。南京市委以此为模本，在全市试行“两级核算（公社、分社）、三级管理（公社、分社、街道委员会）”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⑤扬州市则计划成立公社、管理区两级机构，“撤消居委会，再把居民小组适当扩大，管理区干部分工分片包干，直接抓到居民小组。”⑥在公社一级成立党委会，下设办公室、组织科、宣传科、财贸科，同时成立公社管理委员会作为公社的行政部门。管委会下设生活福利科、工业交通科、治安保卫科、文教卫生科、副业生产科、武装科等；至于管理区则成立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文教卫生和治安调解四个委员会。⑦至此，一个新的管理体制已初步建成。

在公社中，处境最为尴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他们虽然加入了人民公社，但并不属于“人民”。江苏省委要求城市人民公社应贯彻体现阶级差别、阶级区分的阶级原则。南京市白下人民公社就曾因“救济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条件”而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在社会救济工作中，首先要贯彻阶级路线。对救济户中的劳动人民和五类分子，应区别对待。对劳动人民要规定适当的救济标准，分别予以定量定期或临时的救济，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对五类分子主要应当在群众的监督下，使其劳动生产，自食其力。”①对“顽劣儿童的教育”也要体现阶级原则，“要教育五类分子的子女认识五类分子的罪恶，认识党和政府对五类分子的处理是正确的，同时组织他们参加适当的劳动，使他们通过教育、劳动，培养成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②在这样的氛围中，五类分子感受不到生活的丝毫新意。

就在城市人民公社“捷报频传”之际，公社自身的发展却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中。这固然与城市人民公社的工业并不足以支持公社——公社集体福利无法正常运行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到了1960年下半年，城市的粮食供应已日趋紧张。江苏省各个城市为此专门成立粮食办公室，检查城镇口粮供应情况。同时，为了“节约粮食”，江苏省在北京的指示下降低了城市粮食供应定量标准。在这严峻的时刻，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已成为刻不容缓、压倒一切的任务。至此城市人民公社已难以维系，“共产主义”般的生活、生产已处于半停顿状态。终于，乌托邦的色彩开始从城市中逐渐褪去。胡乔木在一年后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道出了城市人民公社的某些实情：“由城市人民公社办的实际上强迫参加的，城市居民食堂的情况，其严重程度，不下于农村。”“公社的企业和农民，都要揩大工厂的油，侵占国家财产，这也是个一个严重问题。”③胡乔木信中指出的问题其实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各省的城市人民公社也大多陷于同样的困境之中。不仅城市人民公社如此，“持续跃进”的浪潮到了1960年下半年事实上已全面下落。农村陷入一场大灾荒之中，城市的供粮则日益告急，一切都等待着北京作出新的指示。

毛泽东也意识到了现实已不容“乐观”。他在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正确”的前提下，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④现在的毛泽东已无意于实现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普遍化，甚至不愿再提及城市人民公社一事。毛默许了各地对城市人民公社的“调整”。但对农村的人民公社，他不愿做任何让步。毛的这种复杂态度决定了在城市人民公社偃旗息鼓的同时，农村仍然高高飘扬着人民公社的红旗。人民公社将作为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形式，贯串其后的二十年。这则属于另一页历史了。

　

［此文原载于《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由高华与黄骏（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合作］

　

注释：

①此时的毛泽东极为看重“生活平等，搞公有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中共革命成功的经验，并将其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相联。有关论述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8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注释；第55、214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10、393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10、393页。《工人阶级与城市人民公社——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载《城市人民公社大放光芒》，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69、78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69、781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69、781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参见《省六级党员干部大会情况简报第一号至五十五号》，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长期卷818。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5———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5—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建国历来重要文献选遍》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注释；第55、214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参见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第57页。王觉非：《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374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75页。《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

①②③④⑤⑥⑦《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7、769、781页。《工人阶级与城市人民公社——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在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载《城市人民公社大放光芒》，（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第1页。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的情况》，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来往文书、情况报告、批复》，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11，短期卷839。

①②③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页注释、第55☆奇书网の。Qisuu。★、214页。胡乔木：《胡乔木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八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1、322页。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参见《关于公社化后城市民政工作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号3085，短期卷666。


　

北京政争与地方

——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最近，曾在50…60年代长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一书。该书约一半篇幅叙述作者在1949年后的经历，其中有关反右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文革前夕他卷入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相关叙述，是最有价值的部份，为研究者探讨这些重大事件、研究50…60年代北京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

50…60年代，华东地区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全国一直比较活跃，江渭清是知名度较高的一个。对于省一级“第一把手”的任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学”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毛依据对干部个人历史和政治忠诚的观察和了解，特别是他本人与干部接触的经历，来决定他对干部的取舍和任用。由于华东地区在全国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华东地区大员的任用，相比于其它地区显得更为重视。

毛泽东与华东地区的几位省委第一书记早在红军时期均已相识。与主政浙江的江华等相比，江渭清虽与毛泽东渊源较浅，但是江与毛的老部下谭震林关系密切。谭震林与毛泽东有极深的历史渊源，数十年深受毛的信任。1952…1954年，谭震林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日常工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江渭清作为谭震林的部属，也相应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1953年江苏建省，次年江渭清就成了江苏第一号人物，一直到1966年。

50年代初、中期，中共党内除了发生“高饶事件”外，总的情况相对平静，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已基本形成，毛泽东等以各种文件、电报、批示具体指导地方工作，地方则以相应的文件、电报向北京请示、汇报。中央领导人还通过对各地方的视察，对地方工作加以监督和检查。

毛泽东一向偏爱华东，50…60年代几乎每年都来江浙。在毛泽东视察江苏期间，江渭清与毛接触频繁，得到毛的赏识。江渭清主政江苏，一向以稳健为原则，然而做事谨慎的他，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却差一点栽了下来。

1957年7月上旬，毛泽东不辞酷暑，来到以“火炉”闻名的南京，亲自为抓右派找部份省、巿委第一书记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雷霆震怒，对江渭清不在省委常委内部抓右派大发怒火。据江渭清回忆：

毛主席问：“你们江苏省委书记、常委里头，有没有右派？为什么不反？”我回答说：“主席啊！哪个人没有几句错话呢？您老人家说的嘛，十句话有九句讲对，就打90分；八句话讲对，就打80分……”毛主席大概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顿时生气起来。他拍着沙发边的茶几，说：“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以当事人身份的这段描述，将毛泽东当年的神态生动地呈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这是迄今为止，极少的近距离反映毛泽东在反右期间行为的珍贵文字。

毛泽东为何以“一党之尊”和“一国之尊”的身份，直接干预一个省委内部的反右派运动？毛判断江苏省委常委内部有右派的依据是什么？江渭清在他的回忆中均无交代，也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地方干部给毛“打小报告”的线索。毛泽东的判断究竟是源于某种理论推论，还是起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从江苏的事例看，似乎两者兼而有之。

1957年夏，就在毛泽东赴南方推动反右运动之际，北京已开始大抓党内右派，但是在中央与国家机关的党内正副、部级的实职高干中，尚没有大抓右派。这或许使毛泽东有所不满，希望从地方领导干部中抓一批右派，以证实自己“党内外右派配合向党进攻”的论断。然而，江渭清的圆熟帮助他避开了毛泽东的进攻。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是这样应对毛泽东的：

“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

听我这么表态，毛主席倒消了气，说：“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还带着幽默的口吻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回答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

上述的一问一答，颇真实地反映了50年代毛泽东的精神面貌。经常有意无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泽东，在特殊情况下，也有纳谏的“雅量”。但是，关键要看是谁进谏、进谏的态度和涉及的问题。江渭清态度恭敬，虽有口角顶撞，然而其私心只是为了保护部属。毛对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绝非蓄意抗上，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当场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并不表明他可容忍对自己权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开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岛会议后，毛泽东派出了反右钦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别坐镇南京和苏州，具体指导江苏的反右运动（康生指导江苏反右运动一事，在《江渭清回忆录》中被略去）。

彭真与康生各自负有不同的任务，彭真的使命是督导在江苏省委内部抓右派，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