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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不同意台湾学者对“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同时认为大陆学者仅从一个方面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判断，而忽略“安内攘外”政策与党治国家结构的关系，也难以全面反映“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性质。笔者认为，“安内攘外”政策是一项违背时代潮流的错误政策，它非但末获成功，相反，在推行中却遇到严更的失败。“安内攘外”政策的失败表明国民党的党治国家结构存在严重的弊端，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趋势。
1928年国民党建立了“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结构，这种政治体制能否正常运转还取决于国民党能否在党治原则下制定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用以调整各种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关系，使国家走上和平建设的轨道。北伐结束，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只限于沿海、沿江数省。中共坚持武装斗争，坚决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围绕军令、政今的“统一”问题，南京政府与占据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国民政附的统治还面临在华不断扩张侵略势力的日帝的严重挑战。面对这种形势，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治集团试图运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造成一个建设国家的环境，“安内攘外”就是南京十年国民党在“党治”方针指导下为应付所面临的严重的内外危机、维护和加强国民党的统治而制定的只有全局性影响的战略国策。
“安内攘外”政策的核心是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11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声言：“外患日急，国势阽危”，鼓吹“以卧新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蒋介石并要求国民党动员全部力量，“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至此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口号。
“安内攘外”政策是一项误国的政策，它的推行严重地削弱了民族危机下革命进步力量的发展，加剧了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
（1）1927年后，国民党把坚决反帝，反封建的中共和红军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必欲以武力消灭之。1930—1934年发动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五次军事“围剿”，及对鄂豫皖、湘鄂西等名共根据地的武装进攻，使中共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主力被迫撤离江西，向西南、西北地区长征。中共在中心城市的组织遭受了更为惨重的损失，至1935年，除了在河北地区尚保存个别组织，上海还有极少数受中共文委领导的党员继续活动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中共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
（2）在蒋介石的分化打击和军事镇压下，地方实力派的大规模的反蒋军事活动在1931年后大休停止。南京政府利用“追剿”红军将其势力渗入西南、西北地区，此举虽然加强了南京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与冲突。
（3）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民党为了“剿共”和镇抚地方实力派，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3年5月，与日本签订了《溏沽协定》，对日帝侵占东北予以事实上的承认，致使日帝势力迅速向关内蚕食。1935年6月中央军退出河北，导致华北危机空前加剧。虽然国民党在1932年2月即曾拟定全面对日防卫计划，1933年后加紧修筑国防工事，筹建海、空军，但是事实上对日本的侵略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予以阻遏，反而颁布“敦睦邦交令”，严厉镇压民众的抗日行动。
从表面上看，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在三十年代初中期似乎取得苦干“成效”，但在总体上却陷入了严重的困境。1934年底，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江西中央苏区，但其“安内”政策已走至尽头，前景极为黯淡。最大的错误在于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和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趋势及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愿望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比的首要目标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勇于内战，怯于外战，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使其丧失了起码的民族尊严，导致社会大众普遍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蒋介石执意以武力消灭中共，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呼声给国民党的剿共政策造成巨大压力，使蒋介石的“剿共”行动受到严重的掣肘。一则，中共虽被削弱，但因号召抗日，获得全国各党派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同情，1935年后红军力量逐渐复苏；二则1933年国民政府为牵制日本而与苏联恢复邦交，既已联苏，继续剿共难以为改善中苏关系创造气氛；再则，仍然控制广大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高举“抗日”旗帜，发动针对南京的武装事变（1933年1月的福建事变，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国民政府若再继续对日妥协，其“合法性”资源将损失殆尽，地方实力派将以“抗日”而兴起，进而取代商京政府的统治。
“安内攘外”政策所面临的严重困境证明，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巨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无法推动其政策的贯彻与实行，更不能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因此强化国家中枢的政治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发展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的指导，并非无一定的合理性。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加速国家发展，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的执政党。该政党不仅应以符合时代潮流的鲜明的政纲吸引党员和公众，还应兼顾改革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建立起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通过所领导的国家权力中枢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对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可行的方法。
实现“以党治国”还有赖于因内政局的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武装对抗和日本的侵略不但加剧了政局的动荡，还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3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合，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的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困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之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国民党为了贯彻其政治主张，虽然也曾提出过一些鼓动性的口号，例如：“崇道德以振人心”，“建设新生活”，“反共剿匪”，但是这类口号的背后根本没有深厚的理论系统作为背景，因此，并不具有有震摄人心、凝聚人心的功效。由于国民党意识形态没有坚实的义理作为基础，国民党很快成了丧失政治理想的松散的集合。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总结在中国政治中以挥作用的三种关系是：①政治关系，②经济关系，③同乡同学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的仅是经济关系和传统的乡谊同学关系。
此番言论，出之深知国民党性格的陈立夫之口，可谓陈氏对国民党所作的坦率剖析，称得上是一语中的。
在党纪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义系上，国民党也缺乏动员型政党所具有的广泛的支配力。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国民党的组织实际上仅存在中央，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1945年前，国民党党员不需缴纳党费。这就使得国民党中央几乎不了解其组织存在的一般状况。由于国民党组织的“中央化”，它的影响力很难依靠其组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难以顺利渗入社会生活以影响普通民众。
南京十年，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严重述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社会各界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就不仅使得国内政治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而且最终成为导致抗战爆发后民党政权陷入长期统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三、如何看待“专家参政”
“专家参政”是南京十年中后期国民政府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大陆与台湾学者对此均缺少研究，探究专家参政的起因与范围，将有助于揭示南京十年国民党政治发展的全貌及其严重局限性。
1928一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统治的时期，然而就在这十年，国民党也并非完全拒绝进行任何政治变革，只是较大地限制了变革的范围、规模与速度。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稳定的前题下，变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参与做了局部开放。
国民党政治开放的范围和程度是极其有限的，蒋介石严格地将其限制在用于技术性层面的外交、经济和教育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在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政治过程。
外交方面：
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资深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继续担任中国驻国际联盟及英美使节、1934年蒋介石征用了主张集权改革的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关系的具体工作，继而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
政策设计和经济方面：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2年11月成立了旨在改善国民党与各级知识分子关系的，由☆奇书网の。Qisuu。★钱昌照、翁文灏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参与有关国际关系、军事政策的设计及经济、资源的调查工作。计有胡适、丁文江、陶孟和、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等人。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停止了国际关系、军事的研究而转入经济建设领域的调查、开发等实际工作。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自任院长，下属9个部长中的3个由技术专家担任，分别是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三十年代，蒋介石还派任了一批社会贤达、名流、学者担任立法委员。
教育方面：
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
立法方面：
1933年1月后，邀请著名法学家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令、条例的制订工作。
严格地说，选召一批技术型专家参与外交和经济事务能否称得上是开放政治是大可置疑的。吸收技术专家参加政府并不表示国民党对民主政治的诚意，因为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正副院长和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人选，无一不是国民党籍。蒋介石引入少数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过程，和参与管理经济、教育等职务，只是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
在对待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蒋介石一向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1912年蒋介石在东京《军声》杂志上撰文声称，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独立，应该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把自己的命运托附给军事强人，由其完成集权统一。1923年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后，虽然对苏联东方政策多有不满，但对苏联建党建军的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1928年后，蒋介石在公开反共的同时，时而隐蔽、时而公开地攻击英美民主主义。1931年5月5日，在国民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发表了迄今唯一一篇可查考的称颂法西斯主义的讲话。蒋介石称“法西期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依法要求国民之任何之牺牲”，鼓吹中国应加以模仿。对于孙中山关于训政6年的遗训，蒋介石内心并不想遵守，他曾对其亲信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的时间来领导国家”。在蒋介石授意下，一鼓吹批法西斯主义和“领袖至上”的刊物纷纷问世。复兴社分子与CC分子在《前途》、《社会新闻》、《中国文化建设》、《青年战争》、《复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大量赞美德、意法西斯的文章，抨击英美民主主义、功利主义软化中国青年，造成国人意志涣散和国力的日渐衰弱。蒋介石的这种政治倾向受到意大利法西斯的欣赏和关注，墨索里尼宣称，中国实行的政策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不同的只是形式和细节，但基础是相同的”。
内心羡慕集权制度的蒋介石，之所以作出开放政治的姿态，同意接纳少数专家参政，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国内民主化潮流的压力。二十年代以后，在中国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并非是缺少社会基础的少数人的个别愿望，政治民主化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中共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一部分知识分子基于理念为实现政治民主化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外，三十年代初，随着国民党“党治”弊端日益暴露和民族危机的加重，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共御外侮的呼声日趋强烈，在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结束党治、尽快实现宪政”的政治活动。在这两股压力下，国民党四届四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