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钱买一点维生素。那男看守拿了我的存折，给我买来了鱼肝油丸及复合b。维生素c对治疗牙龈出血有特效，但那时上海各处各地都根本无货可买。
对我在看守所里待遇的改善，各个看守反应不同。那个极左军人看守，对领导批给我购买维生素和增加营养，表现非常不满。一有机会，便威胁我，或用粗暴蛮横的态度来对待我。
有时趁我跨出囚室去放风或受审时，冷不防从后面搡我一把，让我绊倒在地上。或狠扭我的双臂，踢我的大腿。当我要求购买维生素时，总是不允而且还要训斥我：〃你是想把维生素当饭吃？〃〃你把这里当疗养院了？〃而那些属于温和派的看守，则遵循医生嘱咐，每当我的维生素吃光后，就二话不说，再让我去买。但每次只能限购一、二瓶。少数看守，或许属刘少奇保守派的，他们值勤的话，每次都给我买上好几瓶。偶尔有那么一二次，竟给我买了几袋葡萄糖，他们迅速地将那一大堆东西往我囚室里一塞，不让其他看守看见。
在我从监狱医院回来的当天，那位值勤看守就给我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她说：〃继续写你的交代，审问员等着呢。〃我拿过那叠纸，它和一九六六年要我写自传的纸不一样。上次的纸是空白的，这次，在第一页上印着毛泽东语录。在印有〃最高指示〃的标题下，是一只红线划成的方框，里面印着：〃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下端一般为犯人签字的地方，印着〃罪犯签名〃字样。
我首先就对〃罪犯〃两字很恼火，决心就不在它后面签字。我想了一下后，决定要巧设妙计来趁机反击这些极左派。
在毛泽东的语录下，我也划了个方框子，写上一段毛的语录。那段语录不是摘自语录本里，而是从毛泽东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都矛盾的问题》中选出来的。那节语录为：〃哪里有反革命，我们必定进行镇压；我们做得不对，就立即改正。〃然后我写了伴丈夫一九五六年去欧洲的经过，把访问各国期间能回忆起来的一切活动，以及所接触过的人的姓名都详细写上。在写到谈话内容时，尽量写些不涉及政治的内容。待快写完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在英国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于前者我很难作评论，但对后者我没有什么顾虑。因此我就将这段事，作为我与朋友之间谈话的内容，因为这件事与中国及共产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干的。然后在印有〃罪犯签名〃的下面，加上〃一个无辜者〃几个字，然后签上自己名字。
我把写好的材料交给看守。当天下午，我又被召去受审了。
除了那个解放军外，还是那原班人马，个个紧蹙着双眉。他们这种神态早在我决定与他们争辩我是无罪之时，我就已有所准备了。不及审问员挥手，我便向着毛泽东的画像鞠了躬。这次审问员选择的语录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一切代表地主及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走狗。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全面的专政，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审问员面前搁着我的交代。我坐定后，他拍了一下桌子瞪着我看，随后又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对我训斥着：〃你看你做了些什么？〃他指指那份交代，〃你以为我们在和你做游戏吗？〃我缄默不语。
〃你的态度不够端正。〃那老师傅说。
〃如果你不端正态度，别想离开这里。〃那青年工人说。
不及我开口，那审问员就把我写的那份交代往地上一甩，天女散花般飞了一地，然后〃霍〃一下站了起来，说：〃回牢房去重新写！〃门口一个看守喝叫着：〃出来！〃我随着他回到囚室里。他给的那卷纸和上次一样，第一页上印着语录，用线划了个方框，下面也印着〃罪犯签名〃。因为我已着手把这里作为反击的缺口，我就得坚持斗到底。因此我毫不犹疑地将上次那段语录再抄了一遍，同样在自己的签名前加上〃一个无辜者〃。我的记性很好，所写的内容和上次基本相同。第三天我就把它交给了看守，之后，我立即又被召去受审。那审问员还是把我写的那份材料往地上一扔，还是散得个满天飞，又要我重写。
如是又重复了一次，那审问员对我说：〃你疯了吧？我们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和疯子铐在一起。〃〃我没有疯。假如你们认为我写的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指出，我愿意改正。〃〃你为何在印好的语录下面，再写上一段语录？又为什么要在签名前写上这样一个称呼？〃那审问员问。
〃我只是要使我写的东西能真实反应事实。〃我说，〃我要提醒你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善于改正错误。我希望你们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改正对我案子的错误处理。至于在签名前加上这么一个称呼，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因为我没有犯罪。假如你们一定要称我为'罪犯'，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罪犯。〃〃你不老实交代罪行，还要费尽心思诡辩。〃那审问者说，但已经不再咆哮了。
〃我从没犯过任何罪行，你一定要这样说，那你必须用证据核实。〃〃当然我们要核实。但我们要给你杌会交代，唯有这样你才可得到从宽处理。〃〃我不是已经重复多次，我没有犯罪？我不是已经写了字据，证明一旦查出我真犯了罪，你们可以枪毙我？〃〃别耍无赖！你也不用焦急，到了一定时候，我们会枪毙你的。〃那青年工人对我叫嚣着。
〃回牢房去，重写。〃那审问员说。
那记录员又给我一卷纸，我跟着那看守回到囚室。
我打开那卷纸低头一看，发现第一页是张白纸，既没有印上语录，也没罪犯签名这一栏。我又写了一份情况报告。两天后交给值班的看守。
在那些没有和极左分子较量过的人看来，我与他们这种持久不息的抗争，或许会认为是无用又无谓的。但事实上这些人骨予里都是欺软怕硬的。假如我任他们随心凌辱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我在看守所的度日，将会更不呵设想。而且，我在审问室里所说的话，一字一语都录了音。我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盼着有一天，会有一个公正的人来调查我的问题。那所有我说过的，可能都会协助他给我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又是几天过去了，我每天都在等着那审问员来提我去继续审问。但老不见人来提我。终于一天早晨，那个曾踢过我的军人看守走到我牢门口，把门敞开大声喝着：〃出来！〃待我俯身去取语录本时，那女看守跟着走进来，冷不防将我狠狠一推，我没思想准备，几乎给她推倒在地。
〃你去的地方不需要这个。〃她一把将语录从我手里夺去，往床上一扔。然后把我双手反剪向背后，那男看守进来抱一副手铐锁在我手腕上。那女看守又把我推了一下，我打了个踉跄，待我刚站稳，她又是一下。
〃快点，快点！〃她喝叫着。
我随着那些看守走出女牢，穿过大院子，来到大门进口处。那审问员和青工，还有另一个男人，都等在二道铁门口。车道上停着一辆白色小轿车，车上的引擎还在嗡嗡作响。
〃进去！坐中间。〃那审问员说。
我上了车在中间坐下，因为我的手给铐在背后，我只好挺着身子坐着。当下第一个感觉就是，汽车的座位非常软，我已有好久没坐沙发了。
审问员和青工分别坐在我两侧。还有一个人和司机，坐在前边。车子缓缓启动后，即加快车速驶出监狱大门。
他们要把我带往哪呢？是否为避免再与我交锋而把我送入精神病院？我肯定他们不会把我送去枪毙。因为死刑，往往就在监狱附近方圆之内悄然执行的。而且假如他们把我杀掉，便无法从我这里弄到认罪书了。可能他们存心让我活着受折磨，我看，送我去精神病院极有可能。但在那里我很难再继续抗争了，精神病患者的号叫声会令人意气消沉的。然而，我很快就发觉，车并没有往郊外的精神病院行驶。透过轻轻飘动的小窗帘，我看到汽车正穿过市中心闹市区，向西郊方向驶去。那里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这些熟悉的街道，唤起我对旧日生活的回忆。我们驶过一个马路拐角，我的家就已经近在咫尺了。那是第一医学院，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我第一次见识过文化革命那个批斗会的当天傍晚，就在这里遇见薇妮，从这扇大铁门里闪出来。这一切如今对我来说，已如隔世了。我不知薇妮现在怎么了？有无被送去五七干校？
车缓缓驶进我参加第一次批判大会的那所技校，我也是从那里，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被送入第一看守所的。如今，已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上旬了，二年多来，我一直戴着反革命那顶根本不存在的罪名的帽子。
几个男人，聚立在慵倦的初春的阳光之下，其中一人过来开了车门，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去，后面的人则猛将我的头揿下，因此，我目之所及，只能是前面那人向前移动的两条腿，一进门，他们便让我一人呆在里面，把门一锁。
那是间布满尘埃的空房间，里面只孤零零地搁着一张木条凳。窗上糊满了纸，根本看不到窗外。四堵墙面从地板到屋顶，铺天盖地妁贴满了大字报，在屋角还有一大堆。墙上那些大字报不是最近的，有些根本已撕破了，有些乱七八糟地一张张重叠着。待后来他们打开房门唤我出去时，随着门外吹进一阵大风，哗啦啦地又刮下了好几张大字报。
我坐在木条凳上，粗粗浏览一下那些大字报，我发现，他们把两年半来的旧大字报一一展览出来，只是为了对我展开一种心理攻势。签名的都为亚细亚的旧职员，有些是一个人写，有些几个人联名写，内容大都为揭发亚细亚，揭发我已故的丈夫和我自己。所列的〃罪行〃颇多，多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有些只是他们个人的臆断而已，我们的朋友和三个在我丈夫故后来沪接替他的英国经理，都被指控为与我有密切关联的〃外国间谍〃。好几张大字报里都点到斯谷特和奥斯汀的名字。那位我们公司聘用的白俄女秘书被揭为英国和苏联的双重间谍。我闭上眼睛，不愿再看见那些令人生厌的大字报。枯等了好一阵．我不知外面又是怎么回事，便倾耳听着，听得门外有脚步声，我就敲敲门。
〃你要于什么？〃…个男人的声音问。
〃我能上厕所吗？〃一个女人来开了门，把我带往后面一个院子里，经过一溜宿舍似的平房，里面挨挨挤挤地排着一列双层床。后来我才知道，自一九六六年开始，那里就是隔离亚细亚旧职员的地方。
他们在那边办学习班，作永无止境的交代，一边还要劳动。但此刻，里面却是空无一人。远处隐约传来有人在做报告的声响。我想这功夫，里边的人大约都给驱去开大会了。
从厕所出来，我没再被带回那间满是大字报的小房间，而给带往一九六六年斗争亚细亚的会计主任和我自己的那个会场里。这时，后面的人猛力往下揿我的头，另外两个女人分别抓着我的双臂把我往前推搡着，令手腕上的手铐勒得我好痛好痛。这种暴戾的行为，是某些中国女性为着突出革命化的表现。
他们把我像只麻袋一样，半推半扔地弄进了会场，因为我仍被揿压着头，所以无法四下环顾一下周围环境。待我被令坐在地上时，她们坐在我后面，还是使劲地揿压着我的头。
在我坐下之前，从眼角里瞄到，地上已坐了满满的人。这个做法，是侮辱人权的。照中国的传统，只有奴隶，服刑的罪犯，或俘虏，才是坐在地上。会场上此起彼落的口号，也就是那早已听熟的一套。整个会场气氛，就意味着要把我打倒在地，踩个粉身碎骨。然后一阵脚步声，有人踱到会场前面，口号声渐渐停止了，一个青年后生开始主持会议。
〃就是她！〃他声色俱厉地叫着，我想这时，他一定手指着我被揿压着的头。〃我们今天把她带来了，把她的真面目置于光天化曰之下。我们要她明白，我们对她这张底牌是摸得一清二楚了。你们这些人，都参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所以，你们不同程度上都是有罪的人，你们也曾经为在二十世纪初就侵略剥削中国的帝国主义服务。亚细亚公司是个特务组织，是专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但是各人犯罪的深浅，是依据你们在公司的职位及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地位越高，罪行就越重。我们造反派是绝对公正的；假若你犯了百分之三十的罪，我们是不会判你百分之五十的。当然我们有量罪的标准，它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来决定的。
〃两年半以来，我们给你们集中办了学习班，改造思想，同时再参加劳动。你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了进步，提高了觉悟，不再抗拒改造，敢于站出来揭发敌人，那是值得表扬的。但还有一些人，犹豫不决，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就出来一点。挤得重，就出来得多一点，我们不挤，它就什么也没有。好吧，要是你们仍负隅顽抗的话，自然我们就耍施加压力挤得更紧，直至全部挤光。
〃很快，我们就要允许你们中一些人回家。这对你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你们要记住，只有那些我认为可以批准的，才许可他们回家，其他的还要继续学习。什么时候你被准许回家，或者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办班劳动，那就完全取决于你自身。〃那人一味信口雌黄，扯着嗓门叫嚣着，看得出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只为着紧跟极左派而成为有些声望的造反派，这些家伙最拥护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他们带来了梦想不到的个人飞黄腾达。他们把左派领导人如江青等奉为救世主，因为正是他们，将其从碌碌无能的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拔出来。
扶他发言之中我明白了，坐在地上的一溜大都为公司过去的旧职员，现在正是鼓动他们起来揭发和批判我，以此来挽救他们自己。大家虽然都表示愿意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切早已事先安排好的。发言的一些人，都是经造反派物色并授意他们发言的内容的，发言稿会前都经造反派核准。即便在文革前，在中国，任何大会发言都得经过本单位组织核准。
那些我曾与之天天见面、共事有八年之久的老同事，一个个站起来开始了揭发批判，重复着在小房间的大字报里所写过的内容。他们神情沮丧，畏怯惶然，吞吞吐吐所揭示的，都是些荒谬透顶的捏造之事，所用的措词与他们本身是那么不相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很感羞愧和痛苦。那些蛮横的造反派，把这些人逼迫得堕落到如此地步，真令我万分痛心。但我还是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揭发，为此可以从中测探一下那些极左派人物的真正企图和目的。
地板很硬，我的头还是被后边的人死死地揿压着，令我的头颈好生酸疼。我挪动了一下身子，曲起一条腿，以将我的头，可以倚靠在膝盖上。这样，我就能看见我左边一个穿着蓝色上装的人的一角。因为我并不想把头抬得太高，宁可低垂着头。因此后面的人，渐渐地把揿压着我头的手，缓缓松开了。
那些亚细亚旧职员的发言，越发显得捕风捉影，任何一个对国外世界略有知晓的人，都会觉得他们的发言荒谬透顶，令人无法置信，所有这一切总的来说，不过像是映出一场拙劣的、无头无尾的、无主题的间谍惊险片而已。
我听到那主持会议的青年，在唤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发言。
我身边坐着的那个穿蓝布上装的人应声站立起来，不知何故，那些极左分子把我安排坐在他边上。
陶方用颤抖不已的声音说：〃大家都知道，我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捕了，关在第二看守所。在那里，审问员和看守对我都很和气，他们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