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一条马路的某某通讯社大厅里看到琳琅满目的大字报。从大字报中发现木玉已成为该社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还说中央正酝酿着派出一个新闻团体去日本，“指导”日本的文革，由他带队。
亨元与这位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学虽然没有深交，但木玉经常在院刊上发表文章，整风补课的时候，他的一篇对个人主义剖析的文章登载在党报上，从此，亨元十分注意这位才子的行迹。
当亨元作为教师在震泽过第一个暑假，偶阅人民日报，发现有他撰写的一篇以古论今的杂文被转载，这是少有的殊荣。使亨元艳羡得很。
既然彼此是同届校友，何不拜访一下？于是，向传达室询问，木玉是否在单位。传达老头问：你与他啥关系？同学。
老头一个电话打到楼上，对方要老头把电话听筒交给来访者直接通话。问：你是那一位？亨元报自己的姓名和学历。说：我记不得有你这位同学了，我很忙，如果没有什么要事，以后再作叙谈。
亨元碰了一鼻子灰，自此痛下决心，再不攀高枝了。
他在上海大字报的海洋中度过了一九六七年元旦。马路旁高高挂起的高音喇叭传递着毛泽东对上海市委持否定态度的＂最高指示＂；一辆辆卡车在闹市区缓缓驶过。
赤膊车厢内戴红袖章的工人造反队员和学生红卫兵把过去上海的显贵人物一个个五花大绑，颈挂纸牌游街批斗。
与亦华等人约定碰头的日期到了，亨元前往马当路她母亲的住处。是弄堂房子二楼，何西、马龙已先行到达。
整套住宅仅华老娘一人在家，所以能容纳三个男教师住下来。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小间里，摊地铺而卧。
马龙自步行串连浦江后回了枫林，因而知道枫林中学的近况：学校大权已被杜行为首的教工造反总部篡夺，成康是狗头军师、叶为成了暗探，专门跟踪同情叶明的人。
在一次批斗叶明的大会上，本想把七个教师一起抓来陪斗，结果只抓到马龙、陶崇以及不包括在七教员之内的龙昌。为此他们四处张贴了＂通缉令＂，意图搞臭漏网的亨元等人。
他们还到七教员每个人的住处抄搜＂黑材料＂，亨元放在宿舍里的箱子已贴上封条。
他惊奇地听着马龙的叙述，一面庆幸自己逃脱了一场灾难，一面又担心未来的处境。他们已经到马龙的家里去捣乱过，会不会串到震泽去抄我的家？
如何与震泽联系作好防备？写信来不及，电话打不通，唯一的办法是拍电报。
阿判自一九六六年十月起已办理退休手续，在家操持家务。街道把这个退休人员列入无偿劳动者范畴，但不大能使唤得动，因而耿耿于怀。
亨元的电文内容是：＂为抄家事，请家里作好准备。＂他以为，自己的处境阿判是知道的，这份电报虽然文字简短些，但能够看懂的。
岂料电报要经过邮电局和街道两个周转环节，到阿判手里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
邮电局和街道的造反派认为阿判大概出了什么问题使外地造反派来抄家，事先又有人来打招呼，是通风报信行为，从而对阿判秘密审查一番。
后来弄清楚此事与阿判无关，才把电报交给了他。亨元想不到区区一纸电文会引起一场风波。
亨元视枫林为畏途，而每月领工资的时间到了，却要硬着头皮回去。一到宿舍，见唯一装衣物的藤条箱已被教工造反总部贴了封条。
晚饭后到校门隔壁一条小弄堂里的马龙家串门，马龙已先行回到枫林，他指着被教工总部的四条汉子抄家时砸碎的樟木箱诉说自己的委屈。
还没有坐多久，四条汉子又闯进了他家，他们是奉命来抓亨元到＂总部＂去交待问题的。亨元心里十分紧张，外表却装很镇静。
他责问＂总部＂有什么权利抓一个曾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过的人（此时，工作组已被造反派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被工作组打下去的人正在争取平反）。
四条汉子理屈词穷，摆出一付想采用武力硬拖他出去的架势。亨元深知知识分子色厉内荏的本质，继续对抗。
四条汉子之一的成康，世故较深，以打圆场的口吻缓和矛盾：＂我们教工总部请你去交换一下意见，总可以吧。＂亨元有了落场势，也就将计就计离开了惊魂未定的马龙夫妇俩。
来到设在第三办公室的教工造反总部。还没有进门，就传来一阵阵口号声：＂保皇派金亨元必须彻底交待保叶明的罪行＂＂坚决斗倒叶明！＂＂彻底批判保皇派！＂。
亨元始终不认为叶明已经达到可以“斗倒”的程度，所以在人们喊这个口号的时候他高呼别的口号，这一异常举动激起了在场的红卫兵愤怒。
正当他们要动武的时候，亨元出乎意料地喊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招真灵，镇住了蠢蠢欲动的造反派小将，＂造反＂的教师更无人敢作出头椽子使矛盾激化。
杜行见师生对亨元的攻势不够有力，亲自披挂上阵，向这个死硬的保皇派刺来一枪：＂金亨元，到今天你还不敢喊斗倒叶明的口号，说明你与叶明勾结得很深，必须从实招来！＂。
亨元在所有教工中最恨的就是＂牙牙牙＂，过去是压在自己头上的一座大山，现在是出卖党支部的“叛徒”。“正义感”使他产生了急智。
他不慌不忙地将绕在头颈里的黑绒线围巾解下，有棱有角地折叠成方块摆在面前的桌上，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纸，缓缓地说：
＂毛主席说过：说话要有根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关于叶明是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该不该斗倒他可以揭发。在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断言他是阶级敌人，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相反，根据现在的政治气候，造反派队伍要进行整顿，一定不能让那些政治扒手混水摸鱼。我在上海看大字报，摘下了中央文革对政治扒手的定性标准，大家可以听一听。＂
孤陋寡闻的＂造反派“师生们不禁竖起耳朵来听＂保皇派＂＂传达＂中央指示。听完＂中央指示＂后，大家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转向＂牙牙牙＂，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象＂政治扒手＂了。
杜行为摆脱困境以攻为守，继续要亨元交代与叶明的关系，但此时＂小将＂们已失去了批判＂保皇派＂的兴趣，而在掂量着与这个＂政治扒手＂合作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亨元见形势对自己有利，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政见，又话锋一转提出藤箱要打开，否则衣服换不出。
教工总部提不出反对意见，就宣布散会后解决，由一名活跃分子监督，让亨元取出衣服后又重新贴上封条。
打开藤箱时，造反派并未注意到里面确有两个记载＂保皇派＂活动的笔记本，亨元暗暗捏了一把汗。
教工造反总部放松了对亨元的监视，并且派人动员他加入造反派，亨元虚与周旋。来到亦华的小房间，秀娴兴高采烈地评论他在那天批判会上的表现。
她说＂参加会议的高中部女同学为亨无的慷慨陈词倾倒。她们认为“七君子”中，只有龙昌和亨元是硬骨头。
皮旦在批判会上的表现最差，为怕受皮肉之苦，＂老老实实＂按照教工总部的指示交代问题。何西是小乖人，一见妙头不对就溜到无锡。
马龙愚忠叶明，在叶被戴上高帽子上街游行时，他和陶崇竟自愿陪着游街。
亨元在“七君子”中威信大增，造反师生中也有不少人对他表示好感。学生造反组织已经分裂成两派：泥腿子和红苗子。
前者以农村学生为主，比较同情七教员；后者城镇学生较多，几个头头又都是工作组培养出来的＂小将＂，与杜行关系较好，因而对“七君子”很鄙视。
还有一个小组织＂俱往矣＂，是亨元前后当过班主任的两个有点文才的学生拉起的队伍，老的和过去的一切持否定态度。
亨元曾应邀前往他们的＂队部＂交流思想，结果，各执已见，没有沟通。
属＂泥腿子＂的一个小分队准备沿国道往西南步行到井冈山，亨元则意欲借步行回震泽探亲。彼此同路，结伴而行。
小分队头头举着队旗迎着刺骨的寒风向前开路，一口气走了三十余华里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仅仅到了西泾，还没有出浦江县界，
千把里之遥的井冈山真的能靠两条腿走到吗？西泾有西去杭州的列车，商量之下，觉得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不坐而搞步行串连实在傻气十足。
于是大家沿铁道线直接上了站台，当看到一列由东而来的火车时，不禁雀跃欢腾。客车在西泾稍停几分钟，串连的造反师生可免票乘坐，但提供的是平时装牲畜的棚车。
亨元和小将们占据了棚车的一角，铺了一些废报纸席地而坐。火车风驰电擎，只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嘉兴，再过去就是杭州了。亨元要到震泽，必须这里下车。
与学生分别后，他独自踯躅在嘉兴街头。去震泽的最后一班长途车已经开走了，只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过夜。好在嘉兴也有＂串连接待站＂，在那里找到了食宿之住处。
吃了夜饭后，就上街逛马路。发现某剧场有造反派的文艺演出，买了张票入座。艺术水平不低，一个演员用几只假面具扮演各个＂牛鬼蛇神＂的丑态：
有的面善性恶，有的色厉内荏。既有娇滴滴的美女蛇，也有满脸横肉的走资派。演员动作灵活，模仿能力又强，演得维妙维肖。
第二十八回
文化沙漠绿洲规劝祖孙息斗且借穷乡一角行善解读语录
次日，亨元乘车直达震泽。阿判见到长子第一句话就是埋怨他拍＂抄家＂电报，亨元考虑问题不周到，只得认错。
不久，围墙也从南京回来，挂了红卫兵袖章，带了一把小提琴，很是神气。
陈三正进入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碰到文革中断了学业，跟着造反师生到南京去串连了一次，觉得无聊，从此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在家里当逍遥派。
围墙谈到南京形势，拥护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一派称＂好派＂，反对许世友的一派称＂屁派＂。
两派争斗，波及江苏全省，连哈哈所在单位小小的木业社也分裂为＂好＂＂屁＂两派。好派较传统，继承共产党的一套办法，易为安份守纪的百姓所接受。
阿判全家感情上靠拢＂好派＂，希望许世友不要倒台，尤其是哈哈，虽不是＂好派＂头头，但热心为＂好派＂人员服务，以稳定社会秩序。
至１９６７年夏天，两派的冲夺终于演变成武斗，江苏各地烽火不断，硝烟弥漫，两派背后均有军队在撑腰，所以除了飞机原子弹外是真枪真炮的内战。
苏州已成为一个战场，经常有流弹伤害老百姓，这是后话。此时的江苏省还是好派的一统天下，集中火力批判党内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瓜子和林茹在湖滨公社虽然受到很多干部群众的大字报批判，主要是生活特殊化方面的问题，上级是保他的，所以还坐在公社第一负责人的位置上。
阿判唯一的弟弟阿德在吴县邮电局支局长的任上积劳过度患脑溢血病休在家。阿判意欲前往探望，在三个儿子陪同下，一起成行。
大串连时期，三兄弟套上三个红袖章等于三张介绍信，乘车、住宿、吃饭都受优待。到了苏州，父子四人起先想住离衙门场不远的串连站，免得给叔父家添麻烦。
可是，一到那里，凭证件只能住三人，阿判无党派、无组织人士，不属串连范围，而且，一个房间摆十几张铺，与鱼龙混杂的各地造反派住在一起，也诸多不便。
于是，大家还是硬硬头皮住到衙门场去。阿德一家自从阿德病后仍搬进二姑母的大宅子内，住第一进西厢房。咸菜好婆早在１９６３年故世。
转业军官伟建已娶妻生女，女儿已长到三、四岁，会唱当时流行的语录歌。
小妹郎在东华文科大学已读到四年级，行将毕业，碰到文革当逍遥派。
三子伟微文革前参军当炊事兵，现已提升为司务长，据说，一个人能扳倒一口猪。
与亨元同龄的伟奋浙江大学冶金系毕业后分配在地处浦江的一家兵工厂当技术人员。
阿德一家对阿判三人的到来接待得很热情。晚饭后，围墙从琴匣里取出小提琴，亨元随身带着竹笛，两人来了一段民乐合奏，博得大家赞赏。
小妹郎深深陶醉在音乐的旋律里；伟建的女儿竟然站在饭桌上跟着音乐翩翩起舞。最后，由善于模仿的陈三唱了几段样板戏收场。
在文革形成的娱乐沙漠中，衙门场１４号成了一块绿洲。
次日，阿判等四人前往穿珍珠巷探望亨元的寄娘。老伴龙生已经过世，老太靠遗产维持生计。
虽然金银财宝几辈子也吃不完，她却一个铜板掰成十个小钱节俭过日子，继承丈夫遗志。对外包括几个非亲生子女严守藏金秘密，装出一付山穷水尽的苦相。
他家唯一的男姓继承人表面上要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内心深处对继母掌管的这份家产虎视耽耽，派出两个儿子轮流与继祖母住在一起。
一方面啃老骨头，另一方面模清祖宗传下的家产，防止肥水外流。
这两个孙子中，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长孙较凶横，次孙尚善良。阿判等四人前往时见到的是次子。“寄娘”看到娘家面上走来了这么多男子汉，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
满肚子的苦水无处发泄，现在总算有了机会。于是当着小孙子的面数落着他的不是。
亨元和围墙边劝边吓地对她的小孙子进行一番是非教育。
善良的小孙子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轨行为，见到戴红袖章的几位远房叔叔，更是怀着崇敬之情，因而对“善待祖母，多做家务”等教导频频点头。
这孩子可惜半年后在穿珍珠巷的家门口被武斗的流弹击中后脑，当场成了冤魂。
从此，凶横的大孙子鸠占鹊巢，联络其他小将，首先对自己的继祖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要给她剃鸳鸯头游街示众。
“寄娘”不堪凌辱，乘其不备逃到东山，在一个雨晚，上坟哭祭过老伴后投身旁边的河浜中，溺水而亡。这是后话。
若干天后，亨元回枫林到学校领工资，见学校各办公室和教室均被学生造反派所占领，教师们大多不上班在家做逍遥派。
亨元又从胡虎那里开了张介绍信，内容是前往吴江湖滨公社参加劳动锻炼。
他回忆起在华星大队劳动虽苦犹甜的日子，而且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毛泽东所倡导的。胡虎因亨元的行动不危及自己的地位，也乐意相助。
亨元从枫林乘车到嘉兴已经三点半，没有车子直达震泽，只得乘车至盛泽。盛泽至平望又侥幸挤上最后一班车。
到了平望，天已经暗下来，汽车站也已经打烊了。他决定徒步二十公里回震泽。
沿着京杭运河岸道行进，妄想运河里南行的船舶能带着他前往目的地。可是，船和人离得太远，船家无法看到他要求搭船的手势，而且即使看见了也难以靠岸。
他转向公路，沿途载货的卡车很多，但根本不理睬他要求“搭车”的手势，亮着强烈的车前灯在他身旁呼哨而过。
亨元放弃了搭车搭船的念头，老老实实靠自己两条腿走完全程。怕损伤皮鞋，索性把鞋袜脱了，赤着脚在公路上蹒跚而行。
走到震泽，已经晚上十点多钟。用热水洗了洗肿胀的双脚即脱衣睡觉。次日，告别阿判和盆子，前往湖滨公社。他对瓜子说明了来意。
她起先认为犯不着到乡下去参加义务劳动，后来又想到兄弟的要求在她是举手之劳的易事，而且，这样做也许确实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好处，就向林茹提出了。
公社负责人倒很支持妻舅的行动，于是把连襟张林请来，要他安排一个离县城近一点，政治气氛好一点的生产队让这个大学生去劳动锻炼。
张林马上想起自己曾经蹲过点的共青大队大陆江生产队，房东是三代贫农，子女都是学毛选积极分子。
张林与共青大队联系好以后，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