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有什么可坦白的，不就是要承认没有犯过的＂罪行＂吗？决不能受＂宽大处理＂的诱惑自投罗网。
不＂坦白＂？他们就要将那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添油加酱用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而男女关系又是最能挑唆群众情绪的。
人们不会去追究其中有没有水份，而被大字报点名的角色将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叫自己如何面对老婆、孩子？如何做人？想到温娴看到这类大字报时的表情，裘星不寒而栗。
当时，和裘星共同负责一个班级的亨元发觉，这位乐天派最近突然沉默不语起来。有一天，他向亨元打了个招呼：＂明天劳动只能由你一个人带队了，我家里有些事。＂
次日，亨元刚走进校门，就看见马林、耿忠、刘仇和袁树四条汉子抬着一付担架往外急跑，担架上躺着的竟然是裘星。
亨元凑近担架想同他讲话，被马林大声呵斥＂不要碰他！＂而止住了。这一刹那亨元看到躺者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口吐白沫；再看看马、耿两位，脸色铁青。
亨元下意识感觉到出了大事了。走到教师办公室，大家都在议论纷纷，才知道裘星服了剧毒药品＂山纳＂。
据说，早晨待温娴上班离家，他打发两个儿子吃早饭并送他们上了学，而后关上房门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山纳＂一饮而尽。
服下毒药后有一番垂死挣扎，从床上滚到地下可作明证，隔壁老农宿舍几位帮助校田插秧的临时工听到从他房内发出的惨叫声，立即报告领导，才出现亨元在校门口见到的一幕。
裘星送医院去了，生死未卜。大多数教师估计，这种一入口就发生作用的剧毒药品，救活的可能性极少。几位消息灵通的教师不时传来医院的消息：
＂医生说发现虽及时，无奈服药太多，挽救的希望很小。＂
＂现在正在作剖腹洗肠手术。＂
＂他已经在手术台上死了。＂
下午三点，宣传队召开全校教职员工紧急会议。马林以极为严肃的口吻宣告裘星因故服用剧毒药品山纳抢救无效于今日某时某刻死亡的事实。
同时告诉大家，他的问题倒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还无法下结论，需要进一步调查。
要求全体与会者对这件事在一定范围内保守秘密，防止阶级敌人乘机捣乱；还指派了一些教师去做死者家属工作，稳定温娴情绪。亨元被委之于调查裘星比较接近的几个女同学的家庭。
亨元知道这件事的份量：究属畏罪自杀或被迫自杀、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取决于有无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女同学的“越轨行为”。
宣传队寄希望于这次调查能供给他们炮弹藉以从窘境中摆脱，而亨元及参加调查的另一位教师却不愿意再给死人脸上抹黑。
也许出于同样的心情，或者，他们考虑到在裘星脸上抹黑，自己也必然染上污点，故而那些女同学和他们的家长在调查中都对裘星的品行予以肯定。
调查结果虽然使马林等人失望，但他们已找到摆脱困境的好方法。在安抚死者家属的时候，他们发现温娴是他们进行政治投机的一只筹码。
温娴品貌端庄，文化层次高，英年居丧，应该再嫁，而县宣传队颇受县第二把手器重的某人最近也丧妻孤身。
若从中撮合，既可以使裘星家属分散注意力，不再追究人命案始末；又可以讨好某人也等于讨好了县里的第二把手，何乐而不为。
但是，要让温娴嫁出去，不能把裘星说得很坏。
否则某人断然不敢娶“畏罪自杀”者之妻。
又不能把裘星说得太好。
如果他没有一点问题，则属被逼自杀，不仅要追究马林、郁仙等人责任，且温娴必定还要怀念忘夫，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另委他人。
南通师爷毕竟手段高明，在一次全校会议上这样给裘星的死下了结论：
＂他在对待女同学问题上是有一些不够严肃的举止，但还没有发展到越轨的程度。宣传队找他谈话是帮助他，不是整他，要整他，大字报早就出来了。
结果，他自己不知想到哪里去，钻了牛角尖。他死了，害了老婆、孩子，照理，自杀责任自负，我们考虑到温娴在事态发生后表现很好，经研究决定：
不按自杀处理，以不明政策死亡定性，参照因病死亡处理，其遗属从优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补助。＂
这一招真妙，温娴对马林感激涕零。南通师爷乘热打铁，从物质生活的优待发展到精神生活的关心，从而把某人介绍给温娴以解除其＂亡夫之痛＂。
她在痛定思痛之余总结出一条教训：过去找对象重感情缺理智，以至跟着温娴受其家庭出身之累。今后一定要找个党员干部。某人正符合要求，所以一拍即合。
若干年后，知识分子寡妇与党员干部后夫的矛盾又日渐暴露出来，温娴第二次婚姻失败，最终与大学里曾暗恋她的另一位同学后续良缘。
１９７１年国庆以后，小道新闻颇多，宣传队的袁树也在与亨元闲谈中透露了林彪出逃摔死在外蒙古的内部传达，但官方未宣布，大家只好偷偷地谈。
终于上面来了红头文件，马林精神抖擞地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不时插进一些内幕新闻。冒良竭力称道周总理的大智大勇，谈到周总理为保护陈毅不受批斗，词严义正对抗造反派时，学着他的腔调说：
＂要批斗陈毅，你们从我头上踩过去好了。＂声情并茂，彷拂他就是周总理本人一样。
亨元对中央的事兴趣不大，自结婚以后，他的精神世界在寻找小家庭的乐趣之中。
那年秋天，他去闵行旧货商店化九十七元钱买了辆号称七成新，实质上钢丝已经锈蚀、前胎有一个大伤疤的二手自行车，骑了回来。
虽然被计萍批评了一通，前来探望女儿的丈母娘也奚落了几句，但靠了这老坦克，亨元和计萍走遍了浦江县每个乡镇。还到闵行化７７元钱买了一只全钢不防震手表。
朱山工作组时期在西林买的那只半钢不防震手表转让给在震泽染坊工作的陈三，阿判做公证人，作价５０元。
这年寒假，亨元突发奇想，踏自行车载苗条女子由枫林至震泽过年，理由是避免挤火车、买汽车票之苦。计萍拗不过他，另一方面认为经济上也许比较划算，采纳了他的计划。
那一天，吃过午饭，亨元先骑车出发，在西泾汽车站等单独乘公交车来的苗条女子，等了很久，对方姗姗来迟，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当天肯定赶不到震泽，只得在西泾借宿。
在大街沿河浜对岸的一家街道办的旅舍借得一个小房间，两人到外面吃了点面条权充晚餐，回房休息。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在外面开房间，虽然房间的陈设是如此简陋。
计萍把包里带着的几条干毛巾放在枕头上和被沿旁以与不洁的被褥隔离。次日凌晨，他们起了个大早，天蒙蒙亮，就在西泾到嘉兴的国道上驰骋了。
亨元顶着迎面来的西风，步履艰难地载着苗条女子骑行。不一回，汗水透过棉毛衫、绒线衫从中山装后背的卡其布上显现出来。
计萍由提包里拿出已削去皮的甘蔗，分一段递给驾驶者吃，亨元一只手握龙头，一只手吃甘蔗，流失的水份得到补偿，精神为之一振，又努力骑行了很长时间。
在沿途各小站都休息一会补充体力，约两个多小时总算到了嘉兴。
苗条女子考虑到此去震泽一直是逆风而行，亨元体力不支，建议乘轮船回震，两人又担心自行车是否能上船？而且，离开船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
听说，轮载自行车要到交管处办手续，急匆匆赶到那儿，给办事人员验看工作证和自行车证，得了张纸头，一看手表还有十分钟就要开船了，亨元骑上自行车载着计萍飞一般奔向码头。
汽笛已经拉响，缆绳已经解开，在船工即将收铆之际，亨元大呼一声＂等等＂，推着车子，拉着妻子迅速踏上船头。
在急出一身冷汗之后，才感到腹中饥饿。幸亏船上有买吃的，两人胡乱吃了些东西，才定定心心等待到震泽。盘算一下开支，计萍埋怨亨元：
＂都是你想出的花招，旅馆费、轮船票加自行车装载费，远远超过了两个人的旅费。＂
过了寒假回枫林，学校里又多了个领导者。县属厂号称赛张飞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以工宣队的身份进驻了枫林中学。马林为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撤走了，郁仙正式调入枫林中学担任人事干部。
学校隶属于镇党委领导。镇革会也换了班子，由县里的一位渡江老干部袁里担任第一把手。赛张飞找亨元谈话，说镇政府要建立教育组以加强与镇管中小学的联系，决定抽他到镇教育组去工作。
亨元觉得由教师上升为干部，也算是重用了，乐于受命。马上去镇政府报到。胖胖的中年汉子、老干部袁里简单吩咐几句之后，把政工组组长叫来，说教育组未正式成立之前暂时由政工组代管。
第三十九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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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元定睛一看，这位白净脸皮、说话牙齿漏风的政工组长，竟是郁仙的丈夫，亦即原枫林镇小学的头头车东。
操着绍兴腔的车东告诉亨元，目前教育组没有什么任务，应当与政工组一起投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中心工作。
不久，县里举办传达中央文件的三级干部脱产学习班，袁胖子带领镇属干部前往浦江。安排好住宿后，袁里回自己家去了。
亨元和车东深入各小组旁听讨论。晚上，大家都休息了，他们却要整理材料上报。材料如果被县里选中刊在简报上，袁里会感到很有面子，免不了夸赞下属几句。
从县城回来，车东和亨元几乎成了袁里的私人秘书。胖子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稿几乎都要他们代笔。
袁里最看得起的还是车东，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起从县城下放到枫林来的，更主要的，车东善于揣摩胖子的心思。
他还有一个特点是脑子里能记住各种杂乱无章的知识，在袁里看来，可以算是一部活字典。尽管有些见解谬误百出，但在那个歪理重复一百遍可以成为真理的年代，倒也是很吃香的。
车东在不能应付胖子各种应酬文章的情况下，想利用亨元这部知识机器。他对亨元的要求是：为袁里的发言写第一稿，再由他修改后供胖子使用。
这样，他自己既可以省掉伏案之苦，又可以高于亨元的姿态在胖子面前邀功。
同“漏风”组长的合作使亨元苦不堪言，陪着这两位领导熬夜已够劳累了，绞尽脑汁写出来的发言稿还要被“漏风”指指点点，这里寻毛病，那里找岔子。
要求他具体指出修改要求，车东不着边际地乱吹一通，亨元对他的东拉西扯一点也没有听进去，索性不作任何修改重抄一遍，“漏风”看了后竟然说改得很好，通过了。
使亨元感到颇为得意的是，袁里在各种形式的会议上照本宣科的讲话材料大多出于他的手笔，自己的思想借枫林镇一号人物胖嘟嘟的嘴巴说出来，未尝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亨元还在全镇有线广播台发表过自己的＂政治论文＂。那是镇革会组织的一次口诛笔伐林彪反党集团的大批判活动，要求各单位推一位员工发言。亨元以枫林中学教工的身份参加了。
镇广播台先叫亨元拿了文章底稿去录音。这天，他虽然受感冒影响，嗓子有些嘶哑，但在录音室里对着这种新玩艺，还是镇定自若地用上海（夹杂些苏州口音）普通话念了自己的稿子：
＂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继续。。。。。。的理论告诉我们。。。。。。。＂
这种满纸标语口号的“大批判”文章，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新“八股”，大家懒得动脑筋，都是从报章杂志上东抄一段、西搬一句凑成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要抄得有头有尾，变成另一篇文章也非易事。亨元很为自己那内容空洞无物而形式要件到位的文章得意。
几天后，他在街上的高音喇叭里听到自己略带嘶哑的声音，精神上得到很大满足。
阿判有时也到枫林来小住数日。亨元买的那辆老爷脚踏车，近七十高龄的他尚能骑行。
经常早晨出发，或前往西泾，或前往浦江，最远去过闵行来回一百余华里，脸不红、心不跳，还在车头上挂点当地土特产给儿子媳妇吃。阿判手面很阔，虽有五十多元退休工资，基本没有节余。
在大儿子家还发生过一件尴尬事，那几天计萍回上海娘家，阿判和亨元同睡大床，父亲在床上吸烟，不慎火星将人造丝绸被面烧了个洞。
阿判十分紧张，他要儿子设法瞒过计萍，否则，他在媳妇面前实在不好交代。
苗条女子回来后，他一个人睡到搁楼上去，由于搁楼只有半身高，头经常撞在横梁上。
亨元看到这种情形心有不忍，再加自行车搬上搬下也很不方便，于是决定与底层住户对调。恰巧１０１室想往上搬，双方一说即合。
论住房面积１０１室是大户，有两个房间，南窗前面还有围墙圈起来的园子。
同宅调换，无需请搬运工。在邻居的帮助下，很快地把大床、大橱、五斗橱等物件搬入＂新居。其它小零小碎靠夫妻俩蚂蚁啃骨头。
计萍把南间作卧室，北间当饭厅兼厨房，还摆了张单人床以备来客居住。
现在有了独家使用的生活区，不必与医生夫妇合用厨房。但是，在吃饭间烧饭油烟味很重，煤饼炉上的煤气也很危险，亨元有过两次煤气中毒的经验。
第一次尚未与苗条女子结婚，借教工宿舍六平方米一个小间给计萍＂养病＂。
星期天，这对未婚夫妻在小间里用煤饼炉烧饭作菜，午饭后煤饼炉不派用场了，舍不得熄掉，按照习惯把炉门关上，使它处于半燃半熄状态，以便晚上启封后再可使用。
两人耽在小间里打瞌睡。不一会，苗条女子把亨元叫醒，说胸口闷得难受。他马上警觉到可能煤气中毒，立刻把窗门打开，同时将杀手煤饼炉拎出户外。
可是，当他准备走回小间时，两腿已无力支撑，在计萍的搀扶下，勉强回到房间。随即小便失禁，口吐白沫、两眼黯淡无光。幸亏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很久，他逐渐回过神来。以后几天，像大病了一场。
另一次是三楼搬到底层后，晚上忘记把半熄半燃的煤饼炉拎出户外；而仍放在北面的吃饭间里，更由于粗心大意，将北窗关闭，南、北两间中的气窗却敞开。他们夫妻俩就这样睡了一夜。
次日早晨，亨元打开新买的红灯五管收音机听音乐，还不觉得有什么异常；苗条女子却说头晕难受。亨元扶她到南窗口呼吸新鲜空气，她竟然衣裳挂着窗插销瘫坐下来了。
亨元一见情况不妙，慌忙抱起妻子往外逃，无奈房门还锁着，耗费不少力气把两扇房门打开，总算离开了危险之地，然后在走廊里喊：＂救命。。。。。。煤气中毒了。＂
这时，自己觉得心跳加剧，两眼发黑，就不省人事地仰卧在走廊地皮上。这是一种面临死亡的感觉，万籁无声，人像跌入深渊。
过了一会儿逐渐感到耳边有轻微而沉闷的声音，终于像正常人一样听到自己周围有人在讲话。睁开眼睛一看，是二楼居民、卫生院工作的钟医生，拿着一只听诊器在自己胸口移动。
耳际传来人们清晰的声音：＂醒了，醒了＂。亨元身体疲软地缓缓坐了起来。钟医生说：＂刚才你心脏已停搏了几秒钟，真是好险哪！＂
钟医生原来住在他楼下。亨元与计萍新婚燕尔，在属于自己的狭小空间里有时你追我逐嬉喜。而她丈夫是边防军官，每年难得回来几次，故大多时间是独守空房，对楼板上这种噪声很反感。
碍于情面还没有到楼上来兴师问罪过，但已经在亨元的同事面前说过：楼上的两位，兴致真好，夜里还要跳舞。现在亨元已经搬下来，同钟医生不发生矛盾。可是，搬下来后却与她有同样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