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知道，真正的枪声远比银幕上的响得多了。他担心到实弹演习的时候会出洋相，因而顾虑重重，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熬到那一天，等于上战场，他抱着＂砍头不过碗大个疤＂的超脱，以漠然的神情面对即将来临的考验。
真正到了那儿，此起彼伏的枪声在广阔无际的海滩上，并不如想象那样震耳欲聋，尤其是自己伏在地上瞄耙射击时，枪声倒反而比听别人的轻。
亨元牢记步枪射击要领，缓缓扣动板机＂卜＂地一声，枪身抖动一下，感觉子弹出了膛飞向远处。三颗子弹，命中两颗，获得＂良好＂成绩。集体总结的时候，鲁军夸奖了他几句。
爆破炸药包比射击难度大，还带点危险性。首先要学会装炸，药。每个民兵发给一公斤ＴＮＴ炸药，然后用牛皮纸裹成结结实实的枕头形炸药包，据说，包得越紧，威力越大。
亨元反复练习多次，总算获得教练通过。进入爆破现场时，发给大家一支象元珠笔大小的雷管。教练说，别看这东西小，一旦爆炸，可以把一只手炸掉。
雷管插入炸药包，再在雷管上放置引爆器或药线，就可使炸药包轰上天了。两人一组进行爆破，其他人为安全计，离开爆炸物五十米以外观看。
轮到亨元和油厂的一个工人两人操作，先把自己制作的炸药包放在爆破地点，尔后，教练取出一根药线和一个引爆器，征询两人意见：＂你们两人谁用火柴？谁用引爆器？＂
亨元与油厂工人都争着要引爆器，亨元唯恐引爆器落到对方手里，苦苦哀求教练：＂我的手平时就容易发抖，外面风又大，划火柴划不出火来的。＂。
教练见一个是戴眼镜的书生，一个是五大三粗的工人，略一思索，把引爆器发给了亨元，并郑重关照：＂你一定要等他点着药线后再拉引爆器＂。
一声令下，两人迅速将雷管插进自己的炸药包，油厂工人一面划火柴一面关照亨元慢点拉引爆器，而他连划几根火柴都说没有点着药线。
亨元紧张得不耐烦了，一面拉引爆器，一面说：＂我不能再等了＂，对方见引爆器已拉出，慌忙再划一根火柴，总算把药线燃着了。
两人拚命向外奔跑，离爆炸物五十米开外才站停，隔了数秒钟，＂通＂地一声，亨元的炸药包响了；又是＂通＂地一声，对方的炸药包也响了，飞得比亨元的高得多，缘由炸药包扎得结实之果。
一九七四年初夏，亨元正在校田里与教师们一起劳作的时候，学校里的一位领导找到田头，告诉他一个消息：
镇党委准备复查＂一打三反＂材料，缺少人手，要求枫林中学抽调一名党员去，因此征求他的意见，如果同意的话，马上到镇复查组报到。
当时，教师这一行是最没有出息的，有这种机会再到镇党委去，而且不在车东属下，当然最好不过了。
镇党委复查组隶属组织组，负责人是镇邮电支局局长，此外有枫林油厂抽来的人事干部、县属厂抽来的一个青年及街道抽来的一个姑娘。
他们的任务是检查文革以来被定性为严重政历（或严重错误）和一般政历（或一般错误）的人员是否有错漏情况，以便重新定性处分。
亨元查阅的一本案卷当事人罗某，是浦江文化馆工作人员，其妻是枫林医院护士。该人出身书香门第，写得一手好字，并精通摄影、绘画。
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均在枫林中学就读。其子酷似乃父，文质彬彬。上台客串文艺节目，正襟危坐讲故事，能起好几个角色，逗得观众捧腹大笑。
罗某在文革中被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一罪宣扬文艺黑线；二罪攻击旗手江青；三罪散布小道新闻。再加家庭出身是破落地主，可以深究其阶级根源。
亨元从卷首到卷末，看到了罗某越来越糟糕的处境。在造反派的车轮大战逼供信下，罗某的神经受到严重刺激，竟然胡言乱语起来。
所交待的罪行都是极其黄色下流的行为。说什么曾经给老婆拍过裸体照，曾经玩弄过幼小女儿的下身，曾经在男厕所设反光镜，．．．．．．。
罗某的这些信口开河交代，造反派未经核实就一一给他定了罪状，于是在政治问题之外又加了顶坏分子帽子。事实上陆某已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在讨论他的案件时，亨元发表意见：
＂政治上的问题，例如攻击江青、散布小道新闻，都是受冲击前群众揭发的，不好翻案；生活上的问题，是精神状态不正常情况下的自我交代，没有旁证，不能定性。＂ 亨元的意见得到全体复查人员以及镇党委组织委员的赞同。在当时政治高于一切的历史条件下，陆某的案件基本上维持了原结论。
文革后，亨元在路上偶遇神经仍然不正常的罗某，心里有一种欠他债的感觉。在复查组工作了近一年，该组织解散后，亨元回到了学校，
刚刚接手一个班级担任班主任，镇党委又把他召唤过去，说镇上要办理论学习班，抽他去当教员。
这时发生了亨元夫妻双双煤气中毒事件，车东看准时机对他施展了小恩小惠手段，派出夫人郁仙前来送上一日三餐，还要帮助倒马桶。
在枫林无亲无故的亨元夫妇俩受宠若惊，原来还犹豫不决是否要再在车东属下工作，此时在＂有恩不报非君子＂的思想支配下，毅然又投到了他的麾下。
车东如此“礼贤下士”，也是有目的的，原来，镇党委准备在一九七五年分期分批轮训下属各支部领导班子人员，地点放在农村。
除了学习无产阶级掌权下的继续革他命理论外，还要参加农田劳动，本来应该由车东具体负责这件事的，他怕下乡受苦，就找到了亨元这个替身。
亨元第三次抽调到镇党委，身价高了很多。党委每一次研究学习理论问题，他都被应邀参加。县里举办干部理论学习班，袁里总把他带上，大会交流时，还要亨元以枫林镇的名义上去发言。
他苦熬了一个通宵，把发言稿递给袁胖子和车漏风看，胖子识字不多，要读给他听，亨元运足中气，读发言稿。
好在经过十几年教书生涯，所写的文章首先考虑的能否上口，而且，读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弥补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的不准确。
这篇发言稿的标题是＂将继续革他命进行到底＂。文章首先指出，这个命题是列宁提出的。
当时，俄国苏维埃政权刚建立，受到１４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国内阶级斗争也很复杂，所以，列宁认为不能埋头搞建设，还要继续革他命。
接着联系我国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小册子上抄录一些现成的论断，再引用几个排比句。这是亨元的拿手好戏，如：
＂老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皮焦肉烂心不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野火春风催又生＂之类．
还列举小组讨论中县属厂领导反映一个戴坏分子帽子的职工，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那年，备有一把三角刮刀，时时刻刻准备进行阶级报复。
亨元读得朗朗上口，袁里听得津津有味，但他还不放心，请与会的上海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提出＂宝贵意见＂。
那些已经喝了几口墨水的年轻人，在浦江县的理论学习班上所听到的都是乡村干部土里土气的陈腔烂调，对亨元有“理论”、有”实际“的发言稿当然欣赏，于是就算通过了。
大会交流那一天，戴着秀郎架眼镜、身材略为消瘦的亨元走上讲台，用洋泾浜普通话朗读自己的作品，念到＂三角刮刀＂四个字觉得比较拗口，索性用本地话读出。
发言结束，引来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会后，袁胖子到处征求对亨元发言的意见。倾向性的意见是：虽无新意，亦无大错。
胖子对这样的评价还算满意，因而进一步对亨元有了良好印象。
第四十四回
子荣父病难喜高龄就医遭拒小镇苟延残喘求生不如厌世回枫林后，马上着手轮训班事务。胖子和漏风对亨元格外器重，相比之下，在枫林中学总务主任位置上调到镇党委教育组的蔡进受到冷落，许多会议都不通知他参加，一个人孤零零吊在办公室。
亨元见此情形产生了测隐之心，在领导面前为他说了许多好话。蔡进原是新松中学校长，山东南下干部，来郊区工作前在长江航线上的一条轮船上担任过政委，工资有九十三元。
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个鸠山先生，从而大家戏称蔡进也是九三先生。亨元闲时也到他办公室坐坐，由于同情之心溢于言表，蔡进很感激，邀请他到家深谈。其爱人与计萍小学同事，因此两人共同语更多。
闲扯中，亨元分析文革形势，认为江青等人待毛泽东百年后芨芨可危，关键是没掌握兵权，又不得人心。掌兵权的老帅们，终有一天会把文革推翻。这些话道出了蔡进的心声，更奉亨元为知已。
农村夏熟时机，镇党委宣布了第一批下乡参加理论习班干部名单：“第二把手”担任学习班第一负责人，亨元任第二负责人，具体负责教学工作。枫林医院一位女医生任支部委员。
亨元第一次有了党内职务，虽然是临时的，仍很兴奋，马上写信告诉震泽家里。岂料，阿判自从春节劳累过度，一天早晨在倒洗脸水时扭伤了腰，遂终日卧床不起。
亨元抽空去看过几次，阿判的情况一次比一次糟。至５月下旬去看他时，他不仅上半身呈瘫痪状态，而且小便受阻。
陈三请凌珍在镇卫生院当医生的二哥前来诊断，开始认为是前列腺炎，采取导尿措施。从此，导尿管一直插在身上，苦不堪言。
计芳不晓得亨元家中有此重大变故，乘出差机会兴冲冲到震泽来探望亲家公，阿判重病在身不能陪同吃饭，在床上哼哼唧唧关照亨元和陈三买些鱼虾招待客人。
陈三已学得一手烹调技艺，鱼虾烧得鲜美可口，计芳一个人独酌也索然无味。由于载他来出差的小吉普已开回上海，他只能在震泽亲家留宿一夜。
阿判病情加剧，不得不由亨元兄弟俩陪往震泽卫生住院。次日凌晨计芳对女婿说：＂你阿姐（指哈哈）哭了一夜＂。
阿判的身体本来是很壮实的，七十岁的人一点也不见老。其所以会患上重疾有如下原因：
一、１９７４年８月，在枫林儿子家住底层外室，煤球炉
放在其近旁，没有几天就患急性肺炎，到医院注射青霉素并住院几天后才脱险，但已元气大伤；
二、那一年冬天又同哈哈到北京探望次子。此时围墙虽已调到北京工作，但只有单身宿舍，条件较差；又加在京期间，阿判游长城、走了很多路，从照片上可看出一脸疲惫之气；
三、为卜良与哈哈的婚变动了肝火。那一年春节围墙夫妇回震探亲，卜良的言行举止引起围墙和陈三的反感。哈哈才痛下决心与卜良离婚。阿判在这件事上受刺激也很深；
四、自纳香人逝世后，阿判怀念发妻之情越来越深。当时社会不开放，老年人再婚视为不耻，阿判缺乏精神伴侣，只得每夜以书报杂志聊解寂寞，睡眠很少，熬坏了身体。
亨元因还要参加理论学习班，不能在震泽多耽，心事重重地回到枫林。他与“二把手”先分骑二辆自行车前往作为办班基地的建新大队察看。
大队党支部书记年轻有为、能说会道，接待镇党委来的客人也很热情。大致商定，暂时让出两间铺地板的办公室给镇党委办的学习班当宿舍，还落实了食堂、学习室、女同志宿舍等场所。
回枫林的路上，“二把手”对这样的安排很满意。学习班约二十余人，下乡后，亨元和“二把手”住里面一间，内有两张可以挂蚊帐的床。其他男同志则在外面办公室打地铺。
这座房子原来是天主教堂，门窗虽已破旧，却很结实。活动内容：上午劳动，下午讲课，晚上讨论。
亨元除了教学外，还要兼管许多具体事务。“二把手”上枫林开党委会议时，则亨元一个人在新建大队唱独脚戏。
这位“二把手”是西泾人，学徒出身，四清中曾提拔为西泾镇党委负责人，由于妻子是资产阶级出身，连累他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文革后期落实政策，调来枫林镇官复原职。
此人资质聪颖，喜欢和亨元谈论理论问题。亨元其实是半瓶子醋，对理论一知半解，常常要搞错，所以虽然两人同居一室，因话不投机，没有建立起友谊。
正在亨元忙于辅导学员阅读张春桥的《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极左文章时，哈哈写来了急信，说阿判的病震泽卫生院已束手无策，经邮电局联系，决定到上海邮电医院去治疗。
要求亨元在指定的那天前往上海十六铺码头迎候。他收到信后，向“二把手”请了假，对学员们说明了情况，就回枫林作准备工作了。
约定阿判由震泽到上海的那天，亨元只身前往迎候地，见三姑母也在等候。不一回，轮船缓缓靠岸，阿判由陈三及凌珍插队落户的小兄弟抬着担架上岸，后面跟着面容憔悴的哈哈。
按计划，向邮电医院拨打电话后，对方派来了救护车。邮电医院对阿判进行了全身检查，发现他脊椎骨上一粒＂算盘珠＂已经变形，压迫中枢神经致使下半身瘫痪和尿禁。
院方说他们没有骨科，病人不能收治，救护车又把全体人员送到了瑞金医院。担架放在医院门诊处，哈哈陪侍父亲。
亨元和陈三去挂号，凌珍的小兄弟打电话通知京剧武生凌胜到医院来，三姑母告辞回家。
骨科医生对阿判敲敲打打一番以后，又在他后背上用很粗的钢针刺进脊椎，进行抽样化验。
在化验报告没有出来前，凌胜到了医院，看在未来妹夫的面上，对陈三一家人很客气，还陪同亨元到住院部要求住院治疗。那里的工作人员说要医生证明。
找医生，医生说等确诊是什么病后再考虑。化验报告出来了，都是阳性。医生解释：阿判患了脊椎恶性肿瘤，＂算盘珠＂已经烂掉了一块。
唯一的治疗手段是手术切除，但考虑到他已达高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还是回去买点好吃的东西作＂保守治疗＂为妥。
家属听其意思是要把病人推出大门不管，虽然认为这有悖于救死扶伤的宗旨，却不敢拒理力争，只是苦苦哀求收下病人。
年龄问题早就考虑到是个障碍，事先已给阿判少报了五岁，并且强调身体原本很强壮，本人又愿意动手术，有求生欲望。
但是任凭亨元等人唇焦舌燥，医生个个表情漠然，无动于衷，还这个推那个，以便摆脱＂纠缠＂。
凌胜想起文革前自己在舞台上摔过重伤，是瑞金医院一位老教授动的手术，问这位老教授现在何处？告知：老教授出国了。武生凌胜遗憾地对亨元说：＂真不巧，否则找到他也许有点办法＂。
亨元想即使找到这位老教授，此一时、彼一时，人家现在也不一定买你账。凌胜看看自己已无能为力，领着他插队落户的小兄弟走了，剩下哈哈、亨元和陈三陪侍还耽在门诊处的阿判。
医生已不理睬这个病人，发下话来：你们可以去华山医院试试，看他们能否给予住院治疗？天色已晚，要走也只能明天动身了。
阿判躺在担架上，不时要为他导尿。旁边有一、二张坐椅，三个人轮流坐在上面打盹。七月流火，室内闷热，轮不到座位的子女索性到室外场地上去纳凉。
亏得哈哈出来时带点蚊香，病人和家属可以少受点蚊虫叮咬之苦。亨元在室外场地上仰望万里无云的星空，心中一声长叹：
如果阿判是有来头的，或者自己当了相当一级的干部，何至于落到这种地步。拿“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作政治敲门砖的张春桥，你对此有何看法？
次日，眼看再耽在瑞金医院已没有意义，就按照他们的建议把阿判转到华山医院试试。没有救护车，如何行动？亨元弟兄俩到街头寻出租车，但出租小汽车放不进担架。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