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发：稳住空军（1）
张廷发
张廷发，1918年4月9日生于福建省沙县，1933年5月参加红军。1937年以后历任太行军区参谋处长、七分区司令员等职。建国后历任副军长、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司令员、政委、司令员等职。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197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委员。本文摘自《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1月上旬，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和会议文件，事前得到毛主席的批准。
抓整顿争取了主动性
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主要精神是军队要全面整顿，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他提出要整掉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和领导班子软、懒、散。在步骤上他提议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说：“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他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指出：“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邓小平还说：“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改的人。”
叶剑英就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影响，恢复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着重讲了四个问题。他强调军队要高度集中，决不充许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提高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要尽快落实政策，推倒一切不实之词，安排老干部的工作，被迫害致死的要昭雪；要自上而下地调整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提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尽管1975年冬至1976年秋，“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一些地区派性斗争重新泛滥，生产下降，但是，军队是稳定的。人民解放军掌握在听党的话，听中央军委指挥的人手里。邓小平、叶剑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及时洞察“四人帮”的阴谋，在关键时刻发挥人民解放军在政治生活中的坚强柱石作用。稳定军队，关键在稳定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军队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那次会议后，邓小平、叶剑英采取果断措施，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迅速调整了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23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军队稳定了，把握了那场斗争的总体，争取了主动权。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毛主席病危不久逝世。邓小平被错误地停止工作，叶剑英也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四人帮”四面出击，加紧篡夺党、国家、军队的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他们深知，人民解放军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障碍，于是把手伸向军队，妄图打开缺口，以便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空军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也把手伸向空军，在1975年秋至1976年秋这一关键时期，他们对空军党委常委实行拉拢、分化、打击等各种卑劣手段，妄图打倒一大批空军领导人，篡夺空军的领导权。
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空军党委于7月31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精神。
这次会议有个前后18天的问题。前18天没有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顿军队的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军队的各级领导班子，整掉“肿、散、骄、奢、惰”和“软、懒、散”以及叶剑英提出的四条，决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的指示精神实质和重要意义，急于讨论编制，算人头帐，会议走偏了方向。
邓小平及时察觉空军常委扩大会议方向有偏，指派陈锡联、苏振华、杨成武、梁必业同志到会，帮助空军常委扩大会走向正确的轨道。在军委和总部领导帮助下，后18天以邓小平、叶剑英重要讲话为武器，解决了空军党委的思想路线问题。会后，经毛主席批准调整了空军领导班子，先是任命余立金同志为空军第二政委兼民航总局政委，10月1日任命我为空军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任命之初，小平同志着重强调说：“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不久，我又见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张廷发：稳住空军（2）
归纳两位副主席的谈话，一句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另一句是军队要整顿。这两句话，也是两副千斤重担。我听了两位领导人这样简单明确，严肃郑重的交待，深深感到形势严重，责任重大。
“四人帮”在空军制造一系列事件
邓小平、叶剑英领导全国、全军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极大地触及了“四人帮”的要害。他们对邓小平、叶剑英卓有成效的工作恶意诽谤，向毛主席做了一些歪曲性、挑拨性的汇报。他们迫不及待地抡起大棒打击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的全军各大单位。在空军，他们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妄图打倒一大批空军领导干部。
第一件是，制造民航总局党委扩大会是“右倾翻案的会”，说“余立金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言论”等等。
当时，民航归空军管。民航总局党委扩大会有什么错？民航的会是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和全套文件，业经毛主席批准转发全党、全国、全军，明摆着是没有错误的事。王洪文利令智昏，给民航余立金同志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等等大帽子。王洪文点名要同我“谈话”，我没去。他要空军党委常委去了的同志捎话给我说：一要传达他的讲话，二要我们按他定的调子“讨论”民航党委扩大会的“问题”，写报告给他。对这件事，我们没有照王洪文的“指示”办，一不传达，二不讨论写报告。我们掂量过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如果照他的“指示”办，民航一批高级干部也要被打。即使打倒了余立金和民航一批高级干部，这事也不会了结，王洪文还会抓住这件事不放，时不时会拿出来打我们。所以，我们空军党委常委大多数同志为这件事承担了政治风险。
第二件是，“打招呼会”、“转弯子”问题。1976年2月25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市、军队大单位领导人的“打招呼会”，要与会人员“转弯子”，跟她走，“批邓”、“批右倾翻案风”。江青在会上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第一书记不做检讨”，给我们施加压力。会上发给空军另一领导人两本极其恶毒、造谣惑众的“大字报选”，要我们传达，翻印下发。我们常委反复商量，还有人三番五次找我，质问为什么不传达，不翻印下发部队？我们回答说没有中央红头文件呀。以此为理由，一不向下传达江青的胡言乱语，二不翻印下发两本反党乱军、祸国殃民的“大字报选”。这件事，在“四人帮”那里是挂了号的，是被“四人帮”定了“罪”要找我算帐的。
第三件是，王洪文制造了一个“杜忠事件”。杜忠是空军驻上海的一个副师长，1968年被派住上海公检法执行军管。他在工作期间，接触到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秘密收集毛主席、周总理的材料。张春桥为掩人耳目，堵住杜忠的嘴，把知情人杜忠抓了起来。杜忠不服，连写四封揭发信向中央报告。在张春桥严密控制下的上海，杜忠的揭发信全落在“四人帮”手上。
杜忠在长期被关押期间，仍然不服，又写揭发信，从空军的组织系统把信转送中央。信由在南京空军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的空军副政委黄立清带回北京。我们对此信的处理，十分谨慎，又完全合乎组织原则。规定此信由分管清查工作的副政委高厚良、政治部主任刘世昌和带回此信的副政委黄立清三人保管。其他领导人不接触，以免扩散。作为政委、第一书记的我带头执行这一规定。我们知道这事非同寻常。它的内容，一头涉及毛主席、周总理；一头涉及张春桥，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
有人向王洪文诬告空军“扩散”了信的内容。王洪文不顾事实，极其蛮横武断地一口咬定我看了信，“扩散”了信的内容，并给空军党委常委戴上“分裂党中央”的吓人罪名，说“这件事是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均为两地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和“七、八、九三个月谣言四起事件（指1975年）性质一样的反革命事件”。
我是真没有看过那封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也就无所畏惧了。王洪文指名要找我谈话，头两次我借故没去。这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空军救灾任务很重，每天几百架飞机进出唐山军用机场，我们在忙这件事。第三次点名非要我去不可，看来是拖不过去了。我到三座门去，王洪文没说几句，气焰十分嚣张，就起身走到我面前，扬起几张纸，好像是什么揭发材料之类的东西，在我面前晃起来。“你看过没有？”连问两遍，我不说话。第三次问我，我大声吼叫，同王洪文吵了起来。这次谈话，王洪文一无所获。
我是准备再一次被打倒的。但是，我还是要讲究一点策略，不能让野心家借口把我打倒。打倒了，就失去了同“四人帮”斗争的阵地，不能完成叶副主席、邓副主席交给的“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的任务。
张廷发：稳住空军（3）
第四件是，南京空军有人揭发黄立清在南京空军党委扩大会上关于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讲话“有问题”。王洪文看了揭发信后，在信上划了57道红杠，王洪文“批示”说，黄立清副政委“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咒骂‘文化大革命’”，“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王洪文武断地“指示”，说黄立清副政委的讲话是我授意的，“第一书记不点头，他能讲出来吗？”他毫不掩饰他们一伙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从这封信人手，砸开空军领导班子！”王洪文还“指示”要我们按他的调子讨论，写报告，并报军委。我们还是不讨论，
不写报告。因为黄立清的讲话没有错，他是按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讲的。
第五件是，“四人帮”要抓空军领导班子的“三种人”。随着“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的深入，空军内部有人向“四人帮”告状，污蔑空军领导人某人是“最阴险的”，某人是“最明显的”，某人是“最危险的”，实质上这“三种人”是同“四人帮”斗争最坚定的空军领导干部。
“病要治，部队也要管”
这时，毛主席病危，邓小平已经被错误停止工作，叶剑英也实际上被停止了工作。“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加紧抢班夺权阴谋活动。王洪文一面派人到空军部队搞“调查”，收集“材料”，鼓励某人“不要怕”，“不要怕被打倒，打倒了，我把你养起来”；一面策划组建空军的新班子，王洪文多次公开讲，“解决空军领导班子，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王洪文逼着空军党委表态，要我们说清楚他认为可以打倒空军领导班子的“问题”。他说，一是对1975年军委扩大会怎么看？二是对“杜忠事件”怎么看？是不是同“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一样的“反革命事件”？三是对中央12号文件怎么执行的？这个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要“批邓”、“批右倾翻案风”，要清查“天安门事件”，“下放的领导干部要请回来”，“第一书记要作检讨”等等。四是“第一书记不做检讨是不行的！”“四人帮”步步紧逼，那时我们处境很艰难，但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是坚决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张廷发是准备第二次被打倒的”。
在1976年同“四人帮”斗争最关键的时候，叶帅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向我打招呼：“病要治，部队也要管。”当时，我对王守江同志说：“我懂啦！”立即出院，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以加强对部队飞行训练的具体领导为名，掌握部队动向。在那些日子里，时刻想到要防止野心家抓权。
不几天，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人会议，陈锡联同志宣布粉碎了“四人帮”！我听后，兴奋得晕倒在地，从内心感到党伟大，人民伟大。倒行逆施的“四人帮”最终是自取灭亡而告终！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同志真正解放了。
众护士：周总理的最后岁月（1）
众护士
本文由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护士口述，由《炎黄子孙》权野整理。这些护士的讲述和她们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感情真挚。
一
1972年初，也许更早些，周恩来就出现便血情况。专家们会诊的结果我们不全清楚，我只是看到周恩来更加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睡眠多则三四个小时，少则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十个小时不合眼。医生劝他做全面检查，他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那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周恩来身体微微一晃，又迅速恢复了惯常那种快速敏捷的步伐。总理现在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重仪表整洁，说这是一种礼貌。
时间所剩不多，看来又顾不上吃饭了。我和小高便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屋里屋外乱纷纷：周总理“失踪”了！同志们紧张寻找，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大家立刻寻到卫生间。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了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凹陷下去……别出声，都不要出声，我们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心血翻呀翻，翻上壅塞的喉咙，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悄悄地旋转。
可是，周恩来双肩一震，眼皮忽地掀起，便听到“哎呀”一声轻唤，周恩来已经抹抹脸朝外急走，一边抬手看腕上的表，一边喃喃：“糟糕，我睡着了呢，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因为我们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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