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如此，英国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段公式，供历史家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参考印证（可是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即可自觉的模仿照抄。各处背景因素不同，时间上的汇集有异，况且如此的改革经过革命阶段，历史家欲考察其经过，既要平心静气，又要大刀阔斧。下节当再叙及）。其程序包括：
改组高层机构：放弃君权神授说、保持英格兰教会权威，但是要执行政教分离，宽容异教徒。从此议会上以公债代替国王对财政之人身责任，国王从此也有职无权。这种措施促成政党政治及内阁制度之抬头。
整顿低层机构：将土地所有合理化，逐渐取消“副本产业”，因而土地所有较前集中，同时所有权租佃关系及地租收入都较前固定而有共同的标准，放弃归并乡镇之市场。
重订上下之联系：公布权利清单（Bill of Rights），保障司法独立，习惯法庭接受平衡法（equity），自此法律更现代化，也更融合于商业体制。此外更增设邮政，建造付费公路。
以上都有促进资产与人力加速交换的作用，于是人尽其财，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符合前段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的说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则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数目字化，这国家也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意识形态通常失之偏激
我们这样解释资本主义，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并着重其积极性。此种立场，和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观点不同。我们不能说以意识形态作主的看法全部不对，只是一般失之偏激。譬如说，西方不少理论家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的优点，好像天赋人权及个人自由全赖它支持，在它掌握之下，一切公平合理，所以在任何社会推行资本主义即是颁布福音。殊不知在很多国家，将过去的经济基础推翻，经常是以暴力方式行之，既为革命，即缺乏个人内在的公平，只是经过长期的厮杀与破坏，余存的力量再度取得平衡，才能开始公平而自由的竞争，而有时仍不能符合理想的节奏。以英国为例，内战即是一座大熔炉，土地经过没收、标卖赎还各种步骤，也在复辟后，片面的接受了物归原主的指令，只是下令的人也知无法做到，才赋予保留的条件。而尤以内战前后，使副本农业失去法律的凭藉，最乏公平，只有强者占先弱者受屈。诸如此类的事例，我们只能说人口增加，社会上交接繁复，新组织需将局面简化，才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豁清局面。今日事过境迁，读史的人已不觉得当时人的痛苦，才承认此举在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有如北魏及隋朝的均田也是大刀阔斧，重定社会秩序，终造唐宋大帝国。我们欣赏其技术之成功，并不一定要歌颂其道德之伟大。
但是，人类既有经济体制，则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则必有高低上下品级间之不平等（即法国大革命时之“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亦表彰在共同功利条件下，在社会产生等级之差别）。这些高低上下之不平等，或系因袭或由新创，积之则成社会阶级。我们纵不满意此中毛病，也当设法救济，例如限制过度的利润、增加社会流动性、使弱者及环境上不利之人仍有社会之保障及突破环境之机缘。
说到这里我们也要再度提及，韦伯等以理想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算社会心理的一段分析，不能算作历史作品。从路德而加尔文而清教徒，由巴克斯特而迄至富兰克林，亦即自16世纪之初，亘18世纪之末，当中经过最少有250年，也难怪宗教思想不能在其中产生巨大的变化。在这250年，查理一世自信为主受难，威廉劳德坚持宗教纪律，他们不可能想象自己违背了经济改革的潮流而终必身首异处。在相反的一方面，普林（William Prynne）带枷被黥之日，以及克伦威尔在韩丁屯（Huntingdon）招兵买马之时，他们只以民主和良心上之自由相期许，也料不到他们的奋斗与日后资本主义之发展互有连带关系。至今还有不少历史家以狭窄的眼光分析此中各种情节，或只能在一时一事间指出直截了当的因果。再不然，则在大范围内将因果关系解释得抽象，而难予置信。其实，一个国家挣扎着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动辄经过数十年或近百年的长距离，其演进必超过各人之人身经验。也只有今日历史之纵深，我们缕列其结局，如上段所述，高层结构低层结构和上下联系中各事项，才发觉它们已自然的造成一个系统。当中之逻辑，即在便于数目字上管理。可是始终无人策划其全部程序，至今历史家也无法充分解释当中的步骤是经何人协定。总之，就是群众运动长期动乱之后，已经过用进废退的方法，产生了上述有经济性格的现代体制。
这样的解释脱离了韦伯和宋巴特以资本主义精神归功于人种及遗传的说法。新教伦理固然可以辅助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亦复可以在天主教之下展开。本书虽在开卷时指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冲突之事例，但朱熹为12世纪人物，海瑞为16世纪人物。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根源倒推回去，则不仅“杨朱为我”，有了充分的个人与现实主义立场，而且斥责他的孟子也在与齐宣王对话时，因着这位君主“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的说法，即反问“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孔子也仍提到“欲而不贪”的说法，而只有在“不义而富且贵”的条件之下，才视“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尚对冉有说，卫国既已“庶矣”（人口众多），则当“富之”，然后才“教之”。下迄西汉司马迁更写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并且“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可见增聚财富，是人类共通的性格（也即是符合“自然法则”）。余英时教授搜集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思想界对商人及商业的看法，带着肯定的态度。他也引证儒家学者的伦理观点，说明他们并无韦伯所谓中国人缺乏清教徒紧张精神的迹象。
因此我们批判中国传统之意识形态，针对其政教合一。亦即是将伦理思想写入法律条文里，未顾及个人及内在的公平，先已用道德名义阻塞社会分工合作，所引用技术上的安排。可是这样并不是说道德可以不要，传统精神之长处必须放弃，才能实行资本主义。最近日本人用神道精神及儒家伦理支持资本主义，新加坡和台湾推行资本主义也未放弃传统精神，值得注意。中国人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习惯与观念，固然妨碍社会流动性及高度分工合作，可是在一种血缘关系之中，获得永存的观念，大而化之，接近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所谓“世界属于生存者”（Earth Belongs to the Living），也仍能在时下国际情势紧张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提出实际的贡献，也可以补助西方个人主义及现实主义之不足。总而言之，我们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技术上的工作，打破“为富不仁”的死板观念，却也用不着把资本主义当作另一种宗教。所以不必坚持一个“道地实足”和“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而且这样的坚持，事实上也做不到。循着海洋上的国际路线发展
从本书的叙述看资本主义的展开，由威尼斯而荷兰，而英国。自英国之后，不出百年，而至法国及美国，至此有普遍被及全球的趋势。不仅各主要国家的开创与维新产生一个前后互相关联的时间表，而且和资本主义不可划分之技术因素，如复式簿记、商业法律、保险业务、造船技术等都随着海洋上的国际路线而普及各处。即剩余资本主义之投资也循着这先后的程序从先进国家至落后的国家。现代很多民族国家，如荷兰、德国与美国，其产生都与它有密切关系。而日本之现代化，印度与印尼之沦为殖民地，亦与之有关。这也是我们必须将资本主义在狭义上固定其为一种技术上之名词的原因。倘不如是，我们随着它的内涵将之扩大，则不知极底。
可见资本主义技术上的功能固为一事，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又为一事。和旧式农业组织比较，新兴商业的结构是一种优势的组织，它将雇佣（employment）与所有权（ownership）互相联结，成为一大罗网。它仍不免常有内在的利害冲突，可是和别的国家产生敌对关系的时候，不论在平时与战时，这优势的组织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即容易将公私的利害结成一元，农业和工商业的因素也能互相交流，即不难动员，将民间的力量发挥在军事外交各方面去。13、14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详第二章），与17世纪英荷间的战争（详第三章），都有商业成分在内，所有交战国都受资本主义支持。而在陆战时将两方因组织差异所导致的力量分出高低，作为明显对照，则以1704年之布仑翰（Blenheim）一役（见第四章注＇74＇前二段）最引人注意。当时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之体制，法国则尚未入流。
从历史事迹看来，大凡海岸线长的国家，农业生产常带商业性质（如英国之出产羊毛，荷兰之畜牧重于谷物生产），面积比较小，过去又缺乏中央集权之体制，常在组织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较大陆性格的国家占优势。而且不仅其民法易受商法的诱导而调节，即存积资本时，商业的财富由于国际贸易之展开，也不难超过农业上的财富。因为前者可谓经常出于变态，后者即企望增进，仍多受天候地理的限制。
国际公法（International Law）之展开也与资本主义之兴起有密切关系。葛洛休斯（Hugo Grotius）所著《战时与平时之法律》（De jure belli ac pacis），被公认为现代国际法先驱，书成于1625年（订正本出现于1631年），时值荷兰独立运动成功之际，而其本人也在荷兰之政治中产生纠纷。虽说书中引证圣经及古典历史，可是他心目中的自然法则是以几何作蓝图（因之也影响到霍布斯及洛克）。他也著重私人财产权的重要。葛洛休斯又提倡克制专制皇权，尊重协议（covenant）和市镇法（municipal law）。这种种着眼，都以资本主义为本位，也都助成资本主义的滋长。
可是17世纪的国际公法，在以后的世纪里成为西欧国家间的习惯法，资本主义国家也挟它对其他国家强制执行。例如鸦片战争时巴默斯顿（Palmerston）并不觉得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有何罪咎，反只觉得中国虽颁布严峻的禁烟条例，向来并未依法照办，一朝突然雷厉风行，还设陷阶惩罚英国绅商，是不合法的。本来法律应当明确的公布，全面执行毫无偏差，如此也可以算作与自然法则中之公平（fairness）的观念符合。可是19世纪的中国在社会习惯上并未进展到这程度，而传统上的官僚组织也没有技术上的能力将广泛的法律无偏差的执行，因之常以道德为前提，在执法时上下其手。这两方之差异，固然可以表示文化进展程度之不同，也在实质上表现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基本差别。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差别并没有完全扫除。
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远东的国家施用压力，不仅仗着船坚炮利物质上之优势，也感觉本身精神与道德的优越。所谓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及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都随着这些条件而展开。这种观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显著改变。只是前已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优势的组织，因之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形下都有将压力加诸劣势组织的趋势。从被压迫的一方看来，资本主义也好像始终与帝国主义并肩携手。这样的观感至今尚存在不少人心目之中。本书虽然主张将两者的界限严格区分，豁除误会，可是仍不能否认上述关连印象之存在。
法西斯主义可算因着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一种变态。本来资本主义提倡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是以各人的私利观作主宰。法西斯则以政治力量强迫将民间经济组成集团，干预所有权与雇佣的关系。资本主义的长处则是，在它影响之下，整个社会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法西斯即将其整个接收过来，一意造成其独断的数目公式，用以支持狭义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它统制之下，自由交换已不复存在，例如劳工就不能脱离现有职位。如果资本主义的架构依旧存在的话，则各企业也早失去其独立自主之性格而承息于国家指定之集团（cor－poration或syndicate）之下。企业家亦被政府征召，为其意识形态服务。主流之外的经验：丹麦与西班牙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上的力量，循着海洋路线发展，好像已在国际间造成一种时间表，随着交通通讯的进步，自西至东，又通过北美洲而再度进入远东。可是当中没有两个国家的反应可能前后完全一致。本书已经提到9个主要国家的经验，即各个不同。可见接受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三个原则—；—；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及技术上支持的因素全盘分配—；—；和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条件，势必渗透过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而通常也有外界的干涉和诱导。因为这种种因素在时间上的汇集无从标准化，也就在进程之中展开了千变万化的局面，也发生了前后不同的结果。只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空前的体制，不可能自然而然、慢慢的造成（参照第一章注＇28＇后之三段），务必经有内外压力，是故也很难在急遽之阶段避免暴力介入。只有人类集体的经济性格，总在各种急遽变乱之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则无庸置疑，所在皆然。
即在本书“主流”之外的国家，一般也可以根据上开的原则简述：丹麦原可算是欧洲北方一雄。丹麦国王曾长期兼掌挪威与瑞典（瑞典在乃世纪与丹麦分治，挪威的隶属关系则延至19世纪）。这国家也曾分别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占有据点，开拓殖民地。也因为丹麦王室的关系，领有今日德国本部之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与荷欠斯泰因（Holstein）。可是这国家的财富，大部分靠渔业及在波罗的海收取过口税而来，用以招募雇佣军，长期在大陆作战，则常得不偿失。而且远洋的发展不如英国与荷兰之近捷。
荷石两个地域间的关系，可谓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人身及家庭纠缠之大成。石勒苏益格原为公国，却是荷尔斯泰因郡主之附庸，历史上两个区域不能分割。荷尔斯泰因原为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后升为公国，石勒苏益格则始终在化外。15世纪之后，丹麦国王兼为两公园之公爵，可是因为境内德国贵族的关系，定立了只有人身上的兼理，而不能在地域上吞并的原则。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会议将荷尔斯泰因划入新成立之日耳曼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石勒苏益格仍在邦联之外。
而且丹麦本土的政治也牵连不少社会复杂的因素。穑夫制虽在18世纪末叶即已废止，但是迟至1830年间，若干封建因素，例如农民无代价之劳力服务，仍不能废止，土地也区分为特权的及非特权的两种，前者付税低。如此都与资本主义的系统之内，下层各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换之主旨相违。并且一般农民的生活极为穷困。
1848年之革命传遍西欧大陆，丹麦采取君主立宪制，正在朝自由主义发展，即与荷石两个地区之社会人士冲突。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多元化，两个区域内以德语为主，新兴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于以“关税同盟”（Zollverein，详第六章）为主之新德国。1864年丹麦被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