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赫鲁晓夫言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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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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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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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而不是简单地划分行为的好与坏。例如，他在评论人们常说的
格鲁吉亚的投机倒把行为时认为，人们总有一种试图搞点额外收
入的诱惑力。那就是投机活动的根本原因。为此他提出的解决方
法是：如果格鲁吉亚人搞蔬菜的投机买卖，国家应该马上就在温床
和暖房里种植那些蔬菜，那么从格鲁吉亚把这类产品运到莫斯科
转售的投机商人就无利可图了。这些产品由国家企业来生产，价
格就会比较便宜些。他批评斯大林从未想到这样一种合理的、积
极的解决办法，而是简单地采取行政措施，亦即逮捕和流放人
。
这听起来很像是用经济杠杆来实现宏观调控的主张。
可以这样认为，赫鲁晓夫看到了人民利益得不到满足与党群
矛盾之间的直接关系，试图用市场、而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作为手
段，来消除这种矛盾。这就把党对于人民的责任放到了一个比较
实际的位置上，对于比较正确地处理政党、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
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但是，苏共能在这个基础上走多远，特别是，能在多大程度上
用于思考和解决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就只能看赫鲁晓夫个人的造
化了。
突破点：反对个人迷信
在斯大林时期，党和群众之间形成了不正常的紧张的关系，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严重
损害。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根
源。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苏共把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突破点选在
了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上。
在
年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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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引用大量未公开的材
料，向人们揭示了斯大林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大搞
个人崇拜的事实，揭露了与斯大林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大量导致党
的干部、党员被监禁、刑讯、流放和处死的冤假错案，指出了斯大林
领导的葬送大批指挥员前程的肃反运动给军队带来的不可估量的
损失。报告对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使苏军遭受重大挫
折提出批评，对斯大林违反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强行进行集体移
民，迫害少数民族等错误进行了谴责。报告认为，个人崇拜违背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党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使
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秩序遭到破坏，必须坚决予以肃清。但赫鲁
晓夫的报告没有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斯大林的
贡献只字不提，并且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
品质和性格，这是带有很大片面性的。
苏共中央稍后几个月发表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的决议，比较深入一步地分析了个人崇拜能够在苏联产生、流行和
造成后果的原因。决议指出，既要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
具体客观历史条件去分析问题，也要从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有关
的某些主观因素来考虑问题。决议认为，从客观历史条件讲，由于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资本主义的包围，它
必须竭尽全力来加强国防，并教育全体人民始终一贯地保持警惕
性，准备对付外部敌人，由于在苏联国内长期地进行着残酷的阶级
斗争和解决着谁战胜谁的问题，党必须同国内阶级敌人和党内的
反对派展开无情的斗争，由于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
化和农业集体化需要克服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和障碍，因而“需
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地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
导，这不能不对一些民主形式的发展起不好的影响”。个人崇拜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辑，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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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其中一个消极后果。
从主观因素讲，决议首先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
一个大理论家和大组织家，认为他“领导了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
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
包围阴谋的斗争。在这个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巨大的
威信和声望”。同时决议也指出，由于取得的成绩，由于所有伟大
胜利都不正确地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对成就的赞扬变成了
对斯大林个人的颂扬，进而开始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
之中，“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
发展”。他“太过分地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
他把国内外严酷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
的某些限制“变成了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准则”
。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在全世界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它带来的既有消极的因素，又有积极的方面。由于
苏共没有考虑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不同情况，各国共产党
也没有作好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所以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迅速传开时，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下子就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地
位。一些执政的党内部矛盾尖锐化，并同人民群众发生冲突，另一
些在资本主义国家活动的党出现党员纷纷退党的现象，党的群众
基础遭到严重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敌对势力则兴高采烈，
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浪潮。
但是，尽管苏共批判斯大林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对各马克
思主义政党来说，其积极意义仍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批判个人崇
拜推动了各国党解放思想、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努力。一个马克
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归
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践有
《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一辑，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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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地结合起来。在东欧各国建国初期，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党的领
导人看到了这一点，作了不少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有益尝试。但是，由于当时苏联道路被描绘成惟一正确的
道路，斯大林的思想被看做惟一正统的思想，所有这些尝试都遭到
了蛮横的压制和打击。在一次次的批判和镇压下，各国党都被迫
向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靠拢，脱离了本国的实际，也脱离了本国的
人民群众，导致了普遍的思想僵化，教条主义泛滥。这是
年代
中期东欧各国及其执政党出现问题和危机的根本原因。对个人崇
拜的批判使各国党有机会重新思考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
的状况，肃清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探索有本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另一方面，批判个人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高度集权、个
人专断的现象，为各国党发展党内民主提供了可能性。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对各国党都有消极的影响，表现在各国党内家长制作风
盛行、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党内不同意见受到压制、民主法
制遭到严重破坏等方面。苏共发起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后，东欧各
国许多搞个人专断的领导人失去了靠山，纷纷下台，大量冤假错案
得到纠正，一些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得到平反。一些党的领导人
有感于高度集权的危害，上台后十分强调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例如新当选的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提出，党应当进行改革，改革
的根本方向应当是民主化。“党是我们人民国家的领导力量，没
有党的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生活的民主化。这
是整个民主化过程正确发展和保证党在这一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
条件。
”批判个人崇拜为当时各国党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探索本
国道路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气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各国党那
里都受到了关注。
《波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观点摘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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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共产党内（几乎包括所有执
政的和不执政的共产党）深刻的信仰危机。如有的苏共党员所说
的那样，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破坏了我们的信仰，揪掉了我们世
界观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斯大林”
。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正确
的。关键是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在很长一个时期，
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被看做赫鲁晓夫的一大罪状，似乎由于
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才引起了苏共内部、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内部的思想大混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进入了低潮。
如果不是赫鲁晓夫，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乱子。甚至还有人认为，赫
鲁晓夫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演变的始作俑者，他全盘否定斯大林
的做法是有意而为之，与后来戈尔巴乔夫毁掉苏共有着内在的联
系。这种观点有无道理？
如果从更深的层面上去看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我们就
应当明确地看到，这种说法缺乏深度。主要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
怎样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在于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批判它，
该不该批判它。和列宁时期相比，斯大林时期一个显著的转变，就
是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逐渐转化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
拜。这种转变使真理变成了谬误。不纠正这种谬误，社会主义就
无前途可言；而纠正这样的谬误，又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在中国
共产党把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变成了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
后，中国共产党也不得不花费很大的力气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的轨道上来，其间同样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对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信仰危机。所以，我们绝不应该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
人崇拜的历史中得出这样的教训，似乎对个人崇拜不应该展开如
此无情的批判。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人在
自己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掌握权力之后，万万不可人为地把对思想
①［美］斯蒂芬
科恩：《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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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变成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轻
者，等于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指导思想等一股脑儿地推上了一条独
木桥，系千钧于一发，使理论面临破产的危险；重者，等于把共产党
的“主义”领进了一条有来无回的死胡同。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无
论由谁来充当领路人，他的面前都是布满荆棘的。我们只能防患
于未然，避免走到这条道路上去。
所以，与其说对个人崇拜发起批判是赫鲁晓夫的失误，毋宁说
是他的一个功绩。这种批判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赫鲁晓夫的失误
在于他的批判不彻底。他把个人崇拜这样一种高度集权体制的必
然结果当成了一切问题的原因，这就本末倒置了。
着眼点：建设一个“全民党
”
赫鲁晓夫对于利益原则的明确认识，和在批判斯大林个人迷
信方面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对于改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然而改革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一触及政治体制，特别是
一触及到执政党这个核心问题，赫鲁晓夫那种改革的锋芒似乎立
即就减弱了许多。
赫鲁晓夫对改革本身充满顾虑。在回忆录中，他对这种忧虑
心情作了一些描述：“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
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
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能把
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
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
利的发展。我们要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
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
”这可以说道出了大权在握的改革
《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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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的共同想法。
这种顾虑，加上当时在认识上尚未把根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
分开来，就决定了改革的命运，决定了赫鲁晓夫只希望把改革限定
在原有体制框架的范围内。他看到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内运行
机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正如许多著作
中公正地讲到的那样，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到整个党的运
作机制渐渐失灵的原因。更多地，他是想用党的系统取代过去凌
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警察系统。倒是在他退休之后反思过去的时
候，反而对党的作用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认为
“：党应当纯粹起
政治上的作用，技术问题应该留给专家们去解决。
”
由于缺乏整体改革思路，在对党自身改革方面，赫鲁晓夫的想
法显得随心所欲、杂乱无章，有时甚至充斥着矛盾。曾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引起轩然大波的“全民党”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
一个例子。
从
年代开始，苏共开始提出“全面开展建设共产主义社
会”的问题。斯大林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没有对国家的
性质、国家发展所处阶段等重大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苏共总结
这一教训后认为，正是斯大林关于随着苏联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
斗争将越来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给社会主义事业，给党内国内民主
的发展，给人民的利益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成了破坏革命法制，
进行无端迫害的理论基础。从这一认识出发，苏共和赫鲁晓夫对
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基础上提出了“全民国家”
“、全
民党”的主张。
年
月苏共全会通过的决议称，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
并向建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苏共认为，在苏联，剥削阶级早
已被消灭，社会主义不再分裂为反动的阶级和进步的阶级。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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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发展和巩固了，
社会对抗永远消失了，人民在社会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形成了。
因此，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这
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已经实现。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停
止，发生了以往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局面，国家终于不再成为阶级的
统治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无
产阶级民主变成了全民的民主。全民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
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自治的道路上的
极重要的里程碑。历史上第一次在苏联形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它
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工具。苏共对
苏联由阶级的国家发展成全民国家的过程明确划分阶段，并进行
了论证：在
年代中期以前，苏维埃国家具有鲜明的并为法律所
确认的阶级性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在
年代中期到
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逐渐改变其性质，越来越从阶
级的国家变为全民的国家。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两次代表大
会之间，苏联完成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
全民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