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华东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解放孔子故里曲阜。
7月6日，陈（毅）粟（裕）野战军发起睢杞战役，连下睢县、杞县，活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
7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攻克襄阳，生俘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了全国战场上的主动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且眼下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170万；而国民党的老对手——共产党军队的数量，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人，并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土和拥有占全国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资源雄厚。
国民党的作战方针已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又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成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
在东北，截止到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了57万，蒋介石三易统帅，未能挽回颓势。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官后，经过整顿，虽然手中还拥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计55万人的实力，但已被东北野战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陷入欲退难舍、固守无力的境地。
卫立煌心中明白，手中的55万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东北野战军的打击，其中有些是被歼后重新组建的。
就连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也伤痕累累，战斗力大为下降。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彼此孤立的战略据点内国民党军队，犹如三叶扁舟浮在茫茫大海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罗荣桓麾下的百万雄师和占东北总面积97％的土地与86％以上的人口。
实力的天平已完全倾向共产党军队一边，一场战略决战，将要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展开。大战之前，一片宁静。
在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报纸仍在散布陈词滥调：“沉寂半年来之东北战局，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军决不放弃东北！”
然而，隐藏在这后面的，是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在东北战、守、撤战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1948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事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当时，摆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国防部面前的，有两种可选择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据点，坚守东北；二是放弃东北，将数十万部队撤入关内。
早在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就向蒋介石提出过撤出东北的建议，敦促蒋介石利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期，沈阳、锦州间兵力较少的机会，“撤出满洲”。蒋介石的态度是：“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这样终于错过了撤出东北的机会。
5月6日，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高级将领飞抵南京，聆听总裁面谕。蒋介石表示，决定以全力支援东北。
6月间，蒋介石致电锦州守将范汉杰，令其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而“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
直至8月初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确定的方针仍是：固守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其实，蒋介石也意识固守东北孤立据点的危险性。他在其一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决心，则沈阳20万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决计“固守”东北，蒋介石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其它原因：其一，蒋介石始终认为：“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其二，蒋在东北仍有55万兵马，固守几个孤立据点，他还是有信心的，认为东北野战军没有强大的炮火，也没有攻打重兵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但在如何固守东北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将领发生了严重分歧。
蒋介石曾允诺“支持卫立煌保全东北”。后来，他看到锦州有被袭取的危险，就敦促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锦州铁路线。主张以周福成的第八兵团部指挥第五十三军和第二○七师守沈阳；将驻沈阳地区的主力第九兵团（辖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移至锦州地区。
然而，这一方案卫立煌及其手下高级将领大都不赞成。
卫立煌认为，“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当时东北野战军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邦子。由沈阳打向锦州，中间需经过辽河、新开河、绕阳河，部队极易被切断、分割包围，且道路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和大部队难于通过。所以卫立煌主张固守沈阳，加紧整训，伺机出击，扭转战局。
早在2月20日，蒋介石就派国防部作战厅长罗泽■、副厅长李树正携带撤出沈阳主力的方案征求卫立煌的意见。卫当即表示不赞成，并派郑洞国飞抵南京见蒋申述。而蒋则让郑洞国转告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2月25日，郑洞国返沈阳复命。
当天，卫立煌即召集高级将领研讨蒋之方案。各将领几乎众口一词“集中兵力坚守沈阳”，不同意蒋的计划。卫立煌又派赵家骧、罗又伦飞赴南京再次向蒋面陈。
直至4月初，蒋也没有说服卫，只好同意在东北暂时保持现状。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又督令卫立煌发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还是按兵不动，再派赵家骧、廖耀湘、罗又伦到南京。
直至1948年8月4日至6日的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卫立煌仍然不肯挪窝。他认为：“一、判断东北共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则采取围困办法。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能轻举妄动，须应付共军10月攻势。三、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
9月初，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又提出一个新方案：放弃锦州，守锦西以西，拆除沈锦段铁路，将锦州兵力用于沈阳，打通营口海口，接长春部队回沈阳。这是一个经营口逐步撤出东北的计划。
可是直到东北野战军大部队挥师南下，东北国民党军亦没有形成一个上下共识的作战方案。就在此时，东北野战军拉开了辽西大战的序幕。
9月12日，战略决战的第一枪，首先在北宁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打响。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由建昌出发，奔袭山海关至滦县之敌。至9月17日，先后攻占了昌黎、北戴河等要点，切断了国民党军自华北增援东北的陆上通道。
9月13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由台安、北镇地区隐蔽南下，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了义县敌军逃跑退路，打了义县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随后，第八、第九纵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锦州，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及其所部15万兵马围得铁桶一般。
范汉杰曾以数个师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同东北野战军争夺锦州至义县的公路和锦州外围高地，结果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和炮兵纵队也相继进入锦州以北地区。
至此，东北野战军彻底切断了辽西走廊，将沿该通道部署的国民党军分隔于锦州、葫芦岛和秦皇岛以及山海关三个地区，并完成了对锦州守敌的包围。
范汉杰惊诧：“共军来者不善！”
卫立煌疑惑，难道预料中的10月攻势提前开始了？
9月30日，上午，双城镇。林彪、罗荣桓及其作战指挥和保障机构人员此刻正奔向双城车站，前往辽西。
为迷惑敌人，装载林彪、罗荣桓和东北野战军指挥机构的火车，没有直接南下，而是先往北走，经哈尔滨后又转向东南，驶向牡丹江。晚上10点多钟，列车突然转向西北，经昂昂溪南下。在这趟军列的第5号车厢内，林彪正对着地图沉思。与5号车厢连接的，是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车厢。
在一个多月前，为了适应东北大规模作战和下一步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对东北解放军的领导进行了调整。8月14日，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委，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繁杂的大量地区性、事务性工作交给了高岗等东北军区领导，林彪等则移师辽西，专务作战。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南下，标志着国共两党在关东的决战，进入了“临界”状态。
然而，这场大战的筹划与决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1948年的2月7日，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还未结束之前，毛泽东曾电示东北野战军：
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提出了“争取全歼敌人进入东北的兵力”的任务。
4月18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召开会议，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讨论了东北作战的方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长春，以解除后顾之忧。
4月22日，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复电，同意东北野战军先打长春的方案。
为了组织长春方向的攻坚作战，组成了由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并以原辽东军区机关为第一前线指挥所机关。东北野战军决定，以七个纵队的兵力攻城，用两个纵队在四平以南阻敌，以三个纵队在沈阳附近牵制敌人，计划在十天至半个月内结束战斗。
5月下旬，长春守军出城抢粮，遭到东北野战军的打击。随即，林彪决定乘虚而入，以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发起试探性进攻。
5月24、25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六纵队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争夺战，占领了长春西郊飞机场，消灭敌军两个团。由于投入兵力有限、伤亡过大，敌军防御工事坚固，东北野战军决定停止攻城。
6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对长春采取慎重的“长围久困”方针，并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吉林会议林彪未出席，会议由罗荣桓主持。
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攻势，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布“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出入”的命令。
会上，针对“禁止行人出入”问题，有人问：如果老百姓出城怎么办？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此话一出，众将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李作鹏和周纯全，顿时哄堂大笑。原来，这两员虎将在战争中都失去了一只眼，成为名符其实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罗荣桓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坚定地说：“对群众要收容、安置。”最后，会议决定，主要阵地不让任何人通过，至于其它方向，个别情况个别处理，缓冲地带要疏散。
此时，长春已经成为一个碉堡林立、兵马聚集的战场。城外，东北野战军数个纵队铁壁合围，将各个关口隘道堵了个水泄不通。城内，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第六十军和新七军等部10万余众死守。
尽管沈阳“剿总”每天派几架飞机空投下粮食，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林彪异常谨慎，迟迟夫发进攻长春的命令。
7月间，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再次讨论东北形势和东北野战军作战行动。
认为，如果攻击长春一举全歼守敌没有把握，则对以后作战影响甚大；应待热河秋收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8月中旬时，以最大的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
这个意见以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名义发向中央军委。7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7月30日，军委又来电：“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经过反复酝酿，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把北上打长春的计划改变为南下北宁线作战，确定了打锦州的决心。改变作战方针后，东北野战军开始了一系列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8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正式分开，野战军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负责，随主力南下。29日，东北野战军以林、罗、刘、谭的名义发出南下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指示强调：暂时放弃攻击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是为了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早日到来。
9月1日，东北野战军在原第一、第二前线指挥所机关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东北野战军将原有的东线、西线、北线三个后勤司令部改编为五个后勤分部，倾全力保障大部队的供给。罗荣桓亲自抓后勤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分部就筹集到了3000万斤小米、10余万斤大米、数百吨油料和被服。。东北野战军还动员了担架1。3万余副，大车3。6万余辆，组织了由省、专区、县负责人率领的火线参战民工9。6万人，加上后方支前的民工，总计达到160万。
9月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电，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要他们做好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东北野战军总部分别向各纵队、独立师下达了作战命令和动员指示，在北起长春、南至唐山的千里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北宁铁路线上，东北野战军以第二、第三、第四等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及一个骑兵师的兵力，长途奔袭，分别包围了北宁铁路线上锦州至唐山间各国民党军防守据点；在北线，以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执行继续围困长春的任务，并以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之敌北援；战线的中段，即沈阳地区，东北野战军以第五、第六、第十等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之国民党军。作战命令下达后，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如离弦之箭。执行长途奇袭的部队，夜行晓宿，封锁消息，分别采用铁路输送和徒步开进等运动方式，向预定战场开进。少数部队则担负战略佯动，大造声势地向长春方向前进，以迷惑敌人。
9月12日，南下北宁线作战开始。。至9月29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了河北境内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