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见我来了，都住了嘴。
阿忠的妻子撇下我们，躲进了里屋。
我感到了气氛的尴尬。
草草吃完饭后，阿忠善良的老母亲叫住了我。
今天阿忠老婆气坏了……她听到人说，说灯明你在外面挣了大钱，回到家来，给了阿忠几千块钱，所以整天在我们家吃饭，不上你大姐家吃……
这是哪个家伙造的谣？我气急败坏地问。
还有谁？就是你的大姐，是××听到的，告诉了阿忠老婆……你看，你从北京回来，我们好心留你在家吃饭，反而受这样的冤枉……
然后，阿忠母亲把我以前存放在阿忠家的几件生活用品提到了门口，叫我拿回去。
我多年前从医院偷来却不敢骑的那辆自行车，就是送给阿忠骑的。
阿忠也把车推了出来，说，咱们还是“划清界限”吧，这车你也拿回去。
我推上车，但没有推回家，而是到了公路上，一用劲，自行车冲出公路，“哗”的一声，掉进了河里。
我以这种方式，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我没有亲耳听到大姐这样“造谣”，但我十分了解大姐的为人，阿忠老婆听到的话，极有可能是从大姐口中说出来的。
因为，我太不给大姐“面子”。
尽管我回家乡后，在大姐家也吃过那么两三顿饭，但因为从前的隔阂，我平时仍然不愿上大姐家吃饭，而宁愿到朋友们家中蹭饭——这，又让大姐感到没“面子”。
以大姐的为人，倘若我在她家坐着吃上十天半个月（更不用说一两个月了），她不把我像赶一个乞丐一样赶走才怪呢——比她好上无数倍的二姐已经赶我一回了。
我很想找大姐理论一番，或是臭骂她一顿。但是，我忍住了……
这一个晚上，我失眠了……
当别人误解我的时候我总是沉默沉默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反驳
当世界遗忘我的时候我一个人过幸福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传说
当敌人越来越多朋友都离开我 当爱情变成一种负担却无法解脱
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有话要讲给我一点酒让我有勇气向你吐露我的悲伤
我不是沉默的羔羊我也有梦想当明天太阳照在我的脸上我一样散发光芒
这一个晚上，我反反复复听着赵传唱的这首《沉默的羔羊》——
羔羊也会怒吼沉默是一种力量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在现实中学会坚强？！
2000。4。1 雨
中午，跟自己赌气，把自己狠狠地饿了一顿。
又“享受”到在北京饿肚子的滋味，好玩，活该。
世俗如此可恶！
但愿阿忠不会误解我，更但愿她妻子能够醒悟。
本打算在家乡多呆几天，看来得提前出发了。
我已经捱延太久了。
必须出发！
我已经身无分文了。
我去西地向三姐要了50元。
我也特意去到同村的大姐家，向她借钱。
我并非“真心”去借钱，只是想给大姐一个考验。
当着大姐和大姐夫的面，我说，阿姐，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要去北京，路费不够……
我并不希望大姐突然发起善心来——我并不愿她这时借钱给我。
第十六章 沉默的羔羊（4）
果然，大姐叹了一口气，说，真的没办法，赶上这段又买谷种，又买肥料……
大姐夫坐在灶前，低头不说一句话。
没有……那就算了。
我转身，带着胜利的微笑，大踏步走出了大姐家。
大姐会没有钱，鬼才信呢！
我真想永不再踏进大姐家的大门。
哥哥大水如果活着，我只要说一声，他即使自己没有钱，也会去借来给我。
可是，他再不能帮助我这个残疾的弟弟一分钱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家之前。
堂哥写信给我，说老家正在做族谱，叫我去问一下二姐的生日，好上族谱。
我去了二姐家，说明来意。
我又不是他们缪家人，上什么族谱……二姐一反平日的温柔，大发脾气。
你告诉一下生日就得了，发什么火嘛……二姐夫说。
你不愿说就算了，反正又不是我要……我说完，出门，骑上车，走了。
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最后的“亲人”！
我拎上简单的行李，离家远走。
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节了，我已经没有了给亲人们上坟的心情。
亲人们若见了我，是否会更加的哀伤呢？
我在“卑贱地活着”
我去了市政府，向一向关心我创作的市委党校校长黄兰英大姐借了300元钱作路费，打算直接去北京。
菩萨心肠的黄大姐还给我提了一个建议。
原来，前几天，国内一家名扬海内外的残疾人艺术团来到本市演出，黄大姐负责接待的，她觉得该团演出时，主持人的串场词十分一般，没能起到烘托表演的效果。
黄大姐建议我去跟随该团几天，替他们写一下串场词，她觉得我肯定能写得很好。
黄大姐当即和残疾人艺术团的团长通了电话，敲定了此事。
他们正在隔壁县演出，你快去吧。黄大姐说。
这一去，使我既定的人生轨迹转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
促使我“转弯”的，是在跟随残疾人艺术团期间的一次偶遇。
在邻县的大街上，我邂逅了金秋公司的同事小梁夫妻俩。
小梁小俩口在金秋公司下属的一家工厂当工人期间，多次受到厂长的不公正对待，我在林金秋面前仗义执言，帮了小梁夫妇一些忙。
这次，他乡遇故人，我们都分外高兴。
小梁夫妻正在街头摆卖炒瓜子——去了壳的葵花子，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亲眼见到小梁夫妻火得不行的小生意。
他们告诉我，由于是全城独一家，他们每天纯收入少则七八十，多则两三百。
这让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口袋向黄大姐借来的钱，如果买了火车票，就所剩无几了，到了北京，搞不好又要挨饿，我何不也像小梁夫妇一样，先卖上一个月炒瓜子，挣上千儿八百的再去北京？
2000。4。23 星期日 雨
从终点又回到起点，人生，又划了一个圆。
跟随××残疾人艺术团十几天，短暂而又漫长。
自己总是患得患失，要知道，人生已经经不起太多的浪费了。
想想赵梅泉、江炜、陈绍勤（残疾人艺术团中的演员），自己的生活是何其的浑浑噩噩。
是否可以放开一切，而后再去追求一切？
到了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在燕妮（外甥女）的发屋写下这段日记，外面，雨正疯狂地倾泻着，我知道，人生道路上还有如斯风雨，等待我去冲破。
2000。4。24 星期一 阴
什么叫中国
过去我没有把握。
如今我才知道
她就在我胸口跳
什么叫中国
现在我才有把握。
是母亲的选择
我与生俱来的光荣
——中巴上听到的张雨生的歌
看着命运把自己东抛西掷，才感觉到什么叫人生的悲凉。天又下雨了，没有爱，天空总是阴郁，没有阳光，谁又知道，我的下一站会是什么地方？
——写于车上
我也到邻县看了雪妹。
四年不见，雪妹头发蓬乱，满脸憔悴，看得出，她的生活不曾有丝毫改变。
“结婚七八年，我们一直吵个不停。去年，我闹到法院，法院的人让我把结婚证押在法院，说如果四个月后他再不改，就判离婚。四个月过去，我也没再去法院……看在女儿的分上，我也不再想那么多了，过一天算一天吧，好好把女儿养大，人一辈子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雪妹的话，让我黯然。
我，又能说些什么？
决定卖炒瓜子后，我乘长途车到了温州。
去了壳的葵花籽，在温州才能批发到。
堂侄女小珍、小琴也在这座大名鼎鼎的城市。
十几天的奔波，我口袋的钞票已所剩不多了。
小珍知道我的困难后，找了她的老板。
老板，把这个月的工资先支一点给我，我叔叔……小珍说了支钱的原委。
是给你叔叔吗？那就不用支了，我送给他一点吧。老板说。
原来，小珍把我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那篇文章带到了厂里，老板也看了。
第十六章 沉默的羔羊（5）
离开温州时，小珍的老板开桑塔纳送我到了车站，并掏出300元递给我，说，一点小意思，我挺佩服你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老板的名字应该是郑忠义，开着一家鞋厂。
我从温州带了一些去了壳的葵花籽，在福建一个叫福鼎的小城试着卖了两天，挣了几十块钱。
我之所以选择这里，因为它靠近温州，进货（葵花籽）方便，又不会因为和小梁夫妇在同一城市而抢了他们的生意。
我特意跑到两百多公里外的凤翔村，把好友雨晨鼓动到了福鼎，和我一起卖瓜子。
雨晨几年前偏瘫，完全失去劳动力，只剩一边手一边脚是好使的，一直闷在家里，我觉得卖炒瓜子挺适合他，也想帮他自谋一条生路。
我们在福鼎的一家旅社租了一个小房间，安顿了下来。
我们买了两个小煤球炉，两个炒锅，然后，雨晨挑着，我用自行车推着，分头出去卖。
雨晨第一次卖，是我陪着去的。
他一瘸一拐地挑着担子。
我们到我上次就看好的一座桥上，这里来往的人较多，城管又不管。
我给雨晨做了示范：怎么炒，怎么包装，怎么叫卖……
从下午到晚上，我们挣了十几块钱。
回旅社的路上，街上闪烁的霓虹灯映着我们疲惫的脸。
商店里，高档音响正放着李克勤的《红日》：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
这首激昂向上的歌，曾经是学过音乐的雨晨，在卡拉OK里几首拿手的“金曲”之一。
而现在……
“啪”的一声，我被从遐想中惊醒过来，一看，雨晨跌倒在地，挑着的煤炉也滚到了一边，瓜子撒了一地……
一次， 我看到天色有变，抢在暴雨来临之前回到了旅社。
而在另一处摆摊、行动比我迟缓的雨晨，却被淋了个落汤鸡。
他一回来，把担子往地上一摔，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妈的！卖什么鬼瓜子……”
我没有找到固定地点，到处打游击，经常被城管撵得像一只落荒而逃的鸭子。
2000。5。29 星期三 多云
因为饭没烧熟，中午，又吃了一顿夹生饭。由于这又硬又生的“饭”实在难吃，我和雨晨都没有吃半饱，剩下了一大半在小锅里。
烧饭前，雨晨本已交待多放点水，上回的夹生饭吃怕了。一肚子难受的紧，我本想让雨晨去放水，可钢精锅一到他手上，我又拿了回来，他一只手，不方便……
这是那段“卖瓜子生涯”留下的唯一一篇日记。
整整一个月，我们这两个残疾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地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塞林格）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算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但是，我的确是在“卑贱地活着”。
不想多费笔墨渲染我们卖瓜子的艰难了，只说结果吧：
我们最终没能挣到一分钱，反而亏了“血本” ——当我们狼狈地回到凤翔村时，我们两个人的口袋里总共只剩下5块钱。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海煎熬了两天
我被困在了凤翔。身无分文，又怎么再去北京呢？
一天， 凌霄从辽宁打电话到雨晨家，得知我正在凤翔，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
原来，凌霄准备在辽宁开发食用菌生产，急需一批蘑茹菇种。
凌霄说，如果我能帮忙送一批菌种到辽宁，还可以在辽宁帮他两三个月的忙，他会按月开工资给我，这样，我到北京也就不会两手空空了。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于是，押着七大箱五六百瓶蘑菇菌种，我从南方开始向几千公里外的北方“开路”了。
先由公路到了上海。
友人晓东在上海“接应”了我。
六月天，上海热得像个大火炉，由于晓东的住处太狭窄，我只好雇了车把菌种东搬西挪。
最后，在晓东朋友的一块工地上找到了地方。
这一折腾就是一天。
天黑了，我打了一辆的士，去晓东那儿。
的士司机八成是见我一副又脏又乱的“流浪乞讨人员”相，说，就不打表了，你待会给10块钱就行，开开商厦离这不远。
绕了几个弯之后，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说到了，前面就是。
我付了钱，下车一问，才知司机骗了我：这儿根本没有开开商厦。
我又拦了几辆车，几个司机一看我，都认定我是个“口袋没钱的主”，坚决拒载。
到底有一个司机让我上了车。
打了17块钱的车，终于见到了晓东……
晚上，我和晓东他们挤在小屋里睡觉，电风扇呼呼地扇了一夜，我还是热得一夜没睡着。
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在上海煎熬了两天。
第三天上午，我到放菌种的工地，发现菌种由白变黄，大部分出现萎缩和出水的现象。
这是菌种变坏的迹象。
我打电话问凌霄，菌种很可能遭遇高温变坏了，还运到辽宁去吗？
第十六章 沉默的羔羊（6）
凌霄也急了，叫我先向晓东借800元作路费和运费，无论如何，先把菌种运到辽宁再说。
翌日上午，我手持到辽宁开原的火车票去办理菌种托运手续时，被告知，玻璃瓶需钉木箱，否则不予托运。
这时，离开车只有两个小时了。
临时上哪儿钉木箱去？我简直有些绝望了。
这时，一个“黄牛”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兄弟，我们帮你搞上车。
多少钱？
500。
我想了想，罢了，正常托运的话，费用肯定高过这个数（我事先计算过），最主要的是，菌种怕高温，一天也不能再拖了……
行，500就500！
那个“黄牛”一招手，闪过来五六个人，将七大箱菌种一人一箱拎着就走。
我忐忑不安地跟在他们后面，不知道会是一个怎样的“下场”。
这些专吃铁路饭的黄牛们，竟然从货运通道大摇大摆地进了车站，找到了开往辽宁方向的那辆列车。
他们先上车跟乘务员“谈判”，然后把我的东西全部拎了上去，我给了他们500元。
领头的那个“黄牛”死活又向我要了一百块钱，说，刚才给了乘务员一点“意思”，他会帮你打“掩护”。
不愧是乘警长，警惕性还真高！
整列火车，我是第一个上车的乘客。
乘务员把我的七大箱菌种分散放在不同的位置，还把其中的三箱“藏”在了不知何处。
如果有检查的，你别说这些东西是你的，记住！乘务员叮嘱我。
一个半小时后，火车离开了上海。
在火车上，我遭遇了“惊险”的一幕。
由于开着空调，冷气使我感到了身上的单薄，便在衬衫外面套上了一件旧西装（这还是凌霄多年前送给我的）。
由于连日的奔波，我头发蓬乱，胡子拉碴，一脸憔悴。
偏偏我的那件衬衫又太长，西装又太短，“长装短套”，样子颇为滑稽。
加上我个子矮，驼背，我这从头到脚的奇特的“光辉形象”就格外引人注目。
有一回，我上厕所，一名乘警在厕所门口拦住了我，问，有车票吗？
仔细看了我的车票后，他走了。
回到座位后，不久，乘警长出现在车厢里。
我不知道，乘警长是不是那位乘警招来的。
乘警长竟然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不愧是乘警长，警惕性还真高！
我竭力使自己自然起来，一一回答了乘警长的盘问。
乘警长看了我的车票，我还给他看了刊登我文章的那张《北京晨报》。
那个心中有鬼的乘务员吓坏了。
他拿了两包红塔山，不露声色地放在了乘警长面前。
乘警长没问出什么破绽，抓起面前的两包红塔山，走了。
好险哪！
由南到北，30多个小时，我和“走私”的菌种一起，抵达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辽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