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这样总结英国使团的不妙处境：“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中国人并非一贯封闭，他们也喜欢贸易，特别是沿海居民，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譬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清王朝建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一些广东和福建人很早便侨居东南亚，也算是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吧！譬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遇到有不少的中国人在海外谋生。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从事着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做大买卖发了财的。
中国人数量的剧增和取得的成功让荷兰人感到恐惧。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后对中国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中国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远离祖国贪图发财，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马戛尔尼来中国的那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2、天朝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下）
1793年6月19日，在出发9个月之后，英国人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海面。他们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礼物”改成“贡物”。在天朝，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是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和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他们对英国人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以前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要知道，即使在英国国王面前，马戛尔尼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听到后很不高兴，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他还是格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在形式上，马戛尔尼好像取得了胜利，但也为这次外交失败埋下伏笔，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特使单腿下跪是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
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乾隆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4点左右，英国人终于来到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无边的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灯笼的微弱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静静的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的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下跪。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瞧，多么醒目的一群人！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随后，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作为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接着，斯当东父子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皇帝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看来，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一些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阿兰&；#8226；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天朝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它们的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优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因为有人还因为礼节问题丢了官。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873年的事了。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乾隆帝见面，他们的外交请求也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不如我们来看看乾隆帝发给英国人的诏书吧。
诏书上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词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长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国的请求，破坏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的份上，我已下令让有关部门收纳你们的贡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告知。”（柏杨：《中国人史纲》）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天朝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懊丧之余，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前往广州，他们的舰队在那里等待多时了。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天朝的地大物博，特安排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乾隆帝还知道这次把英国人得罪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英国具体在哪里至少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知道。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陪同的大员长麟有一次看到英国人使用火柴给他点火，非常诧异…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后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叫“洋火”，即“外国的火”。我们常说旧社会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但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当时叫做“火奴儿”。但到了康乾盛世，却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中国有许多东西，如四大发明，原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尔后又远落后于他国，火柴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马戛尔尼一行人南下的路线基本是当时帝国的南北通道，“北运河，南赣江”，明清时期江西经济非常发达且人才辈出的，只是后来因为上海的开放和京广铁路的修建夺去这条商道，江西也因此一蹶不振。杭州是南下途中的交接口，随后他们路过景德镇参观了瓷器的生产，接着沿着赣江乘船南下，翻过梅岭后到达广州。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他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当时算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五千两白银），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在马戛尔尼来看来，大清帝国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罢了。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再次率领使团来到中国。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展开了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嘉庆皇帝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意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谈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须试一下。
后来，倒是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的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拿破仑听说英国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的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天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1．3、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亏空，商民交困，都是因为银价飞涨，钱价急跌所导致的。从前市场上纹银每两可兑铜钱一千文，现在兑银一两要一千六百文。而银少价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洋船带来的鸦片烟盛行，导致纹银透漏出洋，有去无返，一天比一天厉害。鸦片烟本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自己国家的人吸食，却专门引诱他国，既消耗别人的财富，又让那里的人身体虚弱。如今鸦片蔓延中国，实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大患，这个祸害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得多。”（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
伟大的造物主孕育了美丽的罂粟花，而“孔雀虽美，其胆剧毒”，鸦片就是罂粟的初级产品。罂粟本生长在温带和亚热带地区，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譬如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关于鸦片的记载也并不罕见。甚至在《圣经》与荷马史诗里，鸦片被描述成了“忘忧药”，连上帝都使用它。
在历史上，鸦片通常是以药品形式出现。古希腊名医加仑就曾详细记录了鸦片止疼、抗毒等神奇的疗效，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也曾使用鸦片作为手术的麻醉剂；在唐代，人们把进口的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当时是一种奢侈消费品；北宋药书《开宝本草》中记载的“罂粟粟”，其实就是鸦片。
有野史说，明朝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就是因为沉湎于鸦片而不能自拔。虽然鸦片不是天外来物，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那就是在明朝中期以前，鸦片大多是作为药品使用，并没有广泛流行。
从历史路径来看，鸦片的盛行是和烟草纠葛在一起的。中国本不产烟草，烟草乃北美印第安人的种植物。烟草进入中国，这就要归功于十七世纪的荷兰人（也可能是西班牙人或者葡萄牙人），他们把很多原本是北美的作物引入中国，包括玉米、马铃薯等，烟草也在其中。
引进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等，这些作物对土地的要求甚低，通常也不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人口增长。但烟草不一样，这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轻微“毒品”。从历史记载上看，崇帧皇帝的时候曾经严令禁烟，估计这时候烟草已经开始泛滥。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禁烟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本身混合在烟草中吸食的鸦片，因为烟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