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却并不让人乐观。尽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和过大的建设规模，物资、财政都平衡不下来，留下很大的缺口。因此要想中国政府象伊朗政府那样拿出几亿美元采购新型战斗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即便是在“武库计划2。0”之中，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空军将提升远程拦截能力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正在启动的“和平典范”计划之中。
但是很快无情的现实便令美国政府收起了最初的幻想。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空军便开始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部署远程航空兵所属的集团军部队。而苏联空军的米格―25R型超音速侦察机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活动也日益猖獗。虽然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多数时候米格―25R型超音速侦察机的航线都是紧贴着中苏边境飞行。但是安装在其机身头部的倾斜相机仍可以窥测到中国一侧的防御纵深情况。
当然真正触动华盛顿神经的还是自1979年以来莫斯科和台北方面关系的升温。事实上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台湾问题便成为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与的重要手段。早在1963年由苏联等国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时，苏联便同意把台湾作为“主权国家”，要它在条约上签字。
1965年苏联在南日本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更特以邀请台湾有关人员出席。之后，苏联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与台湾的同行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越来越多。苏联国内许多刊物上经常刊登台湾的“国旗”，称蒋介石为“总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进一步考虑拉拢曾标榜誓死“**抗俄”的台湾共同反华的可能性，并设想最终把台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它拼凑的“亚洲集体安全”的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
尽管由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反对声浪，联台之事曾一再搁置。但是随着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的爆发，莫斯科方面开始正式重新将台湾地区作为自己包围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战略盟友。尽管最初莫斯科仅仅是向台湾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属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但如果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北京。”但是很快随着双方“特使”的不断密集会晤，苏联与台湾地区的接触迅速进入了情报交换和军事合作的领域。
由台湾地区派出“贸易商”频繁往来于莫斯科和台北，同时台北也指定一些领事馆向莫斯科传递自己所收集的情报。而关于军事合作和军火交易，台湾地区方面希望：“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国军登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如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武器种类、情报交换等等。”苏联政府则表示：台方所需军火尽可提出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并声称“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中苏边境苏联部署有重兵，如海参崴发生威胁，莫斯科将会全力出击。”
但是这种交往在蒋介石时代虽然热烈，但大多停留于形式之上，毕竟蒋中正一生与苏联接触甚多，深知莫斯科的反复无情。他之所以与虎谋皮，无非是借以向美国施压，同时谋求苏联从北方牵制中国而已。何况退守海岛以来台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反对联苏的声音也很强大。一旦投入莫斯科的怀抱，蒋介石必须承担被美国换马的风险。而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在退守台湾的“孙立人”案中便已是一片刀光剑影了。
但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台湾地区顿时成为会成为弃子之感。岛内舆论喧哗，几乎有末日来临之感。随后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结束双方的所谓“外交关系”，1980年1月1日起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全部军事人员，从此以后，美国只同台湾保持没有外交关系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
尽管蒋介石在慈湖逝世之前留下“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箴言，但是在他的接班人―蒋经国看来这却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此时的经济上，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台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历史，台湾经济发展速度已明显趋缓，与此同时岛内反对势力迅速壮大，并开始向国民党发出挑战，在1977年和1979年连续发生了“中坜事件”和的“美丽岛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外联苏俄，内推革新”便成了台北方面唯一的出路。
1973年2月17日，香港《南华早报》便发表的一则消息，宣称：“一旦美国承认北京，国民党政变将把他们的一个或数个沿海岛屿，诸如澎湖列岛租借给苏联，以作为同莫斯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换条件。”尽管**防部发言人当晚发表“避谣”声明，但是仅仅在不到2个月之后，苏联海军远东红旗太平洋舰队便穿越台湾海峡，这一行动表面上看是为了侦察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防卫能力，但是更多的是在美国第7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之后，为台湾地区的海上安全进行背书。
此后美国海军虽然1975年7月中旬和台湾地区海军联合举行了代号为“猎鲨”的军事演习。但是这小小的橄榄枝毕竟无法与中美之间日益热烈的经济、军事合作相比。就在华盛顿向中国政府提出“大武库”计划，，F―16A型战斗机正式进入中国空军装备序列的同时，华盛顿方面却拒绝了向台湾提供同类型产品的要求。
事实上在向中国提供F－16A型战斗机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曾向北京提出过向台湾出售同型号战机，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之后，又提出向台湾出售各方面性能都低于F－16A型战斗机的F―5G的提议。作为台湾空军大量装备的F－5型战斗机的改进型，美国方面为了避免刺激中国方面敏感的神经，甚至并没有使用其正式的空军编号F－20“虎鲨”。但中国领导人依旧表示：主权问题，是不能拿来做交换的。
面对着逐渐失衡的海峡天空，台湾方面不得不向苏联需求帮助。而莫斯科方面竟也对此大开绿灯，从1982年起以参加台湾商展的名义，开始以每次2架的速度，把苏联空军最为新锐苏―27型战斗机装在大型运输机之中，以“载运参展商品”的名义，直飞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再密运到台翔公司组装。而一瞒天过海的手段，最终无法骗过中国和美国的情报系统。
美国方面对台湾迅速以假想敌中队名义将苏―27型战斗机列装空军的名义固然愤慨，但是一时却也无可奈何，毕竟随着美国军队的撤离，华盛顿对台北的控制能力正在逐步降低。而在这一危险信号的背后，五角大楼迫切感觉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军的优势将很快不复存在。
根据相关兵棋推演，一旦中苏或美苏在西太平洋进入战争状态，倒向苏联的台湾将会成为莫斯科“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空军以及战时以台湾为基地的苏联空军所装备苏―27型战斗机将直接威胁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安全。而唯一的应对策略便只能是向中国提供足以压制苏―27的重型战斗机，因此第一批F―14A型战斗机迅速进入了中国空军位于上海的基地。
一般认为中国空军陆续接收首批24架F―14A型战斗机来自于伊朗政府当年向格鲁曼公司订购的第三批产品。在1974年1月伊朗政府便与格鲁曼签订首批30架F－14A的合约，随后1975年又追加了第二批50架。其中除了一架留在美国作为实验机其余79架于1978年便已经全部交付伊朗空军。
不过在1977年巴列维国王庆祝王室五十周年纪念之时，为了警告苏联人，国王命令伊朗空军进行F―14A型战斗机打靶表演。结果自然不负所望，伊朗空军的一架F－14使用“不死鸟”导弹击落了一架在15000米高空的靶机。苏联政府在接到这个暗示后撤出了部署在伊朗北部“库尔德人民共和国”的米格―25R型侦察机。
巴列维国王顿时龙心大悦，于是同年伊朗政府决定再定购70架F－14，价值9亿美元。但是因为格鲁曼公司当时正忙于生产头两批的伊朗F－14，且伊朗政局极端不稳定而未签订合同。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以巴列维国王好大喜攻的个性，已经在1976年到1979年4月间，伊朗空军在训练中连续损失了三架F―14A型战斗机的情况来看，伊朗方面很可能已经向格鲁曼公司支付了预付款，格鲁曼公司方面也很可能在1979年1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前便已经在进行第三批伊朗所订购的战机生产了。
这一猜测也很快在中国空军所装备的F―14A型战斗机的外型上得到了佐证。尽管中国空军所装备的型号起落架与着舰钩系统并没改动，保留了全部舰上操作能力。但是外观上和伊朗空军所装备的F―14一样除去了空中加油探头的整流蒙皮。而由此引发的探讨是中国空军所拥有F―14A型战斗机也和伊朗的同类型产品一样，内部的AWG－9雷达与AIM－54“不死鸟”导弹系统、ECM电子战系统降低档次，均大大缩水。
不知道是否是由于这一原因，在第一波针对扑向芜湖空军基地的KH―55A型远程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拦截过程之中，中国空军的2架F―14A型战斗机所发射的8枚AIM－54“不死鸟”导弹仅有4枚命中目标。仍有一半以上的巡航导弹按照预定的轨迹向前飞行着。而随后进行的第二轮拦截射击之中，已经启动地形跟踪系统用于末段攻击的巡航导弹突然提高了速度，尽管中国空军的F―14A型战斗机打出了所携带的所有远程空对空导弹，但仍有一枚KH―55A型巡航导弹以1马赫以上的速度径直扑向芜湖空军基地的跑道。
中国空军基地共同的弱点在于机场结构单一。多为传统的单跑道，长期以来基础建设的落后使得中国至今没有建立于四面放射状态的跑道结构。因此即便驻扎F―16A型战斗机的芜湖空军基地也仅一条跑道。同时由于经费的限制已经战备思维的差异，中国空军更偏爱于依托山体的战备机库，芜湖空军基地至今也仅仅为F―16A型战斗机修建了玻璃钢结构的机棚。而其他的国产战机更是暴露在跑道两侧的停机坪上，所以无论这枚巡航导弹携带的是用于破坏跑道的单弹头战斗部还是用于攻击集群目标的子母弹头，一旦命中都将给芜湖空军基地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但就在电光火石的刹那之间，一架歼―7II型战斗机从侧面飞来，用自己的机身挡在了那枚巡航导弹的航线之上……。“901、945号双机编队，这里是091……”此时无线电传来部队最高首长的声音。“现在祖国各地均遭到了敌人有预谋的袭击，基地决定你们编队立即取消预定训练任务……飞赴北京，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一任务。”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们有信心。”此时所有的顾虑和担忧都已经融化在那被巨大火球点亮的夜空之中。
第六章：祸起萧墙（一）
尽管已经远远超过了F―16A型战斗机的攻击半径极限。但是赵杰钦和刘庆征此刻更多想要作的并不是立即找机场降落，而是击落前方刚刚被己方的防空炮火赶出战场的苏联空军的苏―25T。在没有地面雷达引导的情况下，2架F―16A型战斗机通过座舱内的雷达敌情显示器，迅速调整自己战机的航向，向着夜空之中那两个闪亮的战机尾焰追去。
而对于鲁茨科伊上校而言，过于狭窄座舱视野使得他根本无法用肉眼去判断逐渐逼近的危险。此刻他只能通过“伊尔杜西”综合式自卫系统之中的雷达自动告警接收机去感觉那不断迫近的对手。最大飞行速度只有0。8马赫的苏―25T根本无法依靠速度来摆脱追击，因此鲁茨科伊上校和他唯一幸存的僚机只有依靠降低高度和蛇形机动来进行对抗。
但是这并不容易，对于志在必得的两名中国空军飞行员来说如果让刚刚用反坦克导弹摧毁了己方装甲集群的对手就这样逃脱恐怕将是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们迅速加大发动机推力，紧紧咬住对手，并不断缩短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了！我锁住他了！”很快赵杰钦便从无线点中听到了战友兴奋的声音。可鲁茨科伊上校和他的僚机利用安装在苏―25T机尾根部的无线和红外干扰机很快便让中国空军飞行员锁定对手的努力泡汤。
直到双方的距离减少到3千米以内时，赵杰钦的战机之上的导弹“最佳发射距离”指示灯才开始闪烁，各种参数也符合。“来吧！向老毛子叔叔的屁股问好吧！”在显示屏的瞄准框里注视着仍在垂死挣扎的目标，赵杰钦多少有些兴奋的按下发射按钮，尽管已经在演习之中模拟操作过了无数次，但是这毕竟是这位年轻的中国空军新生代飞行员第一次参与实战，他肾上腺素分泌正在迅速的增多着。随着战机机身轻轻的颤抖，一枚美国原装的AIM―9M“响尾蛇”型近距格斗导弹顺利的完成了点火发射。
虽然中国空军所接收的第一批F―16A/B型战斗机都属于1981年11月，美军启动了“多国阶段改进计划”所生产的Block15型，理论上可以发射主动雷达制导，最大射程可达45公里的AIM―7M“麻雀”中距空空导弹，但是美国空军70年代末中国发表了1张极象美国AIM－7导弹的中国雷达制导导弹的首幅照片并没有第一时间将这种新锐导弹提供给未来西太平洋的潜在对手。但事实早在70年代末中国政府便公开发表了1张外形酷似美国AIM－7型导弹的中国自主研发的主导雷达制导导弹的照片。
但是这种被称为“红旗”―61的导弹比AIM－7“麻雀”导弹外型庞大的多，同时也更重。因此虽然有消息说“红旗”―61除了将作为中国陆军新型野战防空系统和海军舰载防空导弹列装部队之外，还将作为歼―8I型截击机的远程打击手段，但事实上这种导弹在空中发射难度很大，除了尺寸和重量之外，这种导弹的控制面和稳定器还安装在两者相差45度的不同平面内上，也就是说当控制面的位置对头时，稳定器的位置就肯定不对头。
虽然除了“红旗”―61之外，中国空军还有多款新型空对空导弹正在研制之中，但是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而言这些仍在鞘中的长剑暂时都无缘一露锋芒。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刻赵杰钦和刘庆征所驾驶的F―16A型战斗机机翼之下所悬挂的2枚AIM－9M“响尾蛇”型空对空导弹仍是中国空军最为先进的空中攻击武器。
在呈X－X形配置的两对后掠梯形弹翼的作用之下，致命的导弹旋转着在光学系统的引导之下在空中划出一道毁灭的弧线。尽管拥有装甲保护，但是对于在近距离爆发，散步出上千块杀伤破片数的MK－8破片杀伤式战斗部而言，苏―25T也同样无力招架，瞬间之后赵杰钦便从瞄准框里看到了3公里之外的那不断下坠的火球，那是他成为日后中国空军皇牌之路上的第一块基石。不知道为什么在导弹命中目标之后的刹那间，赵杰钦突然有一种虚无的错觉。但是他还是本能的将飞机向左拉了120度，同时下降了高度以躲开碎片和火焰。
当然与此同时赵杰钦也在空中搜索着自己的战友，而在燕山山脉北麓的天空之中，远方那一团闪烁的火光，似乎也在宣告另一场的胜利。事实在遭遇F―16A型战斗机的攻击之时，作为苏―25T编队的长机，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上校曾不断的向正在中蒙边境上盘旋的苏联空军第4航空军第1个特种航空兵团的“空中指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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