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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庞大的苏联空降部队之中，空降师无疑仍是最为受宠的精锐。从1978年开始，苏联国防部对空降部队的编制再次进行了调整，1980年基本定型，定型后空降师的编制人数为7118人，师下辖3个伞兵团、1个炮兵团，以及反坦克营、防空营、工兵营、通信营、运输营、叠伞营、维修营、卫生营、炮指连、侦察连、防化连等。
伞兵战斗车由102辆增至225辆。85毫米空降自行火炮31门，122毫米榴弹炮各18门，140毫米火箭炮18门，82及120毫米迫击炮18门，85毫米反坦克炮18门，23毫米高射炮36门，防空导弹发射器165具，反坦克导弹发射器48具。但是这仅仅是纸面上的数字，正如大多数苏联空降师均拥有4个伞兵团的编制一样，在各种技术兵器方面苏联空降兵师也是大大超编的。
因此在北京西北郊外的东北旺乡一线，面对着隆隆驶来的中国坦克集群，苏联第98空降师第331团虽然面对着空前的压力，却并非全无还手之力。在紧急挖掘的半地下坦克掩体之中，隶属于第331团反坦克炮连所装备的ASU－85型空降坦克歼击车正借助着TPK－1－79－H红外夜视瞄准镜猛烈阻击着中国陆军坦克6师的装甲冲击。
由于空降兵在苏联军队中特殊的地位，加上对大纵深进攻理论的推崇，莫斯科始终认为空降兵不应该只是一支仅装备少量重武器的轻步兵部队，而应该和其他部队一样有自己的装甲战斗力量，以便在空降投入战斗后能和敌方地面部队交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苏联专门开发了一些装备给空降兵的装甲战斗车辆，其中担负着反坦克任务的便是ASU－85型空降坦克歼击车。
ASU－85型坦克歼击车和苏联空降部队所列装的其他装甲战斗车辆一样，除了机降之外，还可以直接空投。不过在空投前，需要把ASU－85型坦克歼击车牢固地固定在一个专用平台上，这个平台又与几顶大型降落伞连接。从运输机的尾舱门滑出后，几顶降落伞自动打开，让整个平台缓缓落地；在落地前的一瞬间，平台下面的几个减速火箭按照预定要求同时点燃，进一步强制平台减速，确保ASU－85型坦克歼击车能平稳着陆。
当然ASU－85并不是苏军空降部队装备的第一种坦克歼击车。在ASU－85之前，苏联空降部队便曾短暂装备过ASU－57小型坦克歼击车。ASU－57车体小巧，广泛采用铝合金，敞开式战斗室设计，正面装甲厚6毫米，侧后装甲厚4毫米，装备一门由二战时著名的ZIS－2反坦克炮的发展而来的CH－51型57毫米反坦克炮。但是ASU－57具备着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其防护性能太差，太薄，仅能抵挡步枪弹和破片的装甲以及易受攻击敞开式战斗室，令其很快便被苏联空降部队全面的淘汰了。
而作为ASU－57的改进型，ASU－85型空降坦克歼击车除了装备有威力更大的D－70型85毫米反坦克炮之外，防护性能也得到极大的提高，除了车体前部和侧面采用了大倾角设计装甲之外，车底距地面高420毫米的低矮车身更令这些紧贴地面的反坦克火炮更难以摧毁。因此在1967年的中东“六日战争”中，埃及军队曾经ASU－85作为单纯的轻型坦克歼击车来与以色列装甲部队交战。
交手之初，中国坦克兵面对这种完全陌生的对手颇为不适应。坦克6师第24团的先锋部队在展开冲击接敌之时，在1000米的距离之内会先遭到了苏联伞兵大量装备的反坦克导弹的打击。被北约称之为AT－7“萨克斯号”的苏制9M115“混血儿”型反坦克导弹由图拉仪器设计局特别为苏联空降部队所开发。虽然由于这种导弹尺寸小、重量轻，因此穿甲威力有限。但是身强力壮的苏联伞兵可以象发射RPG火箭筒那样将其扛在肩头发射，这便使得在黑暗之中，苏联伞兵的反坦克导弹阵地异常的活跃和机动。
而当坦克6师的装甲集群在经历了几轮导弹压制之后，艰难的进入500米左右的距离之时，ASU－85型空降坦克歼击车紧贴着地面的炮火又会准确的击中那些即将突入阵地的中国陆军59―2A型主战坦克。尽管ASU－85型空降坦克歼击车所配备的RP－367P次口径高速曳光穿甲弹未必可以洞穿59―2型主战坦克的前装甲。但是只要行进系统被摧毁，被打瘫在第一线战壕前沿的主战坦克便只能是大量装备着RPG－18这样的轻型反坦克武器的苏联伞兵的猎物。
尽管即便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便消耗了坦克6师近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但是苏联第98空降师第331团的危机却并没有顺利的度过，又一群中国陆军59―2A型主战坦克迎着苏联伞兵120毫米迫击炮的火力全速冲击而来。墨绿色的车体在不断炸响的炮弹之中隆隆向前。
在双向自动装表简易火控系统的指引之下，带有轻型热护套的81A式105毫米线膛坦克炮敏捷的转向目标，随着一团刺眼的橘红色火光，一辆隐秘在450米之外ASU－85型空降坦克歼击车被正面击中，熊熊的燃烧起来，满身是火的坦克兵挣扎着从车后的应急逃生舱门钻出，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在夜幕下显得格外的凄凉。
越过被击毁在前进道路上的友军残骸，越来越多的中国陆军59―2A型主战坦克向着第331团的防御纵深挺进着。除了59―2A型大量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了全夜视化观瞄，夜战能力大大提高之外，ASU－85型空降坦克歼击车在夜战之中所存在的致命缺陷也已经被中国坦克兵所掌握。ASU－85型空降坦克歼击车所采用的红外夜视瞄准镜采用为主动红外式工作原理，因此需要用车上安装的2盏红外探照灯照射目标才能进行射击，而这种攻击模式无疑为训练有素的坦克6师官兵提供了最有效的目标指引。
超越射击的榴弹不断在苏联伞兵的阵地纵深爆炸，有些甚至直接打进了苏联伞兵所构筑的迫击炮阵地。行进间59―2A型主战坦克浑圆的炮塔之上的7。62毫米并列机枪扫射着不断出现了战壕两侧的苏联伞兵，而被对方的反坦克火力打瘫的坦克之上，勇敢的坦克兵则钻出装甲的仿佛操纵着12。7毫米的高射机枪压制着对方的步兵行动。整条防线在大地的微微颤抖之中即将崩溃。
“亲爱的伞兵兄弟们！不要对我们太过于感激……。”就在此刻鲁茨科伊上校所指挥的苏―25T机群低空呼啸而来。鲁茨科伊上校一边注视着仪表板右边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所展现出来的“梅尔库里姆”夜视吊舱的窄视场图像一边将所武器控制切换到挂载在机翼两侧的AT－16“旋风”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之上。
“各机自由开火！”随着鲁茨科伊上校的指令，在机载激光照射器的指引之下成对发射的“旋风”激光制导反坦克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呈螺旋状交叉着扑向各自的目标。第一辆59―2A型主战坦克在行进间被击中，冲天而起火光之中，接而连三的中国铁骑被永远的阻止了下来。每架苏―25T的两侧翼下各带8枚“旋风”反坦克导弹。也就是说鲁茨科伊上校的机群满打满算可以消灭32辆坦克，因此鲁茨科伊上校迫切想知道此刻战场有没有一个营的坦克可供他打靶。
就在鲁茨科伊上校和他的机群疯狂肆虐之时，密集的防空炮火也从地面上猛烈的仰射而来。那是中国陆军80式自行高炮的两联装57毫米高射炮的反击。起初鲁茨科伊上校对这些炮火并不在意，在他眼中中国陆军的野战防空火力还没有可以对抗现代化强击机的能力，毕竟从苏联国防部所下发的敌情说明之中明确写着：中国研制的双管自行高炮只可以有效对付航速为每秒350米以下的空中目标。落后的电子工业使的中国人还没有为自己的自行高炮安装单炮雷达。
但是鲁茨科伊上校错了，就在他信心自己的机群可以依靠速度和装甲保护自己之时，一架苏―25T的机翼被一串曳光弹打穿，整架战机顿时侧向翻滚着向地面坠去。“这不可能！”就在鲁茨科伊上校惊讶的以为这仅仅是一次意外之时，又一阵猛烈的对空火力将另一架苏―25T临空打成火球。“那是什么？美国人的‘约克中士’？”鲁茨科伊上校的耳机里响起了僚机惊恐的声线。
第三章：内外交困（九）
作为一款主要担负浅纵深空中遮断任务、近距空中支援和进攻性反航空兵作战的轻型战斗机，F―16A型的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一般都需要转场至前沿基地，随后再深入至敌领空进行作战。因此在接受第一批F―16A型战斗机之后，驻守在芜湖的中国空军第三战斗机联队第九中队便曾进行过大范围的战场机动训练。
凭心而论，F―16A型的作战半径之大一度出乎所有中国空军飞行员的预计，由于发动机的耗油率较低，因此在不带副油箱的情况之下，F―16A型战斗机航程达到1825公里，而在悬挂3个副油箱时的最大转场航程可以达到3800公里左右。几乎是中国空军现役最先进轻型战斗机―歼―7II型的两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F―16A型战斗机便可以象F―14、F―15那样长途奔袭，在执行截击任务时F―16A的作战半径也仅仅是可超过900公里而已，而在赵杰钦和刘庆征的战机此刻所执行的空中巡逻任务之下，F―16A型的作战半径更只有700公里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将F―16A型战斗机从芜湖飞到1200公里之外北京的上空，将很可能是一次单程的飞行。
但是此刻没有人会去考虑这些，在赵杰钦和刘庆征的眼中，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便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祖国的天空，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因为就在2个小时之前，他们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战友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当被五角大楼称之为AS－15“肯特”的KH―55A型远程亚音速空射巡航导弹向芜湖空军基地袭来之时，赵杰钦和刘庆征曾一度感到了绝望。因为他们所驾御的战斗机无力去阻止毁灭的降临。而此时从上海方面赶来的空军上海基地第一独立中队的F―14型战斗机出现在了战场的上空。对于中国空军能否获得F―14A型战斗机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美两国空军的高层都并不抱以乐观的态度。
因为虽然有伊朗的先例，但是在美国政府看来伊朗帝国能够买到在当时还属美国保密机种的F－14，在国际政治中算是“事故”。何况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当时有的是用出口石油换来的真金白银，正是伊朗银行团贷给格鲁曼公司7500万美金供其周转才使得这家老牌军火商度过了70年代通货膨胀的危机，
而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却并不让人乐观。尽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由于片面追求高指标和过大的建设规模，物资、财政都平衡不下来，留下很大的缺口。因此要想中国政府象伊朗政府那样拿出几亿美元采购新型战斗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即便是在“武库计划2。0”之中，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空军将提升远程拦截能力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正在启动的“和平典范”计划之中。
但是很快无情的现实便令美国政府收起了最初的幻想。从1982年下半年开始苏联空军便开始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部署远程航空兵所属的集团军部队。而苏联空军的米格―25R型超音速侦察机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活动也日益猖獗。虽然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大多数时候米格―25R型超音速侦察机的航线都是紧贴着中苏边境飞行。但是安装在其机身头部的倾斜相机仍可以窥测到中国一侧的防御纵深情况。
当然真正触动华盛顿神经的还是自1979年以来莫斯科和台北方面关系的升温。事实上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来，台湾问题便成为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与的重要手段。早在1963年由苏联等国主持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时，苏联便同意把台湾作为“主权国家”，要它在条约上签字。
1965年苏联在南日本大使馆举行招待会，更特以邀请台湾有关人员出席。之后，苏联的外交人员、新闻记者与台湾的同行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越来越多。苏联国内许多刊物上经常刊登台湾的“国旗”，称蒋介石为“总统”。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苏联进一步考虑拉拢曾标榜誓死“反共抗俄”的台湾共同反华的可能性，并设想最终把台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它拼凑的“亚洲集体安全”的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
尽管由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反对声浪，联台之事曾一再搁置。但是随着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的爆发，莫斯科方面开始正式重新将台湾地区作为自己包围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战略盟友。尽管最初莫斯科仅仅是向台湾保证：“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属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但如果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北京。”但是很快随着双方“特使”的不断密集会晤，苏联与台湾地区的接触迅速进入了情报交换和军事合作的领域。
由台湾地区派出“贸易商”频繁往来于莫斯科和台北，同时台北也指定一些领事馆向莫斯科传递自己所收集的情报。而关于军事合作和军火交易，台湾地区方面希望：“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国军登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如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武器种类、情报交换等等。”苏联政府则表示：台方所需军火尽可提出并开列名单及交货地点。并声称“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中苏边境苏联部署有重兵，如海参崴发生威胁，莫斯科将会全力出击。”
但是这种交往在蒋介石时代虽然热烈，但大多停留于形式之上，毕竟蒋中正一生与苏联接触甚多，深知莫斯科的反复无情。他之所以与虎谋皮，无非是借以向美国施压，同时谋求苏联从北方牵制中国而已。何况退守海岛以来台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国民党政府的内部，反对联苏的声音也很强大。一旦投入莫斯科的怀抱，蒋介石必须承担被美国换马的风险。而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在退守台湾的“孙立人”案中便已是一片刀光剑影了。
但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台湾地区顿时成为会成为弃子之感。岛内舆论喧哗，几乎有末日来临之感。随后美国政府正式通知台湾当局，结束双方的所谓“外交关系”，1980年1月1日起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全部军事人员，从此以后，美国只同台湾保持没有外交关系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关系”。
尽管蒋介石在慈湖逝世之前留下“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箴言，但是在他的接班人―蒋经国看来这却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因为此时的经济上，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台湾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历史，台湾经济发展速度已明显趋缓，与此同时岛内反对势力迅速壮大，并开始向国民党发出挑战，在1977年和1979年连续发生了“中坜事件”和的“美丽岛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外联苏俄，内推革新”便成了台北方面唯一的出路。
1973年2月17日，香港《南华早报》便发表的一则消息，宣称：“一旦美国承认北京，国民党政变将把他们的一个或数个沿海岛屿，诸如澎湖列岛租借给苏联，以作为同莫斯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换条件。”尽管**防部发言人当晚发表“避谣”声明，但是仅仅在不到2个月之后，苏联海军远东红旗太平洋舰队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