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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父兄的“冤假错案”得以昭雪平反，她成为贫下中农子女，我们的来往愈加密切。升入初中时，我考取了重点中学，跑到十几里之外读书，礼拜天回家取干粮，她总借口向我请教问题，老爱往我家跑。高中时我们又在同一所学校，经常见面，那时以学业为重，虽然早已是心有灵犀，但中间的那道窗户纸，谁都始终未曾捅破。高中毕业，我考入北大，她上了我们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的师训班。在村民的眼里，我俩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那年，我赴京读书，她背过熟人，偷偷地送我到火车站，“执手相看泪眼”，几次欲言又止。火车徐徐启动，加速，她跟着后面奔跑、追赶，直到在天际变成一个黑点。到了大学，我们经常通信，谈理想，谈抱负，设想以后美丽的人生。后来，一位屡试不第的老范进，如《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怀着自己得不到宁可毁掉的心态，从中作梗，使我们之间产生误会，渐渐疏远，终于中断了来往。我大学尚未毕业，她为了得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勉为其难地嫁作他人妇。回乡之后，我们经常谋面，事隔多年，都已有家有室，携家带口，为人父人母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偶尔触及我们当初的情感，彼此仍然唏嘘不已。
还有一位同学，后来考入兰州大学英语系，她与我同窗六年，对我心仪已久。进入大学后，鸿雁传书，交流思想，联络感情，探讨人生，慢慢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那段时日，我正在山西吕梁进行方言调查，每日期盼着远方的来信，倾诉相思之情，相爱之苦，沉浸在爱的幸福之中，尽享柏拉图式的爱情。但后来终于因为家庭的变故，劳燕分飞，未能走到一起。
在长安这个小地方，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门户之见非常盛行，人们很讲究实际。记得在我年幼的时候，订婚时女方要“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我的一位堂兄，旧社会时其父为伪保长，有钱有势，妻妾成群，良田百顷，家财万贯，是难得的殷实人家。然而谁能料到，“穷不过三代，富亦过不了三代”，人生在世，充满了风险与变数。解放后，消灭了剥削，没收了家产，从此家道中落。堂兄“回搭”时，答应女方的“三转一响”就是因为没钱无法兑现，只能眼睁睁看着娶到家门口的媳妇嫁作他人的婆娘，以后他的年龄愈拖愈大，终于成为老大难问题，时至今日，年过半百仍然是孤家寡人，光棍一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看来这一辈子命中注定没有儿子，连孙子也耽搁了，这一门根苗从此就要断子绝孙，提根拔苗了，你看危险不危险？到了我们这一代，生活水平提高了，“三转一响”变成了“四子”，即车子、房子、位子和票子。这几个条件，对于我这个出身农家、刚跨出校门的“第一代商品粮”来说，不是逼良为娼，非得去偷金库、抢银行不成吗？
长安是个农业大县，农民多，居民少。一般居民家庭嫁女不嫁“第一代商品粮”，意思是农村贫穷落后，刚从农村出来，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村的亲戚、朋友多，花钱多，麻烦事亦多。而作为我，由于城乡差别，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又不愿意再与农村扯上新的亲戚关系，以免贻祸子孙，遭后代埋怨唾骂。
刚回长安时，我的去向是城建局，油花花单位，旱涝保收。还未上班，村长就将在某局机关工作的一位中专毕业生介绍给我，双方接触了几次，很谈得来，愿意继续交往。后来我的工作发生变故，分到了计经委，中专生就不高兴，认为单位不怎么样。再后来得悉，我还是计经委的借调人员，关系在企业，就断了来往。以后热心人还介绍过几位，均因同样的原因，都不了了之。就连计经委下属企业的一个工人也照样瞧不起企业，见我的关系久调不到机关，担心两人都在企业，朝不保夕，以后企业垮台生活没有着落，宁可嫁给一位机关的工勤人员，也不愿嫁给我这个关系在企业的正式国家干部。
然而，认识她，纯属偶然，也是个例外。
1992年初，我还在计经委党委办公室上班，兼管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的一位女工，曾经管理过该厂的计划生育工作，当时已经调到了单身宿舍楼当管理员，其条件在模棱两可之间，为了职称评定，她多次找我通融。我以为，政工职称不像经济、技术序列，须得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与资历，况且不与工资挂钩，本来就是党和政府为了稳定企业而采取的一种平衡措施，就本着与人为善的思想，评定了其初级职称。其人感恩图报，将该厂子弟介绍给我，不想竟成为一段孽缘。
我们认识时，她刚高中勉强毕业，升学无望，待业在家。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脸蛋，梳着一对羊角辫，一副清纯可人的模样，不嫌弃我这个“第一代商品粮”，我便有了好感。那时，企业效益下滑，就业形势严峻，其父母是普通工人，没有别的门路，海红轴承厂为了照顾职工子弟，内部招工，她便进了厂劳动服务公司，做了一名集体所有制工人。
我们见了一面，彼此感觉不错，就延续了来往。我本性诚实，不忍心蒙人骗人，在正式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告诉她我自己的企业身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未主动找我，我去找她，也以种种理由推托，如此这般，渐渐地中断了来往。
不久，我随副局长下海办实体，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个人小事，此事就慢慢淡忘了，热心人也开始给我物色别的对象。忽一日，她来找我借书，我惊愕：“以往看见书本就头疼的人，是不是晚上失眠，怎么突然想起了读书？”
惊愕归惊愕，书还是求之不得地借了，如此多次。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刘再复……两三天一本，除了专业书籍，我都懒得去动，凡是能够瞧得上眼的逐个翻了个遍。
我问她有什么心得，她回答说有的地方读不懂。
后来，她说感到自己知识很贫乏，想利用业余时间去西安某夜大学学习《英语》、《公共关系学》，晚上独自一个人骑自行车害怕遇见坏蛋，希望我能陪伴她。我暗自高兴，却想吊吊胃口，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因为企业里确实很忙，但最后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这样一来二往的便加深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见过双方父母亲属，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恰在这时，我去新疆出差，原以为很快就回来，没想到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婚事就搁置起来。
我从新疆归来，已逼近年关。过完年，其父邀请副局长保媒，从老家请来了我的父亲，在饭店预定了酒席，双方的父母第一次坐到了一起，婚事正式提到议事日程。正要确定吉日，新疆的厂家来陕回访，不得已，又延误了不少时日。
到了五月，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转眼即到五黄六月，确实不能再耽搁了。我觉得自己“车子、房子、位子和票子”一样都不具备而能得此淑女，已经心满意足，不能太过委屈了她，于是由着她的性子，大操大办，金银首饰一样不少，进口家电一应俱全。其时，我手头仅有一万余元，家里也帮不上忙，一时间打躬作揖，求神拜佛，债台高筑。《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心想，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谁都有个虚荣心，且由着她，只要两人幸福美满，努力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94年是她的本命年，按照习俗，本命年勒红腰带辟邪，不论婚嫁，但我已二十八周岁，一眨眼就到了而立之年，确实不能再耽搁了。为此，一向不信神不信鬼的她的父亲，破例前往西安八仙庵求签问卦，求破解之法，选择黄道吉日。
其间我们发生了一点小摩擦。那天去西安购物，已经大包小包买了六千多块钱的衣物，我实在提不动了，要不是怕人笑话，差点儿雇个挑夫帮我扛行李。最后她又相中一件旗袍，商家眼睛有水，一看就知道是个冤大头、挨宰的主儿，索价一千八百元，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才二百六十元，况且当时腰包只剩下不足一千元，就劝她别买，反正到时候只穿一天，结婚时租赁一件礼服也是一样。可她死活不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拗不过她，掏完了身上仅有的九百五十元，商家才照顾情绪似的优惠给我们。那件旗袍就结婚当日穿过一天，以后再没有沾过身，太鲜艳了，扎眼，花大姐似的，谁穿？
依照阴阳大师的推算，五月二十八是我们大喜的日子。那天副局长亲自主婚，全局职工过来操持，所有亲朋都来道贺，好不风光，好不排场！婚宴上局长勉励我们：“干好国家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
也许局长口中有毒，日后竟成反语，国家的事干得丢掉了饭碗，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孤家寡人，极具讽刺意味。
我白白把书念了许多，思想一点也不开化。在骨子里，我的封建意识很浓，新婚之夜，我发觉她已不是处女，嘴上傻瓜似的装作不知，心里便起了鸡皮疙瘩。此前，我有多次偷尝禁果的机会，如儿时吃葡萄，先拣最绿的、最小的吃，把最红的、最鲜的留到最后，这样，越吃越甜，越吃越有希望。总想将最神秘最宝贵最美好的留给洞房花烛夜，未曾想却拱手让与他人，心中有种被贼偷、被人欺骗的感觉，别提有多么难受。
一夜未眠。
我是个伪君子，第二天回门，打起精神，强作欢颜，极力掩饰内心的委屈与不满，努力装出幸福美满的样子，口是心非地接受众人的恭贺与祝福，其实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满肚子的委屈无处倾诉。一天提不起精神，浑浑噩噩，心不在焉。临告辞，岳父取出一千元，交给他女儿：“你们刚组建新家，花费很大，这些钱拿着补贴家用。”
好男不争家当，好女不要嫁妆，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我的个性，从不无功受禄，轻易接受他人的怜悯与馈赠。但这次例外，不推托，便是默许。
亲朋好友都说了些祝贺我们幸福美满、白头偕老的废话，包括岳父岳母。我想自己偌大年龄，娶妻不易，传将出去，惹人笑话。反正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我就不再多言。
“还是以大局为重，多往好处想，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我自我安慰。
没有蜜月的如胶似漆，日子宁静而平淡。
完婚后三天，我去工地。倘在国家单位，像我这么大年龄成家，至少能休两星期的婚假，工资照发，奖金照拿。不是我的事业心强，我也并非傻子、工作狂，也知道呆在家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坐着躺着，何等舒服。可是创业之初，事情千头万绪，都需要一一打理，前一段时间筹备婚礼，已耽误了不少时间，如果再不抓紧弥补，于心何忍？
几天未去，工地上杂乱无章，半天理不出头绪，一会儿头昏脑涨。放在以往，街上随便吃点东西，点一支烟，冷静下来，慢慢打理。如今，心中有了牵挂，于是急急往回赶。待赶回家一看，冰锅冷灶！房间还如我早上走时一样，横七竖八，凌乱不堪。电视里响着烦人声音，妻子侧依在床上，说她不舒服。我要送她去医院，她又说不必了，不要紧。我安慰了几句，就自己下厨，匆匆吃了，又赶往工地。晚上回来，黑灯瞎火，楼道中我喊了几嗓子，应了，原来在隔壁打麻将。我累了一天，也不想做饭，于是去食堂端了两碗水饺，胡乱吃下。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我的心凉了半截儿。
单身时，伙食搭在街道，“食堂即我家，厨师是娃他妈”。花钱多权且不论，龌龊，不滋润，腻味了。渴望小锅小灶，哪怕是粗米淡饭、缺盐少醋，两个人的世界，彼此对面而坐，边吃边聊，吃得干净卫生，吃得心情舒畅。这种小日子不知在梦中萦绕过多少次，万没想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成家，竟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令人痛心的还在后面。
政企分开之后，机关停发了我等兴办实体人员的工资。这样，在没有一分钱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我们被一脚踢开，与机关脱了钩。不久，色纸厂、复合肥厂相继停办，相关人员又回到了机关，秦××擦亮眼睛，看到实体举步艰难，前途渺茫，也一拍屁股，回了西安轴承厂，实体仅靠我与退居二线的调研员副局长勉力支撑。至此，工业局下海十余位人员之中，只有我一人还在海水中苦苦挣扎，其他人都陆续爬上了岸。
海红轴承厂直属机械工业部，是国营大型企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时代，害怕超级大国的炸弹，钻进了大山深处，位于陕西勉县。20世纪80年代，苏联瓦解，世界呈现多元化趋势。为了迁出大山，海红轴承厂兼并了长安县农机修造厂，建立了海红轴承厂西安分厂，接受总厂与长安县计经委双重领导，以总厂为主，因管理正规，经济效益不错。工厂实行计件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有位姓孟的工人努力工作，月工资可领一千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妻子是磨工，精磨工序，实则磨洋工。婚假期满，她勉强去上班，可出工不出力，出勤不出活，有一个月竟然只领到七角二分钱工资，她未找工厂，工厂方面倒找上门来，话说得很不中听：“占着机器不干活等于占着茅坑不拉屎！”
于是调整了她的工作岗位，让她拔除厂区的杂草，当闲杂人员看待。她从此长期不上班，呆在家里，以麻将为伴。她的父亲得悉了此事，好言相劝，并借机讨回了结婚时赠予的一千元现金。
孔圣人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好话当作耳旁风，好心看为驴肝肺。我也毫无办法，就只能揣着明白当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装作大人大量，不与妇道人家一般见识。
日子稀里糊涂地向前混着。一日归来，我意外地发现，太阳竟然从西边出来了，社会主义进入中级阶段，步入小康社会了。饭已做好，挺丰盛，还摆了酒，她坐在一旁，脸上荡漾着久违的满足与幸福。我以为她今天手气好，打牌“三归一”，大获全胜，心情不错，因此没有太在意。她却悄然告诉我，有了身孕，医生说要加强营养，多活动锻炼。以后“金盆洗手”，不打麻将了，要学习日本女人，相夫教子。我且惊且喜，摔了个跟头拣得一锭金元宝似的一蹦老高，真想奔走相告，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全世界，让世界上受苦受难的同胞分享我的快乐与幸福。继而买了一大堆营养品，叮嘱她劳逸结合，注意休息，以愉悦的心情孕育小生命。
然而，绳子总从细微处断，愈金贵的东西愈容易损坏。不幸发生在两个月之后，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从外面归来，买了一大包东西，准备与未来的小生命，连同他的母亲，一家三口共庆中秋佳节。刚走进院子，邻居告诉我：
“你媳妇病了，在县医院。”
我二话没说，扔下东西，直奔医院。在住院部病房里，妻子挂着吊瓶，躺在床上，岳母已然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