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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级理科班读《庄子》
四川高等学堂上承四川中西学堂，下接公立四川大学，朱德、郭沫若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李宗吾1902年年底入学，是四川高等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当年，学堂设立了三年毕业的甲乙两班、一年半毕业的速成师范一班、四年毕业的优级理科师范一班。李宗吾读的，是最好的优级理科班。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学校学习了四年。
优级理科师范一班有32个学生，大多来自中西学堂，是学过算学的。但李宗吾虽然进了这个班，却从来没有正规接触过算学，说起来，他在这个方面的学习有以下几个阶段：在家里的时候，晓得了“七盘清”“斤求两”之类的常识；在七老师那里，他读过一本《算学术》，研究过里面的九章算法和开方，不过，还是珠算，不是笔算；在炳文书院，李宗吾买了本《数学启发》回来自学，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本笔算书；入高等学堂前一年，他和雷铁崖、雷新民、张荔丹、曾龙骧等人一起在乡下读书，又买了《中西算学大成》和代数书来读。
那时候，懂算学的人比较少，李宗吾对这样的人也很是羡慕，刚入学的时候，他还一门心思想把理科学好。可是，毕竟底子差，学来学去，除了对数学兴趣不减，对理化等功课却怎么也学不进去。
有一天，雷民心看见李宗吾在读《庄子》，很是诧异，问他：“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李宗吾回答说：“那些科学，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科学是茫茫大海，就算自己心里能想出一些道理，也没有什么仪器来供我们做实验，这还不是等于空想吗？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充其量不过能在书本上学些人云亦云的知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所以啊，那些科学知识，还是等儿孙辈去研究吧，你我这辈子就算了，我打算还是在中国的古书中找一条路来走。”
雷民心听了，除了陪李宗吾一起叹气，也没有其他话说。
李宗吾遇到的问题，今天的大学生们也同样要面对：选专业的时候，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并没有什么准确的定位，稀里糊涂地学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个专业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于是就迷茫了，没有了刚开学时候的劲头，有的自暴自弃，荒废了大好的青春时光；有的勉为其难，坚持到底，争取新的机会。
李宗吾属于后者。
在校的大部分时间，李宗吾都跑去博览群书了，而且主要看学术思想一类的书，并开始思考当时的教育制度。他认为很多学科都是应该在宽松的环境里自学的，那种按钟点上下课的制度实在太无聊了。他的这些观点，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在雅典建立吕克昂学园的亚里士多德、在圣蒂尼克坦创办“国际大学”的泰戈尔。而这些观点也正是李宗吾后来想要改革学制、解放学校的起因。
当然，以李宗吾这样的个性，绝对不会是独行侠，他的身边总有一帮好朋友，比如陈本初、张列五、王简恒、杨泽溥、雷民心、谢绶青等。他们一起研究学问、办教育、搞革命，把个大学生活过得轰轰烈烈。
一般人也许会以为，对理化毫无兴趣、把精力用在课外的李宗吾可能学习成绩很差，最多也就是勉强拿到毕业证而已。但事实完全相反，李宗吾不仅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了，还被清廷奖了一个举人——也就是说，既拿到了毕业证书，也拿到了学位证书。
这一点，值得今天那些自诩怪才的大学生们好好学习。
唯一敬佩的日本人
在四川高等学堂，李宗吾听的第一节课，是日本教习池永先生的演说：“操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而已，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按入学生脑筋内。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予学生的，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的，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
关于这位池永先生，现在能找到的资料很少，但李宗吾却在他的自传里多次提到这次演说，并且在课后查了英文资料。看到education的字义果然如此，他一下子觉得日本教习的说法比朱子所谓的“学之为言效也”要精深得多。再加上他当时刚改名不久，池永先生的这一番道理又和“宗吾”两个字的思想暗合，于是更觉得池永先生这番话说得有道理。
从那以后，李宗吾就给自己装订了一个课堂笔记本，而且在笔记本封皮上写了“固囊”两个字。同学们看见，猜不透什么意思，就问他：“这两个字有什么意义？”
刚开始，李宗吾并不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告诉别人，只说：“没有什么意义，我胡乱写的。”可没多久，他又担心自己不说明白，别人会曲解他的意思，便解释说，“这是我的座右铭，意思是，脑袋就像一个囊，读书笔记里写的，都不过是脑袋里原来就有的东西。”
可见那时，他对池永先生的说法深信不疑。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种学习方式在他身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课堂上，他认真听池永先生讲理化常识；下课后，他用“引而出之”的方法从脑子里往外“引”相关的知识。尽管吃饭也想、睡觉也想，但想来想去，他也没有想出什么新东西。
屡次尝试之后，他觉得自己与“科学”今生无缘，才不得不“迷途知返”，把心思收回到学术思想方面来。
不过，池永先生的这个演说却对李宗吾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启发。“七七事变”后，李宗吾和绝大多数同胞一样，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读报纸的时候，看见“日本”两个字就刺眼、听人说起日本人的名字都觉得讨厌，却唯独始终敬佩池永先生。
都是菊花叶惹的祸
李宗吾少年时候身体很不好，用四川话说，是个“药罐罐”，意思是一天到晚离不开药罐子。他不仅有哮喘病，四肢也不太灵活，穿衣服都要人帮忙。有段时间，甚至登楼不能上梯子、上卫生间不能蹲下，以至于他妈妈给他洗澡的时候，看他骨瘦如柴，总会忍不住放声大哭。
进了炳文书院，同学们都认为他活不长，他的好朋友雷家兄弟甚至发动同学来活祭他。但李宗吾却从不悲观，不仅认真喝药，闲暇的时候还自己买医书回来研究。只不过事与愿违，那些书他越看越不懂，到最后甚至想：如我这般断文识字的人，用心研究都看不明白，世上的医生，连字都认不得几个，又哪里能看懂？看来，我没有被庸医杀死，真是万幸！从此把医书丢掉，再不看病。却没想到，真的这样做了，身体竟渐渐好了起来。于是，他更加坚定了“生病不吃药”，声称宁死于病，不死于药。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
在四川高等学堂时，有一年他腿上生了疮，看到校园里种的有菊花，便采了些叶子，嚼了之后敷在疮上。同学中有一位姓陆的懂些医学，看见李宗吾一脸病容，很关切地叫他伸出舌头来看看。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说：“你的舌苔都黑了，还不赶紧医治！”李宗吾听得毛骨悚然，赶紧请陆同学给开个药方。
李宗吾读书是一向不请假的，这一次被吓坏了，特地请假调养。
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李宗吾一个人悲戚戚地在寝室里躺着，翻来覆去想自己的病：究竟是什么病呢？居然连舌苔都黑了？想了一阵，突然翻身坐起，找到陆同学，问他：“我除了腿上生疮以外，感觉没有丝毫的病状，我的舌苔发黑，是不是因为嚼了菊花叶呀？”陆同学叫他再把舌头伸出来看看，一看之下，连说“不错”，二人大笑。
张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
1904年的某天，张列五找到陈本初、雷民心、王检恒、杨泽溥、廖绪初、李宗吾等十几个同学，告诉他们说，有几十个叙属青年学生被困在旅社里，找不到地方求学。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一人拿出一块银元，筹建一所旅省叙属中学，地点在成都陕西街节孝祠。当初，同盟会会员熊克武、陈伯衡、谢持、黄金鳌等从日本回四川组织同盟会，张列五、廖绪初相继加入。所以，叙属中学实际上就成了四川省当时的革命机关，一些革命的秘密文件都在那里印刷。因为这个关系，包括李宗吾在内的叙属学校发起人，也都加入了同盟会。
有一次，张列五要去组织刺杀四川总督赵尔丰，事发前约李宗吾在寝室里谈这件事情。李宗吾把窗户撑开，看见夕阳西下、残血满天，想起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临行前顾视日影的典故，便对张列五说：“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恐怕你要与它分别了。”
张列五摸着脖子笑道：“我这颈项，数日来常常发痒，大约怕会有那桩事儿。将来我解往杀场的时候，你去不去看我？”
“我一定去看，但是袍哥说的话，要值价点儿。”李宗吾和他开着玩笑，意思是关键时候不能拉稀摆带。
张列五比画着说：“这是当然的。砍头的事，我是学过的。凡刽子手杀人，是犯人跪在地上，前面一人，拿刀一晃，犯人头一埋，后面即一刀砍下。我们有几个人，平时练习，一人坐在地上打一盘脚，两手掌相叠，平放前面，一人拿刀在前面一晃，坐地者用力把颈项一硬、脑壳向后一撑，后面的刀砍来，脑壳正好落在自己手中捧着。所以，我是练习过的，你不必过虑。”
因为炸弹没有按时运到，这次刺杀行动最终流产，不过，李宗吾却真真感受到了张列五视死如归的豪情。
在所有的同学中，李宗吾一生都极端敬佩、赞不绝口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廖圣人廖绪初，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后来曾担任四川省副都督的张列五。
第一次办教育
一般的资料里，都介绍说李宗吾是1908年开始涉足教育的，但实际上，早在1904年，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李宗吾就已经和他的几位同学创办了一所学校。
最早的提议人是王简恒。
1903年底，20多名叙州籍学生到成都求学，没有合适的学校，被困在了旅店里。王简恒祭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大旗，邀约同学集资办校，李宗吾、张列五、雷昭仁、陈全性等人都积极参与，凑了17块银元，创建学校。为了学校顺利开课，他们还约请一些老乡成立了旅省叙属同乡会，推选陈全性为会长。
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学校校长的赞许。校长不仅拿出钱和仪器等来支援他们，还破例准许他们轮流外出上课，不算缺席。尽管他们去上课完全是当义工，但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
最开始，他们在陕西街的茶馆里上课，仪器、标本、教具之类，可以无偿使用高等学堂的，也可以到成都当时的其他名校寻求帮助。为了节约经费，发起人全是义务劳动，外聘的教员也只领一半的工钱。实在困难的时候，大家还得多跑几趟典当铺，变卖私人的东西。
试办一年后，师生们都比较满意，于是，大家决定正式办一所学校，报请清政府备案，取名为叙府公立中学堂，主要招收叙府13个县的学子。
1905年，学校迁到大坝巷，陈全性病逝，大家公推张列五继任会长，学校的声誉更高了。恰在这时，叙州知府到学校视察。这位知府是雷昭仁的老师，听学生讲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捐助，没有固定经费，便承诺通知各县按期拨付办学的钱。于是，到了年终期末，张列五等人就结伴下乡，去各县凑集办学经费。在隆昌，举人郭书池一次就捐助了200银元。有了这笔钱，学校得以迁到了条件好些的北巷子。第二年，郭书池来成都，考察了叙校一番之后，决定把自己在家乡办的知耻中学迁到成都。当年夏天，在知耻中学任教的黄肃方、陈道循等来了叙校，这两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受孙中山派遣从日本回国的。
就此，李宗吾和同学们一起创建的叙府公立中学堂成了四川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而李宗吾的几个同学兼好朋友后来都成为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雷铁崖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张列五成为四川革命党领袖。
这所学堂，就是今天的成都列五中学。
富顺：“厚黑”“破茧而出”
蚕蛹化蝶有个过程，但也有一个“破茧而出”的时刻。李宗吾琢磨历史人物多年，真正想透彻“厚黑”一说，是在富顺的某一天晚上。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年底，李宗吾从四川高等学堂以最优成绩毕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到富顺中学做了教习。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09年（宣统二年），他当上了富顺中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就是在这里，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儿，将李宗吾脑子里的“厚黑学”引了出来。
早在读高等学堂的时候，李宗吾就有许多同乡同学加入了同盟会，其中张列五还是四川同盟会的领袖。李宗吾常常和张列五一起讨论革命能不能用权术，张列五说：“办事应该从正当的途径去做，万一正路走不通，也可以用权术，但是一定要有界限。”李宗吾问：“什么界限？”张列五说：“事过之后，公开出来，众人都能见谅，就是受了权术的人，也能相谅。这样的权术，就可以用。如果公开不得，宁肯失败，也不能用。”张列五甚至对李宗吾说：“你才智过人，就像是我的左右手，一旦革命军起事，预备要你带一支子弟兵，从今天起，你先做好思想准备……”当时，李宗吾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于是就想：自古以来，没有人无缘无故就可以成为英雄豪杰，他们都有各自的秘诀，如果把历史上的这些“秘诀”收集整理出来，或许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用处呢。可那时候时机不成熟，还没有到“破茧而出”的时刻，他忙活了很久，也没能把这个“秘诀”找出来。
等到他做了校长，猛然想起这件事情，愈发觉得有必要继续研究。
李宗吾的寝室在一栋三开间的右边，左边住的是校教务主任，姓张。房间的墙壁都是竹子编的，两边糊的是泥巴，所以不隔音。一天夜里，不知道张教务主任有什么心思，到半夜了还在唉声叹气。李宗吾心里疑惑，可又不能多问，只好躺在自己房间等张主任安静下来。终于，他听到张主任拍案大呼了一声：“当今之世，非脸皮厚、心子黑不可！”大呼过后，张主任平息下来，不能入睡的人，换成了李宗吾。
独自一人睡在虽然简陋但书香四溢的学校里，一个熟读二十四史的人很容易在睡不着的时候“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想着想着，想到了曹操、刘备、孙权，李宗吾翻来覆去地归纳总结几个人的英雄事迹，几经抽丝剥茧、排列组合，终于找到了三人的特点——
曹操心肠黑，不仅随意杀想杀之人，而且还冠冕堂皇地宣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刘备脸皮厚，一会儿投奔这个，一会儿投奔那个，而且一辈子会哭，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就痛哭。
孙权本来和刘备结盟，却突袭荆州；本来和曹操争雄，却在曹丕面前称臣。可见又厚又黑，只是黑不如曹操、厚不过刘备。
这样三个人，各显神通打将起来，岂不就能三分天下吗？
想到这里，李宗吾禁不住坐起来，一边捶着床沿一边大声喊叫道：“找到了！找到了！古代那些被称为英雄豪杰的人，不过就是面厚心黑而已！”
想通了这一点，他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了，上下五千年一一篦过来，由三国往上，到刘邦、张良，孙武、商鞅；由三国往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