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肉都紧张起来……谢谢你很快就寄来的这个邮包，有报纸，有油笔芯，还有纸。东西全部收到，看报真是一种享受。
紧紧地拥抱你，吻你。你的儿子瓦列里。”
1997年 12月 28日。
按照“文明的”立陶宛政治家的意图，这个人权保护者本该死在那里。但是，俄罗斯公众对他的命运极其关注，致使他们无从下手。
总之，正如所见，在如此“民主”、如此“文明”的当代立陶宛，只要你向往真理，只要你敢对官方的规定产生怀疑，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不仅你的人身自由会受到威胁，就连生命也极其危险。布罗克亚维丘斯对瓦？伊万诺夫的评语非常简短，但含义深刻：“够格的人！”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崇高的评价。
在法院和监狱的通力合作下，一度被视为波罗的海沿岸最强大的左翼反对党目前在立陶宛遭到了彻底镇压。眼下，立陶宛当局没有新的敌人可找，为了清算那些不合心意的人——便开始在自己人当中找上了旧日的克格勃人员。
像外交部长瓦廖尼斯这种昔日立陶宛“欧洲大西洋主义”的“大亨”，如今也列入了被怀疑者的名单，此外还有议会副主席皮基亚柳纳斯、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局长波秋斯（他不久前才就任这个职务），也紧随成功地把帕克萨斯总统“赶下台”的劳林库斯之后上了名单。据立陶宛新闻界公布，仅1989年的克格勃名单上就有324个男子的姓名，其中波秋斯名列第218位；瓦廖尼斯居第289位。预计整个“克格勃后备干部”的名单都将被公布出来。为了认真调查立陶宛这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在劳动党成员帕别金斯卡斯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议会委员会。立陶宛共和国的“猎魔行动”开始了！
爱沙尼亚当局和拉脱维亚一样，首先开始对居住在共和国中的俄罗斯人动手，不仅对他们的社团歧视，而且对为权利平等而斗争的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社会活动家进行迫害。为证明此事，我举1992年1月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会长奥列格？莫罗佐夫“案件”为例。
从出生起一直居住在爱沙尼亚的莫罗佐夫（他的三个孩子也都出生在塔林）拒绝承认爱沙尼亚当局有权根据1992年通过的法律而剥夺他的权利。为此，他和其他数万人一样，被宣布为不合法的人。
1996年，安全警察人员穆鲁来到“少先队员”工厂干部处，之后，莫罗佐夫就被解雇了。他被指控在强制迁出俄罗斯公民沙乌姆亚诺夫多子女家庭时反抗警察，这一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从1996年一直继续到1997年。一桩表面上的日常民事小案子，居然有好几个政治警察的侦查员介入进行调查。莫罗佐夫后来被法庭宣告无罪，因为他只不过是保护了被警察毒打的少年。
从1997年到2000年，对莫罗佐夫又提出了一项新的刑事指控——说他挑起政治纷争，其表现就是莫罗佐夫在参加退休人员纠察线活动时，举的牌子是“打倒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种族隔离”。这个案子又是由政治警察提出指控的。法庭再次宣告莫罗佐夫无罪。
国籍和移民局于1999年和2000年曾两次向莫罗佐夫发出让他从爱沙尼亚离境的正式命令。1999年 8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非法逗留”）的法令，并经行政法院判决，莫罗佐夫入狱20天。其间他一直以绝食表示抗议。过了一年，2000年7月，根据国籍和移民局的法令，行政法院又把他送进监狱蹲了5天。他再次以绝食抗争。
在马特维延科与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会见前夕，我作为国家杜马议员，向俄爱政府间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致信，请她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莫罗佐夫的问题。
下面是俄联邦外交部副部长古萨罗夫给我的回信：
鉴于您向俄联邦政府副总理马特维延科提出关于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副主席莫罗佐夫被捕一事，现通报如下。
马特维延科在同爱沙尼亚总理拉尔于今年7月4日圣彼得堡举行的俄爱政府间经贸、科技、社会、人文、文化合作委员会两主席会谈框架内，郑重地提出了莫罗佐夫的问题。她强调说，爱沙尼亚当局的官方行为，其中包括监禁这位俄罗斯公民的行为，带有对俄罗斯不友善的色彩，对俄爱双边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外交部长伊万诺夫、政治和社会组织、我国的个别公民都曾多次致信为莫罗佐夫进行辩护，外交部也发表过尽人皆知的声明。马特维延科呼吁拉尔在决定莫罗佐夫的命运时，体现出友好的意愿。
拉尔确认，在力争使莫罗佐夫得到爱沙尼亚居民身份证的同时，爱沙尼亚当局还要履行现行的法律要求。从爱沙尼亚方的陈述可以得出结论，爱沙尼亚共和国官方集团对围绕莫罗佐夫发生的矛盾根本不感兴趣。
俄罗斯外交部将根据现有的原则决定，考虑到我国公民和同胞在爱沙尼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调整与爱沙尼亚的关系。
在马特维延科对拉尔强硬地提出停止迫害莫罗佐夫家庭的问题之后，曾经 “平静”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后，地方当局就决定施加经济压力。开始，出于政治考虑把莫罗佐夫在学校里教俄罗斯语文的妻子裁掉了。
莫罗佐娃是学校中最有能力的教师之一，她的学生在俄语和文学奥林匹克竞赛中经常获奖。但是有人却给学校领导打报告，说她教的班级对爱沙尼亚国家不忠诚。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失去了最后一点生活来源。
由于莫罗佐夫不可能找到正式工作，所以家里欠下了数目不小的房费。国家房产局在一年半时间内曾三次约莫罗佐夫谈话，在莫罗佐夫请求颁发居民身份证的申请被拒绝后，又曾三次对他课以罚款，每次的罚款额都是 6000克朗。因为莫罗佐夫没有缴纳这些罚金，国家房产局于是把文件转交法庭强制执行。房产部门的官员宣布将把莫罗佐夫的住宅卖掉抵债。
莫罗佐夫一家居住的集体楼房管委会主任收到当局有关部门的建议后，决定通过法院来索债，实际上就是要把住宅廉价卖掉（为了抵债），把一个拉家带口的家庭赶到大街上去。
爱沙尼亚当局就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推行将不合心意的俄罗斯人从国内“迁出去”的政策。莫罗佐夫的凄凉事件就是例子。他既没有亲属，也没有住房，更没有生活来源，他甚至从没有跨越过俄爱边境，他真诚地相信，他完全有合法的理由居住在这个出生并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度里，他根本就没有一点额外的奢求。
发生在莫罗佐夫身上的这一事件，就是爱沙尼亚的所谓“非法居留”问题的表现。这个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它涉及数万人，这些人既不可能，也不情愿按当局的规定来履行所谓的国内居民合法化的要求。爱沙尼亚当局对莫罗佐夫境况的态度将导致一个极端危险的案例。他所触及的是一大批所谓“非法外国人”的命运，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是说俄语的少数族群。
对于安全警察来说，爱沙尼亚的抓捕季节还在继续。1999年12月份，塔林逮捕了一位有名的人权保护者，他就是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的领导人彼得？罗若克。他曾先后15次被投入监狱。
应该说，彼得？罗若克生来就是个为公平而奋斗的战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他在揭露塔林当局的住宅骗局时，就受到过迫害。现在，爱沙尼亚的两面派把苏共党证换成了爱沙尼亚的议会代表证，又在继续折磨他。
1991年以后，罗若克由于经常为遭到野蛮歧视的俄罗斯人打抱不平而多次被投进监狱。1994年他甚至被强行带到精神病院检查。秘密警察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敢同爱沙尼亚国家的镇压机器斗。算他有幸，爱沙尼亚的神经病理学家认定罗若克完全健康。
1995年3月，罗若克曾被强行逐出爱沙尼亚，但是，在俄联邦国家杜马的大力帮助下，法院被迫撤销了此项非法决定，使他得以回到家人中间。此外，他还打赢了这场官司，迫使当局为他支付了补偿金。
然而，卡博（我提醒一下，就是爱沙尼亚的安全警察）并没有停止行动。半年前罗若克又被指控酒后驾车冲向警察的汽车。不过后来才搞清，原来当天晚上他根本就没坐在车里，医学鉴定也证明他的血液中不含酒精。现在，又有人指控他敲诈勒索。那是个多次用以对付爱沙尼亚俄罗斯组织的证人。
这是一个漏洞百出，实际上全靠挑衅者的供词支撑的案件。但问题实际上却比乍一看来要严重得多。促使狠狠整治罗若克的不单单是警察的报复心理，而且还有长期的战略意图。最初的计划是把俄罗斯的这些社会团体隔离起来，可是后来又打算彻底摧毁它们，并以听从秘密警察控制的傀儡机构取而代之。对罗若克这样一个坚韧不拔、意志坚定、无法收买、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与当局做交易的人进行迫害——这只是镇压措施计划中的一个环节。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经常粗暴践踏人权和少数族群的权利，政治犯的人数也在上升，还产生和培养了一批对德国法西斯有好感的人，谁反对他们，他们就跟谁斗。然而，欧洲共同体和欧盟不但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反而利用这一点煽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反俄情绪，使这些国家变成仇俄地带，沿我国边界建立一条新的“隔离警戒线”。他们一方面经常严格要求俄罗斯遵守“人权”，例如在对车臣匪徒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却又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其实这些国家正在逐渐演变为极权制度，一种看似全新的，实际上被整个人类所谴责的，臭名远扬的种族隔离制度。
这些复杂的诉讼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似乎只是对塔林俄罗斯公民联合会领袖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彼得？罗若克出身于一个拥有光荣革命和战斗传统的家庭，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的儿子，是这两个民族的化身。他一个，莫罗佐夫一个，还有他们在这三个共和国中的同志们，上面讲到的这些人，都在为说俄语的居民的权利而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斗争，他们正在为反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和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而战斗。
可耻审判：卫国战争老战士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国家当局在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进行迫害，判处其中一些人长期监禁之后，又发动了一场针对过去的老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机构老战士的审讯。
人们很自然会问：这些高龄老人眼下还能构成什么威胁？答案非常清楚：我要重申再重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正在竭尽全力证明，似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被苏联“侵占”的：入侵者就应该受到惩罚，其继承者应该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赔偿。虽然这些国家对俄罗斯怀有仇恨，但由于他们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状况，其领导人未必敢冒险独自迈出这一步。所有这一切再次说明，他们是在唱别人给的词儿，都是曲意逢迎欧洲和大洋彼岸朋友们意志的操刀手。因此他们才会闹出一场又一场对卫国战争老战士可耻的审判来。
这种主要针对前苏联游击队员和国家安全局老战士的诉讼，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都展开了。拉脱维亚开始于1995年，立陶宛开始于1997年，而爱沙尼亚的第一桩诉讼案始于 2001年。
我想着重分析一个最著名的诉讼案。1998年8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护法机构逮捕了 75岁的退休上校瓦西里？马卡罗维奇？科诺诺夫，因为此人在二战期间曾是游击队指挥官，同拉脱维亚境内的法西斯打过仗。
1944年5月，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处于希特勒警察局监督之下的拉脱维亚卢德金区小巴特村村民把一小队游击队员诱进村去，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把他们交给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把这些人全部杀害。游击队决定为自己的战友向法西斯帮凶报仇雪恨。当游击队开进居民区时，迎接他们的是农庄主猛烈的炮火。战斗开始了，打死了9人，据说是平民。是法西斯分子向他们发放了用以“自卫”的武器。众所周知，德国人是不会把卡宾枪发给普通农民的，只发给辅助警察。
2000年1月，里加的区级法院宣布二战老战士、前游击队员克诺诺夫是“战犯”，判处他6年监禁。
对鲁比克斯进行的政治审判也是一样，即使是国际法准则遭到明显破坏，拉脱维亚当局也依然要为所欲为。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讲，法庭根据1993年拉脱维亚刑法条款认定科诺诺夫有罪的行为，在1944年5月27日根本就不应受到刑法的追究。
拉脱维亚当局，特别是司法界人士都很清楚，根据1948年12月10日的人权共同宣言，“任何人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在其发生时依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罪者，不得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拉脱维亚在退出苏联之后接受了上述宣言，把国际法准则纳入本国法律，并以此确认，此前此项国际法准则在拉脱维亚刑法中缺失。亦即承认：拉脱维亚刑法中规定应受到刑事处罚的犯罪行为，只能发生在1993年对该法典作出相应补充之后。因此，依据拉脱维亚1993年通过的“战争罪行”条款对科诺诺夫进行判决，是对人权共同宣言的粗暴践踏，因为该条款对1944年是无效的。
里加法院的判决使许多国家的老战士和群众团体异常激愤。对卫国战争游击队英雄进行迫害在俄罗斯引发了特殊反响。这项法院判决不仅使老战士，还使各国家权力部门首先是国家杜马感到震惊。国家杜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国家杜马不止一次发表声明和呼吁，指出拉脱维亚当局的犯罪企图是要对国际社会所遵守的纽伦堡法庭的结论和原则加以修正，实际上是企图对二战结论翻案，为法西斯主义辩护。
国家杜马曾多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拉脱维亚的亲法西斯极右势力持续不断的活跃行动，正在把好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拉脱维亚当局对俄联邦外交部就拉脱维亚审判反法西斯老战士科诺诺夫所作的声明的反应，证实了拉脱维亚正在形成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政治制度。
国家杜马要求拉脱维亚共和国当局同任何企图为法西斯主义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翻案的行为划清界限，坚持尽快重新审理科诺诺夫案件。
拉脱维亚高级法院就前游击队员科诺诺夫上诉一事认定，该案起诉理由不充分且证据不足。老战士获得了释放。
2000年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审查并满足了瓦西里？科诺诺夫的申请，给予他俄罗斯国籍。俄罗斯总统指出，这不仅是对个人申请的回答，而是对为战胜法西斯作出重要贡献的军人应有的尊重。
2003年4月，拉脱维亚总检察院再次对科诺诺夫一案进行审理。在拉脱维亚的雷泽克内市，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开始再次审理对瓦西里？科诺诺夫的刑萨诉讼。科诺诺夫仿佛是在受到命运痛苦的嘲弄，他出生于离这座小镇不远的地方，在那里成长，从那里出发参加游击战，成为游击队优秀的爆破手，颠覆过约20辆法西斯的军车。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竟又在那里作为战犯坐在了被告席上。
2003年，拉特加尔斯克地区法院又一次——已经是第三次对经受了诸多磨难的80岁的卫国战争老战士、俄罗斯公民瓦西里？科诺诺夫的案件作出判决。这一次法院复审把对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