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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的春天，一组学生从位于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三月一日，我外祖父的日记中写着，用很整齐的黑色笔迹：
一群我们美国人在今晨拜访了希尔维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间里，做了一次关于中国的长谈，特别谈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学。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学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讲。他看上去对于天主教大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对演说全情投入。
在那天后，日记出现了变化。关于罗马写得少了，而中国多了；那种痴迷迅速增长，直到“中国”被加上了大写，下面划上了线，一个神圣的词：
1931年，三月，18：弗朗西斯克劳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今天抵达了这里，在他回去中国的路上。一个大块头健壮的爱尔兰人。
1931年，三月，22：克劳提神父举办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机会，在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有十五个人去了他的房间。当然那里有抽烟，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氛围。听克劳提神父谈话非常有趣。据他说，大学现在的基础非常扎实，而他收到的承诺说，会有相当数量有能力的教师去中国，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三月，23：现在，所有美国人之间的谈话，都是关于中国。
1931年，三月，25：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尔夫和唐纳德谈到了中国。克劳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还是来了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斯，爱德华，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启发性的交谈。我们太兴奋了，当克劳提在12点走后，唐纳德，休斯和我继续呆着，一直谈到了凌晨3点钟。我相信这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要申请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三月，26：中国！今天起得颇迟，因为昨晚的关系。花了大半个上午在唐纳德的房间里讨论中国。克劳提神父下到我们这里来，带了些照片，关于他昨晚所讲的。看起来，将有一个不小的美国殖民地，从罗马的圣安塞尔，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学。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三月，27：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关于中国。我呼吸，吃饭，睡觉，都是中国，我想对于我们“中国小组”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
当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愿时，上级通知说，他将被派回阿肯萨斯。我的外祖父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去中国服务。而他的上级回击道，有时上帝就是这么做的——偶尔他会给年轻人一个假的召唤，只是为了测试他对地上的上级的忠诚度，而有时你真的感觉到你是要去中国的，但事实上，你应当去阿肯萨斯。
就这样，我外祖父错过了人生的转折点。他不想去阿肯萨斯当神甫，而本笃会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国当神甫；于是，他置命令于不顾，回到了美国。他卖掉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孙子。他从没有去到中国。他没怎么谈过他做修士的日子，而我从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兴趣，直到我在读研究生时看到了他的日记。但那已经是他1987年去世后的七年了，当时我17岁——几乎和他在罗马当修士的年纪一样，而就像他一样，太年轻了，对时间没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而过去还会重现。
在涪陵，我继续跟家教学习中文，孔老师与廖老师轮换。我们的课总是从谈一些小事开始，而廖老师经常告诉我她前晚上在电视上看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多数朋友一样，她会看海量的电视节目，而有一天她来上课时，对昨晚所看的特别有兴趣。
“昨晚电视上有一个外国人，”她说，“他在说中文。”
“是大山吗？”
“不，不是大山；他的中文远没有大山好。他的中文也没有你好。”
“那不可能。”
“实际上，他的语法比你好，但他的发音比你差。他的音调很糟糕。”
“我不相信。”
“我不是开玩笑，”她说。“我想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外国人要好。而如果你改进语法的话，就会更好得多。”
“他是从哪儿来的？”
“澳大利亚。他很丑——他的皮肤很差，头发很长。他难看极了。”
有一阵我们坐着不语，共同分享对那个电视上发音糟糕的长头发外国人的鄙视之情。然后我们开始上课，而廖老师对我的语法特别加以注意。
在那之后，她不停给我更新那些出现在电视上的外国人信息。那主要由一个经过挑选过的小群体构成，以大山作为支柱，而所有常现的人都会说很好的中文——很明显，我还要许多年才能加入那个联盟。但廖老师显然觉得我有希望，而偶然当一个外国人出现了音调的问题，她就会无情地批评他。而她总是很仔细地挑出外国人的身体缺陷，或者说缺点，尤其如果那个人胖的话。廖老师极其苗条，而她不喜欢肥胖的外国人。
在我们的关系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感，但那已成为一种让人舒服的正式感——一个中国式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她对我的进步感到骄傲，而从现在起我开始读报纸了，她会仔细阅览重庆晚报，剪下我们将在课堂上用的文章。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中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那些描述香港回归祖国后取得进步的故事（三个月内发生的大事）。偶尔她无法自抑地选一些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文章来。在九月末，当法国对美国的伊朗制裁政策发出抱怨时，我们的课程包括了一组谴责美国“世界警察”角色的文章。但即便在那些课堂上，紧张情绪也不存在了；我们的鸦片战争早已结束了，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相处。我们两人都有所改变，但或许多数是我在变：我不再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外国人，无论在她或我自己的眼中。
我喜欢廖老师，因为现在我能看出她乃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在我的眼中，她乃是我到涪陵后所认识的人中，最最中国的一个。她拒绝外国人对她屈尊俯就，因为她是个很具自豪感的人，但与此同时，她又能将这种自豪感延伸到我的身上，在几个月的工作后。与她的自豪感相随的，还有她强烈的传统意识，男女礼仪。她不会像许多其他年轻女人那样穿暴露身体的衣服，她也没有去染发，把自己头发颜色给西化。不像孔老师那样，她拒绝在我的寓所里上课。廖老师已婚，而我是个单身的男人，如果她一周有六个小时呆在我的家里，人们会说闲话的。我们总是在我办公室里碰面。
我喜欢跟廖老师学习还有另外的原因。对于任何话题，我只要问问她，就能了解到一些中国主流的态度意见，因为她实在太中国了，而我经常用我们上课的机会来厘清一些我与其他人交道时的见闻。有一阵子，我困惑于中国人对希特勒的着迷——如果你跟老百姓聊到那个元首，人们总是给予好评。那个夏天，在西安，我认识了一个德国学生，许多中国人一旦知道了她来自德国，就变得兴奋，让她很不舒服。
“哦，你来自德国！”他们说道。“希特勒！很好！”
出于好奇，我经常向中国人问到他，许多人给了同样的回答——他犯了错误，但他曾经是个伟大的领袖，为他的国家做了好事。毛主席给中国人留下了对独裁者的好胃口，这似乎很自然，但我还是好奇，我向廖老师问中国人为何对希特勒态度那么积极。跟往常一样，她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说，许多年来，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一直在电视上，在戏院里放映；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
“当然！”
“多少次？”她停顿一下，数了数。“四次，我想，”她说。“也许更多。”
“那片子怎样？”
“它很棒！我总是喜欢希特勒在片子里演说的样子，像一个疯子。他像这样”——她模仿卓别林模仿希特勒的样子；她挺起肩膀，挥动拳头，下巴高举在空中。
“哇哇哇哇哇！”她叫道，好似在用外语发表演说，然后她格格笑个不停。
“但那片子不是取笑希特勒吗？”我问。
“当然！”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对我说他的好话？”
“多数人有两个矛盾的观点——希特勒是个伟大的领袖，而他也是个疯子，干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同时有这两个观点，你看。而我想人们觉得他是个有趣的角色，所有他们喜欢他。他看上去很有趣。”
也许，中国人对希特勒着迷的最奇怪的一点，乃是他们同时对犹太人非常尊重。在中国人之外，犹太人乃是最好的人——他们乃是极富才智的民族，人们可以从爱因斯坦与马克思的例子中看出。在西安，我曾与一个以色列人一起学习，而教师们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被他相当地唬了一把。每个人都对他的才智赞叹不已，尽管他事实上不那么聪明，而中文学得尤其烂。但他是犹太人，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很聪明；每个人都知道那点，是以他们对他这个特例的真相视而不见。这情形，就跟我的蓝眼睛一样。
这类的观点乃是标准化的，完全可预见，而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能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是外面人常说的那么复杂。外国人总是谈着，去认识中国何等困难，这经常是不错的，但也有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观点惊人的一致，很容易预测。有一些按键你可以去揿——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而90％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确预测到，包括人们会使用的词汇。这很自然，考虑到中国的状况：几乎所有人都属同一种族，这国家孤立了几百年，而现在的教育体系严格的标准化，受到政治控制。
是以很自然的，这情形导致了一些特别奇怪的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对泰国变装者的着迷。这是我在夏天里发现的另一样事儿：你随机问一个中国人关于泰国，几乎所有人都会说一样的事，泰国人因为其人妖而出名。
发现这些普遍的观念很有趣，而有时你可以利用它们。在那个夏天，我妹妹安吉拉与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厌倦了跟他们的翻译一起吃饭，是以我给了他们一系列话题去娱乐一下生活。托德是犹太人，我告诉他这可是张王牌，不当被浪费。在我离开后，他在单调无趣的饭局上宣布了他的民族背景。
“你是犹太人？”翻译张大了眼问。
“是的。”
“你肯定很聪明！”
在那之后，他对托德有了新的尊重。这和第二组和平队的一个教师情形是一样的；当人们发现她是犹太人，一切都变了。她的一个中国朋友向她道歉，因为在身份揭示前，没有给予她所应得的正确的尊重。
夏天里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车时学习中文课本，让其他旅客很钦佩。身为一个外国人，让中国人钦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学得再可怜，人们也会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个女人对我尤其有兴趣。
“你是个中国通，”她说。“我看到你学得很勤奋。”
“不是的，”我说。“如果我学习勤奋的话，我的中文会更好。”
她盯着我，很显然她努力在想着什么。“你是犹太人吗？”她最后问。
“不，”我说，而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这冲动，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她的失望，但没办法：我只是又一个外国人，而根本不是个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学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级学生都毕业了，多数在乡下教书。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样；他们现在是真的人了，而我们可以很自在地讨论任何话题。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杂肮脏了，而人们也变得友善。当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的话有了其意义。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的工作；我还是在教文学，但现在容易多了，因为有了去年的笔记。我把大部分的空闲时间花在城里，四处游荡，跟人们聊天。
我有了一个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干什么，每天的每个时分又该干什么。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门，坐在公园里，看着城市苏醒过来。周二的下午，我和摄影师聊天，然后跑去望周公园。周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礼拜天，我会去教堂，在那之后，我坐下来，和李神父聊天，他会给我喝点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欢什么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还是出于敬意，就像他给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于对外国人的敬意。
在跟李神父谈话后，我会逛到老城区，看江边的铁匠工作。然后我会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为在周日，一群中老年人会带他们的鸟儿出来，把鸟笼挂在架子上。他们总是很高兴看到我，尤其是张小龙，他乃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了伤，跛了条腿。这次受伤却很妙，因为他被正式列为伤残人士，永远也不会被海陵工厂炒掉了。那是一家国有企业，正在改革减员，但这不会影响到张小龙，他的工作乃是彻底完全了。从一次车祸得到这样的好运已经是福星高照了，而张小龙再次出击，当他老婆生小孩的时候——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对双胞胎儿子。轻微残了点，却获得了证书，又得到一对儿子——实在太美妙了；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人们只会在故事里写到这么好运的人。
每个周日，张小龙骄傲地拖着他的瘸腿来到茶室，带着他的鸟笼，坐在阳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运的，而我喜欢跟他聊天——不是因为他特别有趣，仅仅因为他总是快乐着。而他让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无论我走到哪儿，人们都知道我是谁，而我可以跟随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证常见到的人都喜欢看到我。那儿还是有不少年轻人，嘲弄着大叫“哈喽喽喽喽喽！”，当我走在街上时，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烦了，无论如何，多数人的友善淹没了这一点点的骚扰。这是同样的一个矛盾谜题，我在夏天时发现的——中国人可以让外国人感觉很难相处，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对你所来的地方无比好奇。我感觉到，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应对身为一个外国人的艰难之处，而现在，我享受着所有的好处。
在许多方面，这城市为我转了个圈，不过当然我才是那个真正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新人了，何伟，或者，根据四川人的发音，霍伟。那是我在和平队培训时所给的，它在中国很普遍：给予的名字，伟，意味着伟大，跟美国的约翰差不多普遍。那个家庭名字，也很常见；无论我到四川那儿，都有许多的何，而当我自我介绍时，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家们儿，一家人。在学校里甚至有另一个何伟，他在体育系教课。
这里跟大多数国家不同，那儿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来自的地方有一个清晰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成为何伟的那个人与我的那个美国自我也没有真实的联系。这就带出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在二十八岁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在这个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补补，从改变你的名字开始。亚当在头一年的末期就那么做了，因为他原来的中文名字，马尔康，听起来太外国了（它的读音也跟四川一个猪饲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个不那么农业味，又更加中国味儿的名字，亚当向他的学生征询新名字，写出解释来，在几轮后，得出了梅致远。那个给予的名字，致远，意思为“为高尚的目标所驱动”，也和马致远同名，那是七个世纪前的元代诗人，写过一首著名的思乡曲。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后有作家在他们的文章里用到那两个字。突然间，亚当从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