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懂得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奉献,什么是人间真情!
(六十八)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没有退路的时候,正是潜力发挥最大的时候。来到《知音》,我就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所有退路,我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做一名合格的编辑和记者。
没有什么比作者的奇缺更令我伤脑筋的事情了。作为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支可靠的作者队伍。如果自己手里有几个得力的作者,每月给我提供一篇有价值的稿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只好坚持每月都出差。后来,我想到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笨〃办法:每到一地,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就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起来了。
除了组稿,我就是亲自采写。这是我的优势。
最远的一次,我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坐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因为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第66节:采访目中无人的名人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常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了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稿子。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了。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闹钟,时刻不停地奔跑着。因为我太清楚不过,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时候,紧张得晚上做梦都是稿子、稿子、稿子。有一天夜里,我梦到雷总编在下稿子的时候,没有我的,这就意味着我这期剃了〃光头〃。我急得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醒了,残酷的梦境像真的一样,害得我再也睡不着了。
出差在外,无论是和作者还是和朋友聊天,三句不离稿子。都被别人笑话得职业病了。有次我回家,跟妹妹妹夫也说,如果老家发生了什么故事,马上就告诉我,我好回来采访。
我想,所谓的敬业,就是时刻想着工作吧!今天如果不努力工作,明天可能就要努力找工作了。
(六十九)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对我来说,找作者不难,找线索不难,难的是去采访那些目中无人的名人。大凡名人都有些做派(这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特别是那些歌星、影星。当然,并非所有名人都是这种德行。
有一年冬天,我出差北京,冒着漫天大雪,找到音乐家蒋大为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先生聊得十分愉快。蒋大为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上发表后,蒋大为先生十分满意,又介绍我采访腾格儿,并把腾格儿的电话给了我。
首先,我打电话到腾格儿的家里,腾格儿的女朋友告之我,腾格儿在长春演出,让我打腾格儿的手机。我拨通腾格儿的手机后,礼貌地说:〃腾老师您好,我是《知音》杂志社的编辑,叫赵美萍,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你一下……〃我还没说完,腾格儿就说:〃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腾格儿就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腾格儿的电话,我说:〃腾格儿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腾格儿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关了。我又气又委屈,拿着电话的手在发抖,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腾格儿,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还有一次,我打了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的耳光。我和这个家伙是在采访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时候认识的。在武汉,我们还在某舟桥旅部队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有次我到北京出差后,这家伙趁介绍一位名人给我采访的机会,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
第67节:榜样的能量是巨大的
面对如此无耻嚣张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
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子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的。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开始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
(七十)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渐渐地,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成了杂志社的骨干编辑。
也许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苦,我对社会上的弱视群体犹为关注。在《知音》杂志社的6年多时间里,我为被歹徒残害的小姐妹奔走呼号过;为身陷冤狱的无辜百姓撰文呐喊过;为身患绝症的不幸生命寻求帮助过;为流落街头的打工仔慷慨解囊过……
1999年夏天,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之窗》节目组又来到武汉,采访了我到《知音》之后的一些经历。从社长、总编到主任和同事,每个人对我的评价都不错。后来,我在电视中看到,胡总说出了当初录用我的情况。他说:〃其实当初杂志社决定破例录用小赵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我们杂志社从来没有录用过没有文凭的编辑。但是,我们看到她曾写过那么多的纪实文章,又是我们的得力作者,就想给她一个机会,看她能不能胜任编辑的工作。小赵很能吃苦,也很勤奋,这两年,进步很大,也给了我们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后我们要是再招聘员工,可能会更注重生活阅历……〃
在后来的很多场合,胡总都对我的成绩给予了肯定。有一次,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来《知音》视察,社领导还特意向彭主席介绍了我,彭主席亲切地鼓励我好好工作,再创佳绩。那一刻,心里的激动和温暖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给我机会,再有采访,也无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赋和机遇,是缺一不可的。
随后的采访接踵而来。电视台、报纸、杂志纷纷出动。人们对一个小学毕业的采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国知名的《知音》杂志社做编辑、记者,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人物身份和职业的反差太大了,人们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努力,如何获得今天的成功的。于是,《打工妹成为著名杂志社编辑记者》、《〃小学生编辑〃的奋斗之路》、《我变天鹅这九年》、《天地一漂萍》、《从采石女到名刊编辑》等标题的文章此起彼伏。每天,我都会接到数十封来信,有打工姐妹写来的,有大中学生写来的,有为人父母者写来的,还有是高墙囚子写来的。还有两封信,居然是美国写来的。原来,他们是看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对我节目的转播。所有的信,几乎无一例外表达了对我挑战命运的钦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汉留学生写给我的,他说看到在自己的家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十分兴奋,他把信写给了他的父母,然后又让父母给我转寄了过来。这位留美学生在信中说:〃虽然我是个留学生,比你的文凭高了许多倍,但我还是觉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没有的,你的吃苦耐劳、积极乐观的精神是我没有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样的家庭,那样的身世,我会怎样度过一生……〃
在所有来信中,最令我触动,并一直保持着联系的,是东北铁岭市某监狱一个叫刘树涛的年轻死缓犯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故事后,立即给我写信。他说他在犯案前,也是个文学爱好者,经常写点短文,往当地的报社投稿。有一次,他因为哥们意气,帮人打架,失手将人砍死,年轻的人生从此被颠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绝望,希望我能帮他走出心灵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刑犯人。这封信在我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丢进垃圾箱,我想了想,还是给他回了信,信中无非是鼓励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时我还寄去了一本《知音》。没想到,第二个月,刘树涛又写来了信,还在信中夹了篇习作,希望我指导他写作。
说实话,那时我忙得连自己的稿子都是争分夺秒地在编,哪有时间为一个犯人指点写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让一颗希望的心面对失望,只好硬着头皮给他回信,鼓励他多读多写,并告诉他我会帮助他发表作品。
第68节:腾讯论坛网上捐款超三万
刘树涛越发努力。他在办《醒报》的同时,不仅自己撰写稿件,还带动起监狱其他犯人们展开了读书写作的良好风气。他每期都把刊发着他作品的报纸一份份寄给我,向我报喜,向我展示他每一个进步。
2000年秋天,刘树涛给我写来一篇文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梦想》,我看他文笔流畅,写得情真意切,就编辑送审了。随后,这篇发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费。后来他告诉我,他把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地的失学儿童。这事,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了。
后来,因为积极改造,表现突出,刘树涛被接二连三地减刑。每次获得减刑或嘉奖,他都会写信给我报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讯,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个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样的能量却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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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十来天时间里,设立在腾讯〃灯下文字〃论坛的网上捐款便达到三万多元,有人五十,有人一百,有人两千,还有人捐献出了寓意美好祝愿的6666元……这些,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们捐献的。在乍暖还寒的三月,有一种感动让我泪流满面……】
在我所有的采访对象里,我对一个叫阮魏旦的女孩始终怀着一颗悲悯之心,也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难过。这个浙江女孩19岁那年患了〃右股骨下端骨肉瘤〃,即骨癌,父母怕牢命伤财,索性将她遗弃在医院里,从此不闻不问。就在阿旦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默默喜欢着她的男孩子冯乐明走近她的身边,从此不离不弃守护在她的病床前,小冯还卖了自己的修摩托车的小摊子,倾家荡产筹钱为她治病……
1999年,我刚好驻上海《知音》记者站,专门在上海及周边地区组稿采访。当我得知这个催人泪下的真情故事后,我立即赶到瑞金医院采访了阿旦和阿乐,然后含泪写下了《爱还年轻啊,怎奈何苦恋岁月风雨飘摇》一文,发表在了《知音》2000年第1期上。这个动人的故事立即借助《知音》的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不小的轰动,一颗颗滚烫的爱心向阿旦涌来,一笔笔捐款汇往阿旦所在医院的账号……她的病情暂时被控制住了。可是,在此后两三年间,阿旦的病情一直反复不定。
2003年2月8日(大年初八),上午9点多钟,刚刚上班的我接到了阿乐从北京打来的求助电话:〃赵老师,我是阿乐啊,阿旦的肺部和腰椎又出现了病灶,我们去年底来到北京人民医院治疗,现在钱都花光了,还欠了医院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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