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峻、虹影、叶倾城等合集:专栏主义嗔 作者:先张/主编
文字越来越性感,生活越来越狂躁(1)
前言 文字越来越性感,生活越来越狂躁
静下心来,回忆交往过的朋友,要把他们从记忆里区别开时,我蓦然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长了一张不同的脸,而是他们善于使用不同习惯的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观念。这些,让他们成为我一个个记忆深刻的朋友。又或许,他们是长了一双双不同的“手”,能写出属于他们仅有的文章,无论谋面与否。
这便是我所结识的朋友,文艺类专栏写作的高人。
很简单:专栏是报章杂志为某专人文稿或某一性质文章而特辟的具有固定型式的篇幅,为报章杂志专栏撰稿的人,叫专栏作家。
这一点,美国的媒体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并达到了极至的状态。
《泰晤士报》某专栏作者曾发表过一篇批评小布什的文章,第二天邮箱里塞了一百多封美国读者辱骂他的电子邮件。甚至,《纽约邮报》的人气专栏作家斯特恩,向富翁比克尔勒索巨额“保护费”,否则他将写文章“唱衰”他。
在我国,尽管专栏没有繁荣到如此地步,且在博客热潮中得到一定缓冲和瓦解,但事实上,我们的专栏依然树立了对事物或原理的基本主张,形成了一种观念与信仰的形态。在文艺圈,尽管专栏重风格大于思潮,大于内容,但“专栏主义”确是驾临过的。
那么文艺类的专栏是什么?——除了考究“手”的不同,有没有其他的要旨呢?
我想,这一定是有的。假如,某时期的作家专栏,成了媒体像污水般四处横流的声音,那相当可怕。——媒体的文艺观点、情趣、思潮对人耳濡目染作用,比老师、亲爹训叨来得更深刻、直接,专栏怎能不须要旨呢?
专栏的要旨是:专栏作家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作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在行文的习惯中,他们应永远保持具有文明、公平、公正、正义的意识。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话来说,每个写专栏的人,也要有一套“八荣八耻”!
王小波早前在《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中说,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罗素先生说,人人理应平等,但实际上做不到,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
但这不是绝对。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具备公正、正义的意识是必须的,特别是专栏被媒体广泛包养的今天。专栏作家不但需要按时交稿,做到不兑水,不搀假,更要做到不受指使,不能简单地把某一块版面填满了事。
可实际的状况是,专栏文章已经变得越来越性感,除了性感什么也不是。
分析起来,觉得又情有可原:性感的文字在当下最易使陌生人迅速相识,最易产生亲切,最易搭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就像世间嬉皮笑脸甜言蜜语的男人能轻获芳心。
感情能控制经济,经济能控制人,所以,俘获人最好的手段,便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智力劳动?
如今随处可见的专栏,字字充满陷阱和诱惑,它们性感得连发声都是软的。虽说比以往的板着面孔说话,是一大进步,但是,不得不说是到了另一个迷茫时期。
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分文学和语言两块,这两块本来应该结合紧密,但施教的不堪却是:文学专业的学生语言素养不够,语言专业的学生文学感悟能力不足。
专栏文字从一个迷茫到另一个迷茫,从严肃呆板到嬉皮笑脸,是一种必然。
文字性感,让人们认识到它出现嬗变是因为一种“捷径”的需要,它们拥有成立的三大理由:
一、以弱制强。弱者控制强者,走路慢的控制走路快的,女人控制男人,性感的文字企图以情感的丰饶控制物质的浅白。
二、试图以文字建立纯粹关系。吉登斯说,两性间的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能剔除权力控制,使双方在性和感情上处于平等。文字能有效控制关系空间的界限,于是,有人误以为献媚是对读者的尊重。
三、人的动物本能。在“集体良心不起作用”的时代,“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充满多数人意识,专栏文字为此提供温床。
“生活越来越狂糙,文字越来越性感”,它们充满辩证逻辑,并有大量作品为证。譬如,大作家余华的《兄弟》,性感得让人呼天抢地,但他偏称之“荒诞主义”。
但现在你所阅读的这一辑《专栏主义》的性感却恰恰相反。它是取其时代精华,是浮水下面的沉积,是语言与文学感悟能力的综合体现。它不但性感,同时愤怒、清纯、娇嗔,有火的热情,冰的清凉。
写专栏的许知远曾告诫地说,年轻人不能太实际,不能只想着找个好工作,买房、买车、娶老婆。人的大脑,要装一些和自己没关系的事情,比如美好的生活、社会的变化。物质的财富转化不成|人格的力量。
所以,“发现”是专栏作家最宝贵的品质。一个善于发现的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最优良资讯。一个善于发现的人,更容易创造意蕴独特文风。
关于专栏,我说了以上许多不着边际的话。此时,我再次想起一个专栏写作的朋友。一个“一直待在家里”的朋友,他最近有了困惑:
“您知道吗,想起床时就起床,想出门就出门,没有人干涉:你在干嘛呢?没有任何限制,这就是自由,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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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越来越性感,生活越来越狂躁(2)
他用了一个小时向我讲述他的独处。“您看,我把所有自由的味道都搞掉了:我‘看见’我冲澡,我‘看见’我上网,我‘看见’我听音乐、去冰柜里找食物。我向自己宣布马上要做的事,和以后必须做的事。我出门,夜再深,都要回来。我有必要这样来看管自己吗?”
于是,我明白:作家手中的文字,深中狂躁之毒,作者必须具备双重人格,自我观察,自我监视。
一个对社会、对生活敏感的人,一旦没有任何事或物牵制他,他们必然转移到自我的监视。
写作的人一定要有声音告诉他:你该做这个,不要去做那个,你可以这样做,不能那样做!
那个声音是中立的,把时空划为两半,让你看了这面再看那面;从而稳稳当当地握在手中。它要有破坏现在的意识,瞻望即将来临但不可预见的未来。
这样写作之人告别了生活的狂躁。
颜峻 音乐战争
娱乐社
颜峻|音乐战争
颜峻。男,1973年生于兰州,现为在京外地人,与地下制造传播推广业素有瓜葛,兼做各种地下文艺活动,为SubJam和观音唱片惟一员工、SubEvent文艺活动资讯消息树看守人、摇滚乐资深铁托。
主要创作诗歌,业余时间学习声音艺术的创作和表演,偶涉文化研究,写有文艺杂文和性专栏。
颜峻的音乐评论给过很多音乐人以及音乐以外的其他人士深至骨髓的启发,是这个时代媒体副刊追捧的重要对象之一。他的专栏文章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能够精准地给读者“洗脑”,这是专业、思想和文字功底三方锤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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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盲目的时代
从来我都懒得(也是不敢)向唱片公司说三道四。本来,对人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唱片指手划脚。站着说话不腰疼已经是够费神而且够惭愧的了,还管他唱片市场好坏呢?我有打口CD可听,我有乐队的朋友聚会饮酒,那么市场黯淡、老板迷惘、消费者挑剔、音乐人夜郎自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爱听Lo…Fi,爱听噪音和Punk,他们做吗?
瞧我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您说对了,唱片业内人士的衣食父母就是我们这些没心没肺、朝秦暮楚的广大消费者,别指望我们会被你辛苦创业的雄心打动,你就是发誓要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既民族又现代兼顾古典和流行试图与全人类接轨的伟大音乐——又怎么样?去评五个一奖得了,我们只知道听,甚至连听都不知道,什么素质低就爱好什么。
因为这个时代是如此的不稳定,既不是致富无门也不是富足安宁,而是每个人都被改变生活的可能性这根鞭子抽打着,这整个社会都在卓有成效地将自己改善。无穷无尽的质变让音乐失去了真正的听众,或者说在前所未有的物质的奖赏与压力之下,文化暂时地被中国人搁置了,在大众层面上,那些不需要听的音乐和不需要读的书是最受欢迎的。尹相杰、刘尊、黄鹤翔、火风、任贤齐和打了折的刘欢之流的歌曲像金钱和性一样易于理解、朗朗上口也当然深入人心,他们其实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象征,他们并不庸俗,他们只是需要着庸俗。在经济解构了政治又悬置着文化的今天,人的需要越来越归结于自身,黔驴技穷的爱情曲唱着永恒和命运,其实也只是满足了听者最后一点叶公好龙的遐想、抚慰他们最后一点顾影自怜的感动。至于某些一不留神卖热了的好作品,又有几个没有遭到误读呢?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赢得了多少相互矛盾的赞美啊。
好了,姜昕、希莉娜依、小柯你们都别叹息了,算了,去吧,像王磊那样动人、那样现实、那样深刻而且富于创造性的音乐都无人喝采,干嘛还要抱怨市场呢?那唯一没从钢丝绳上掉下来的人就是田震,咱们干嘛不来分析一下呢?熟悉重金属的人会明白我下面的比喻:《执着》和《野花》其实就相当于Extreme的More Than Words、的To Be Whit you或Wild World。你首先要有强大的号召力把听众从歌海和麻木的耳朵里拯救出来,其次它一定要找到人们因缺少慰藉而日益缩水的心灵,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磨去棱角,不做形式上的任何冒险。
所以还是认了吧,这不是一个挣文化钱的年代——但不等于明天也不是——要么就做一些没文化的音乐,要么就别叹息曲高和寡、我倒是真喜欢小圈子里叫好而市场未必接受的声音。我喜欢Punk,喜欢Lo…Fi,喜欢噪音和更多阴戾真实的东西,我同样喜欢许巍和鲍家街43号,如果这种口味还是显得偏狭的话,我要说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还要说你们既然能哄老百姓买回听完就扔的磁带,为什么就不能哄人买回听完就犯晕的磁带?叫好的掌声比叫座的钞票更有价值,是因为它更具备生命力,有着长久的价值。当盘古和祖咒在现实与美学两个方向狂飙突进的时候,中国唱片业却做了麻木的聩人。事实上,如果许巍一辈子只会写更多的《执着》给别人唱,我们所丧失的将不只是《两天》,而是推动历史前进和使人性成其为人性的力量。当一种风格、一种音效、一种结构、一种发声方式或一个话题受到关注的时候,大赚其钱的只有聪明地紧跟、复制、倾销的商人——唱片工业的栋梁们,但是亲爱的老板,请先给这声音一个自内心而发的机会吧。
是的,这就是我滔滔不绝的倾诉后唯一值得您记住的话:发自内心。那是我要听的音乐,或者说音乐它自身需要的音乐。如果解晓东和毛宁告诉你“我的歌都是发自内心……”,那么别信他们的鬼话,丧失了自我的人只会流别人的眼泪并用别人的语言表达,他的真诚是只具有道德价值的。1994年我第一次听到Painkiller(当时还不知道John Zorn)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样执着于人的隐秘的情感、内心的悸动,又同时专注于秩序和事物的关系的声音,其实,也就是音乐所应当具备的方向。自从艺术存在于人类世界的那一天起,牵涉到人的精神生活的事物无不追求着“内心”这个准则,可是天哪,究竟有多少人拥有丰富的内心,又有多少人能够发现并表达内心?在实验和前卫成了时髦的今天,我依然相信,强大的创造欲是导致自由表达的唯一动力,当然它也是一切有话要说的异端的心脏。
而这正是国内大多数唱片公司的老板和制做人所不能正视的。他们被市场这只虚幻的狗追赶着,瞻前顾后、精打细算然后一个个掉入赌搏般的陷阱中去,他们从来没有勇气去承认歌手或乐队发自内心的粗糙、直接和陌生然而真实的财富——就是我听到许多“原创音乐”包括郑钧、子曰、丰玄、王童语之后的感想。对技术的膜拜或惧怕导致了对原创性的背叛,这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因为消费者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斤斤计较于形式。中国的唱片工业迟早会变成一堆涂脂抹粉的妖精,就连“另类”也难免背叛他们残存的真实——这简直是应该的!
这是一个盲目的时代,人们都在盲目地选择音乐,所以别去做那些丢人现眼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垃圾,也别指望像田震那样深入每个人的伤口。除了老齐秦、杜德伟这类抢钱的货色之外,我相信还有更多属于少数人心灵的声音,而它们也正是徘徊在大众门口的游魂,收留与否,其实还是传播者的事。举个简单的例子,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就比Alanis Morissette更恒久也更孤独。而它的存在证明了美国现代音乐的生命力。还说什么呢?这盲目的时代。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1)
有时候地下乐队会遇到一些奇怪的提问者。比如一个刚刚从李亚鹏或孙悦那里回来的戴蓝色窄幅墨镜的娱记,怀里还揣着企宣通稿和红包,突然被编辑派去采访这帮愤怒青年,他/她因此兴奋,对对方的发型、收入、性态度和祖籍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尝试着打听认不认识吸毒者,以及打算什么时候被全国人民接受……结果通常是这样:那个尽可能客气的被采访者终于得到释放,在背后大骂这个呆鸟,而呆鸟回家去写了一篇稿子,说好有个性,原来摇滚乐不光是愤怒啊,原来也有爱。
愤怒是因为爱。这个道理好像并不被普遍接受。因此又出现了以下的情形:一个人去采访地下精英左小祖咒,刚问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被对方反问:你听过我的音乐么?什么?没有?现在听一首吧,戴上耳机,我给你开大音量。该记者听了5遍,说声谢谢再见,慌忙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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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对艺术家的兴趣集中在姓名、花边和爱好上面,那么地下乐队有理由让大家失望,甚至说对不起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是混地下的。人们于是知道,地下那片的风景比较封闭,对出名的诱惑爱理不理,说话不客气,眼神和打扮都是古怪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大家不太一样……以此推理,想扮酷的孩子只需要把自己弄得又穷又吓人还拒绝被了解,就够了。但从逻辑上看,这实际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社会真的还有一点空间留给怀疑物质主义的人,留给爱好不同声音、奢谈自由的人,留给固执地坚持自己想法的人,那么他们产生不同的美学,并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很正常了,他们会继续拒绝那些浮光掠影的了解,因为那其实不是沟通而是扭曲。
好在交流开始了。地下乐队希望人们关注他们的音乐而不是生活状态,这要求并不过分。从2000年夏天的西单文化广场音乐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撞到了地下摇滚的枪口上,据说有近10万人参加了这场长达一周的露天演出,有人砸吉他给大家看,有人裸奔未遂,很多不被习惯接受的发型和服装出现在西单。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摇滚乐演出,地下的还没有来。住在莱茵河?声场、开心乐园、豪运、CDCafe、火山、橡树、藏酷等酒吧附近的人发现,那些定期不知从哪些角落钻出来的怪人中,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