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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望着十几层高的楼房和应有尽有的校园设施以及同学们个个脸上挂着的笑容，我只有这样肯定它。
王秀兰和她的“蓝天”大学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民办大学所走过的共同的历程。
●中央领导看好“小于”的办学经
关于民间办学，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是件新鲜的事。其实中国是民间办学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孔圣人当年传教三千弟子，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办学。而且从世界教育史看，没有哪一国的教育不是先由私人开办学校而后发展到国立公办学校的。可是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古老中国，却在高等教育方面几千年里没有前进过几步路，直到一百年前才有了西方传教士创意下的大学雏型。二十世纪，封建买办制的国家体制建立后，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才慢慢有了大学，而政府控制和主持的大学则形成中国特色，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教育史从这个年代才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1982年，在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吹起了空前的崇尚科学、崇尚教育之风。那时国家久闭的大学门刚刚开启几年，亿万青少年求学心切却因为高考“独木桥”太窄，无法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怎么办？全国百分之九十九左右的适龄青年人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而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关头。一线的同志们正忙着如何把散了架的一个个摊子收拾整理，即使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无法赶上形势的发展需要。
“中国的教育应该几条腿一起走路，尤其是大学，现在孩子们想上大学大难了，这对百业待兴的国家四化建设很不利，我们应该在办仔国立大学的同时，还向西方国家学习，依靠社会办些民办大学。”
“太好了，我们又想到了一起！而且依靠社会办教育既符合国家宪法精神，也符合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的指示。我们得抓紧动手了！”
一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和老教育家范若愚这两位好友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堤爝划起了一件后来被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的大事。
“民办大学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有过，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真要把它重新办起来，没有一位懂教学又能力强的人来挑这副担子，肯定不行。”
“是啊，谁能胜任此重任呢？”
聂真和范若愚深思起来……
“有了，她准行……”聂真灵机一动，兴奋道。
“谁？是不是于陆琳？”范若愚猜测着。
“还能有谁？此事非于陆琳这位女将不可！”
“好，我赞成，有她出面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一定成功！”
聂真和范若愚两位老教育家异常兴奋，因为就在这一天他们为中国民办大学的诞生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起了个好校名，叫做“中华社会大学”；二是为这个“中华社会大学”找了位“好管家”——于陆琳。
于陆琳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中华社会大学当了十八年校长。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父亲于丹级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批举人，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官派日本留学生的总监，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之一。女儿于陆琳的传奇生涯，是从十六岁被其共产党员的三姐于若木瞒着父母带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的。延安使这位北平女中的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因为姐姐的缘故，她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她原来读中学的北平，在清华、燕京大学队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个阶段她认识了吴晗、钱伟长、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同时也被一位燕京大学的女教师的教德所感染而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毕生的兴趣。“小于，解放后你想干什么？”一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西柏坡的邓颖超大姐问于陆琳。“我想搞教育，从幼儿教育开始……”于陆琳脱口而出。邓大姐用惊喜的目光瞅了瞅已经成了大姑娘、老战士的于陆琳，欣喜之情溢于脸上：“好呀，这个选择好，你是女同志中第一个搞幼儿教育的志愿兵！”就这样，于陆琳的教育生涯便从筹办著名的北京北海幼儿园起步。这一起步便使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多了位拓荒的“孺子牛”。于陆琳后来接受国家派遣，到苏联留学四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了北师大第一位教育系女主任。正当她春风得意、事业有成时，“文革”的一场政治浩劫，使她不仅痛失爱人，也因被打成“修正主义大特务”而痛失如日中天的事业。粉碎“四人帮”后，于陆琳重新回到了军队，担任军事学院图书馆负责人。在聂真与范若愚两位的盛邀之下，年轻时代就梦想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于陆琳这位已年近花甲的女副军职干部重新燃起了青春的激情……
“行。干别的不行，搞教育我愿意去。”于陆琳对聂真他们的盛邀一口答应。不过因为她是军事学院的要员，到地方兼职必须经院领导批准才行。
聂真只好找到军事科学院院长肖克将军。进行一番于陆琳如何如何工作全面，有办教育的经验和组织能力的游说后，肖克将军摆摆手，哈哈哈大笑对聂真说：“我还不比你了解她呀？你们搞民办大学我支持，于陆琳可以一半时间在军事学院，一半时间去跟你们办学。”
痛快。聂真从肖克将军那儿出来、满心欢喜地对于陆琳说，这回我们的“中华社会大学”一定成了。“于校长，上任吧！”聂真跟本来可以当女将军的于陆琳开起了玩笑。
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走过来的战友和老上下级关系。聂真是我党办校的老资格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太岳根据地当薄一波同志的副手，解放后他奉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夏的一天，聂真、范若愚、于陆琳几位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3号人民大学宿舍的一间地下室开了一次中华社会大学建校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由聂真和于陆琳等十一人参加了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建校初期的重要决定，其中前两项分别为“根据学校情况，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设专业要重点突破，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成熟一个专业，办一个专业；第二项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是申请编制，解决干部问题和房子问题”。第一项工作主动权在办校人手中，于陆琳他们立即着手开始工作，但第二项工作却碰到了连聂真、于陆琳这些身居高位的干部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民办大学到底是什么性质？谁指给它一条路走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民办大学至今仍未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于陆琳他们也不例外。
“再难也要跑下来。”聂真等人看中于陆琳，就是知道她从不畏难。80年代初期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但很多的人意识还相当保守，特别像在民办大学这一类问题上。其实即使在今天，在一些人眼里，它仍然被视为“非法”，或者是“必须严格注视的”那一类行业。在他们的骨子里，只有国家才能办大学，其它形式冒出来的“大学”就是些“地下”的非法行为，甚至是假冒与诈骗。
几乎所有民办大学都不同程度经历过这样的境遇。中华社会大学无论从现在的班底（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任校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学校发展基金会会长，现任国家教委职教和成教司司长黄尧任学校副董事长），还是创办初期的班底，他们都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和老教育家，官职都在军部级以上，于陆琳也仍没有想到在中国办大学就这么难，一切全因那个“民”字。民办民办，许多人就此把民办大学当作一些“无业游民”开的自家小铺，当成私营小贩。“除了想骗钱外，谁相信他们的拼命会是为了中国教育事业？”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了共和国出生入死无数回的于陆琳，不止一次听身后的人这么说他们民办大学的人。不是不气愤，可光气愤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办大学，所以大家才对它有误解，如果我们真能模像像样地把第一所民办大学办好，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为了国家的振兴，个人受点误解何足挂齿！
学校刚起步时，仅有的两百元开办费还是从人民大学借的。每次开领导干部会议都要临时找地方。至今在中华社会大学校址附近的居民中，还流传着当年一帮干部模样的人在大槐树下召开“部长会议”的趣闻。年近六十的于陆琳家住北京西郊红山口，每进一次城就得花上一两个小时。到城里后，她又整日骑辆自行车串街走巷，去一个一个衙门磕头，到一个一个小庙烧香。当她和同事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搭起班子，招收到第一届学生，开完第一个开学典礼，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人提出非议：你们是私人办学，不能叫中华社会大学，你们是非法的，你们的问题不少，你们必须立即停止招生和教学。
社会力量办学是写进国家宪法的光明正大的事，凭什么说它是非法？我们为国分忧何罪之有？于陆琳愤然疾笔十万余言，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等领导同志写了一个关于依靠社会力量办好民办大学的报告，以求得一个说法。
现年已近八十却依然天天上班的于陆琳校长对我说：那些日子里，她和同事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有人一心想把民办大学当作非法组织加以取缔，这是我们民办大学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我和大家真有点夜不能寐的味道，白天要管学校，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晚上和节假日就开始‘活动’，争取各界支持，后来总算等到了希望……”
彭真委员长在于陆琳的报告上批示道：“要鼓励社会各种力量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务院有通知、法律有规定的，从来信和材料看，这些老同志协办的中华社会大学应予支持。”没多久，委员长还为了表示对民办大学的支持，特意亲笔为“中华社会大学”题写了校名。
那些骨子里想在任何细胞中都发现“阶级斗争苗头”的人该收场了！然而有人并不甘心，至今仍扬言道：要不是有个于陆琳，我早就把“中华社会大学”收拾了！
像于陆琳这样的“通天人物”在办民大过程中都这么难，其它的民办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艰辛就更不用说！
可是再难也难不倒于陆琳他们。虽说中华社会大学是“私立”，但它是一批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用自己的“个人资源”在办，他们始终没有把办学与谋取个人私利划等号，相反，就像当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一样，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事业，是一种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使命感。“我们学校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退休后也是不愁吃穿的高级干部、教授，大家到‘社大’来都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外人不理解我们，以为办私立大学就为了从学生身上骗钱。建校十几年来，他们求什么？什么都不求，就希望能在中国高等教育上闯出一条新路，能为千军万马闯独木桥时开辟出一条立交桥让孩子们走，这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办‘社大’的目的。”2000年春节放假的日子里，于陆琳老妈妈在北京西城区一条叫簸箩仓胡同的社会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我采访时，掏出了这一番滚烫的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几年时间，中华社会大学便建立起自己的特色。首先他们抓住教育质量这个根本，每年聘请首都各大名校的教授、副教授和专家，任课人数多达300余名。这么多高级“教书匠”任课，在一所大中型正规国立大学里也是很少的，中华社会大学却做到了，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其次他们的课程设置有自己的特色，既考虑到像国立大学一样设置基础专业课，同时随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设置社会实用型人才的专业。比如他们在80年代中叶，他们都率先开设了许多国立大学还不多的国际金融、市场营销、饭店管理、电子技术、食品营养、涉外会计、电影艺术、法律文秘、工艺美术等专业，而且成为后来让国立大学经常前来取经的名牌与特色专业。中华社会大学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八个年头，从当初“无资金、无校舍、无教师”的三无学校，发展到今天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中国现代民办大学，在校生常年保持在两千至四千人左右。他们正在筹建和增加学校的硬件，开设的学科达十几个、几十门专业，为社会提供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一万名，还有大批短期培训生、实用型人才。他们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合格率一直在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以上，位于全国民办大学前列。据调查，该校毕业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就业并有不少人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战线的领导岗位，有些毕业生的个人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高于国立大学，学校故而连年被北京市政府评为“社会力量办学优良学校”、“民办教育先进学校”。校长于陆琳被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等荣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赞扬。
在对中国的第一所民办大学采访中，令我非常意外的收获是，我看到了该校保存完好的历届毕业生们写给学校的留言，我感受到了于陆琳他们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的魅力所在。
于陆琳和她的中华社会大学的成功，为中国民办大学树立了典范。从此，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国立一种样式了，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纷纷崛起。1997底，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到一千二百八十二所，在校生人数高达四百多万，与国立公办大学的在校生几乎相等。国家对民办大学的政策也多次以法规的形式作出相应规定，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国家在世纪之交制定的《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明确指出：“今后三十五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有人曾这样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不发达，而百姓对教育投资越来越热衷的情况下，民办大学既可以缓解众多想上大学的人们的急切期望，更重要的是对稳定国家大局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调查和考察了那些办得比较好的民办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位人士所说的话的分量。
在西安，有位一直关注教育的民办大学校长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从80年代中叶起，由于考大学越来越被重视，百姓家庭和学子们把高考当作是改变身份和命运的惟一“龙门”后，在每年百分之八以外的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落榜生中，从此丧失理想追求，马马虎虎找个活儿混日子，甚至不惜用青春去赌命犯罪的比例一年比一年高。
“那几年，西安古城墙下年年都会听说有孩子因为高考落榜而绝命或者走出家门从此再没有回古城的惨剧。特别是我听说有个女孩子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到一家旅行社工作时，有人奚落她落榜，这女孩子脸皮薄，结果自尽在小时候常走的那条小路上……听说这件事后，我发誓要为那些落榜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们办所民办大学。”说此话的这个人，后来真的成了西安一家知名民办大学的校长，而今天当我们走进他的那所大学校园时，真的想不到竟然在中国也会有像美国哈佛大学那样了不起的“东方哈佛”。
在古城西安南郊的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