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比让孩子上所名校还要划得来。
办班大战和“名师走穴”，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愈演愈烈，到了今天，已经几乎没有哪个学校不是主要靠办班增加收入的了。
中学老师超过大学教授的收入在全国很普遍。家有名校老师，赛过门前开个小铺——这也是北京海淀一带百姓对那些常年靠办班发财的老师们的真实描述。其实，在北京，一位稍稍有些名望的学校老师，每年靠随便编些大路货“高考参考资料”书，其所获超过大作家王蒙等人的稿费收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写到这儿，我正好看到某文摘报1999年12月6日刊登的一则消息说，上海金山区张堰第二中学出现了这样一件事：一百四十六名学生家长多则两千元少则一千元，共捐出十六万多元，给自己的孩子挑选理想的班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做，据该校副校长介绍，是因为每年新生入学后，写条子走后门择班的风气让校长们实在招架不住，于是在一些家长的提议下，干脆来了个“自捐款”聘班主任。此事一经公开，在当地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学校赶紧退款，不想很多家长不愿退，说他们捐款是自愿的，他们拿自己的钱选择班主任并不违反什么。这正是：中国高考轰轰烈烈，天下怪事无奇不有。
●兜卖假文凭——地摊产业
中国的天底下总是有很多让人难以想像的可笑事。比如法轮功，一个李洪志的胡言乱语，竟然能让那么多人上当，而且有数以千计的人听了他的歪理邪说后，就去自残或打死亲人！人类都发展到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太值得我们深思了。
无奇不有。自上大学成为中国人民一大梦想以来，有人便专门以制作假文凭为生，这又是今古一大奇闻。因为奇就奇在这样荒唐的事，竟然是某些人常年进行的一种职业；奇就奇在这样荒唐的事，还是某些村寨某些地方十分时兴的一个“可以致富”的产业！
我感到有些惭愧的是，在北京的假文凭制作“大军”中，有一支队伍来自我曾经为之写下一篇题为《东方神话》文章的江苏东海县。地处东海之滨的东海人确实创造过值得称道的东方神话，在那块大禹出生的土地上，自然界为东海人留下了遍地流光的世间珍宝——天然水晶。1994年，我曾应当地县委之邀采访过这块盛产水晶并在改革开放后利用自然资源，建起的中国最大的水晶市场。东海的水晶可以有两桩实物来证实：一是现今仍放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那块高约两米、重达三点五吨的“水晶之王”；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安卧的水晶棺，用的也是东海水晶之材。可见东海的水晶之迷人绝伦。我那次撰文所颂扬的是东海人依靠自然资源，建设经济市场了不起的精神与成功之举，故而誉之为“东方神话”。哪想到六年后，我在北京的大街上，遇到的这些几年前还在家乡土地上实心实意做水晶生意的东海人，竟然在首都成群结队干起了制作假文凭的大买卖，并且闻名北京城！
开始在《北京晚报》上见此新闻披露的事儿，我还有些不相信，因为一篇《东方神话》使我常常把东海人与通体润丽、赏心悦目的水晶连在一起，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想像生在有“水晶之乡”的东海人会成为最令知识界感到憎愤的制假文凭魁首，且还是成帮结队具有家庭性、团体性甚至村村乡乡一同“战京城”的制假“东海军”！
“你们什么时候想起干这买卖来？”在公安警察朋友的帮助下，我在海淀分局的一个看守所里见到了拘留在那儿的五个刚刚抓获的制作假文凭的东海人。于是便进行了又一次意想不到的采访东海人的活动。
“我们也不是开始就做这事的……”一位看上去也只有二十来岁的女孩子低着头说，“前些年我也是在家磨水晶项链的。可后来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假水晶项链大多了，辛辛苦苦磨一条项链还卖不到二十元。后来村上有在北京打工的人说，北京城里人多，好赚钱的事很多，做一个假文凭，除去成本就能赚一二百块。所以我们就跟着到北京来了……”
“你们怎么就知道做假文凭卖钱？”
“这还用问嘛！谁不知道现在大学生吃香，城里的单位招工第一条就得有文凭。”
“哪你是什么文凭？”
“我哪有啥文凭？初中毕业后大人就让磨水晶了……”女孩子拨弄着自己的手，使我想起了当年在东海采访时看到的一双双在飞旋的磨床前的灵巧之手。正是这些灵巧之手，使东海县一下走上了脱贫之路。然而今天，同样是这样的灵巧之手却在于着肮脏的勾当……
“你知道做假文凭会造成什么社会后果吗？”
她摇摇头，显得茫然。“我们以前做的水晶项链大多是假的，也有人要，没有人找我们算账的……”
“这跟做假水晶项链一样吗？”
“不都是假的嘛！有人喜欢用就成。”
想不到制售假文凭者竟然有这等意识！
“你们来北京除了制作假文凭外，还做什么呢？”
她又摇摇头：“不干其它的。这已经够忙乎的了。”
“咋个忙法？”
“很紧张的呐！”女孩子的两只眼顿时露出职业般的亢奋：“我们靠白天收活，晚上才能制作。每人都有分工，不能搞乱的嘛。”
“那你在街上收活？”
“不。我们女的一般只负责帮男的放风。因为老板说我们女的木呆得很，人家一看你呆头呆脑的，就不太相信你会做出看不出假的文凭来，所以只让我们负责放风。”
听听，她们也有老板！而且“专业”得把那些想做假文凭的“客户”心理都研究得透又熟。
“放风主要是干些什么？”
“替接活的人看有没有执法的来。”
“如果有人来抓怎么办呢？”
“我们就会或者连按几下自行车铃，或者嚷嚷几下。那嚷嚷只有我们才明白。”
“除了放风还干什么？”
“活多时还负责从收活的人那儿取走照片什么的，送到我们住的地方去做。”
“你也会做啊？”
“不。有人专门会做。要字写得好的人……”
“你们怎么知道那么多大学的校名和图章是什么样呀？特别是校长名字什么的？”
“知道的。我们有人专门负责收集这方面信息，做活之间会经常互相交换材料的。”
我有些不明白，干这类勾当一般都是偷偷摸摸的，怎么可能像张网似的互相传递情报呢？
“这有什么？我们都是东海出来的，乡里乡亲的，再说大家都挺不容易，所以哪个做活的人知道北京大学的校长换人了，就赶紧通知一下另一帮人。”
“看来你们之间还挺‘团结协作’的呀！”
“谁出了事，都会影响大家的生意嘛！”
原来如此！
我还有问题弄不明白：“你们住的地方也看不见印刷工具一类的东西，那些证件和压膜皮还有钢印什么的，都是从哪儿做出来的呀？”
“你这人真是的，这些东西在我们东海都能造出来，跟你们北京的一模一样。真的，质量保证不会错的。我们那儿也有不少中外企业，他们专门做印刷活……”
瞧，她似乎又以为在街头遇见了一个“找活的”！
眼前一位被警察单独关押的三十来岁的男子，据说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于是我们之间有了下面的对话：
“你自己是什么文凭？”
“大专。”
“大专？不会是自己做的文凭吧？”
对方睁大眼，用一双极不友好的目光斜了我一眼：“我是正经参加高考才进的学校啊！”
这真是想不到。
“那你还干兜售假文凭买卖？”
“赚钱呗！”
“什么钱不好赚，干嘛非要干这违法的事？”
“啥叫违法？”瞧，他还挺有理啊！他说：“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做这玩艺的。学院毕业后我也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可干了那么多年连个中级职称都没混上。年年评职称都得论资排辈，而且总是先要评那些工作二十多年以上的，再就是那些有大本、研究生学历的。这么几年下来，我勤勤恳恳就是不给我评中级职称。有一次一个跟我一起到单位的‘本科生’酒后向我透露，他评上的那个中级职称用的本科文凭，是托人从广州出了五百元在大街上买的呀。我当时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等他酒后再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开始他不说，后来我吓唬他，说如果你不告诉我真话，我就到人事科告你。他没有办法，就说出了实情，并跪下求我不要告他，还说否则他刚结婚的女人会跟他离婚的。我看他很可怜，就没有告他。但这事让我生气极了，我恨单位就看一张文凭，根本不论工作成绩，我跟头吵，头还是那句话，说我的文凭只有大专，中级职称还早着呢。一气之下，我辞了工作。出了单位，我想不出干什么。一想到自己就因为文凭不如人家便评不上中级职称，心想：妈的干脆我就专门做假文凭算了。也早听说大城市里要假文凭的人很多，于是便到了北京来。后来就在海淀的北大校门那儿认识了一个也是我们东海的老乡，他已经干了好几年这样的活，而且已经赚了不少钱。第一次我制作的一张假文凭不是为别人做的，是为我自己做的。我给自己做了一张北大研究生文凭证书，当时我看着这张虽然是假的北大研究生文凭证书，心里也好激动：因为我也可以在不认识的人面前显显自己的身份。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中心招生，我就用假研究生文凭，到招聘单位那儿试了一下，结果人家根本没有看出是假的，还正儿八经地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单位当高级企划人员。那是个知名国际驻华机构，我哪敢去混水摸鱼呀！但这事真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后来听说做假文凭的市场特火，且利大，于是先是给人家当下手，后来便独立挑摊……”
“你是干这活的‘老板’，肯定知道那些校名、校章什么的是从哪个渠道获得的吧？”
“这有什么复杂的？”他说出的门道，让人听后不无吃惊：“我本来是大专生，我的同学大多在全国各地大学里读书，一封信我就从这些同学那儿获得了想要的所有资料。再说我不是手头也有北大、清华等大学的证件吗？大学的门都是敞开着的，尤其一看都是‘校友’，我在里面的哪个门、哪件事办不成呀！不瞒你说，我在北大、清华的学生中还有好多朋友，我们之间经常师兄师弟相称呢！”
听听，天下已经到了这等堤旖，中国的大学里还有什么秘密是那些只要校名、校章和校长图章样式的制作假文凭、假证件的人不知道的！
“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难道不知道你这样制作假文凭的不法行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会带来什么恶劣影响吗？”
“我知道。但是我还知道，有人因为得到了我们做的文凭证书，使一生的命运发生了变化。我碰到一个高考没有考上的湖南人，他三次高考三次落榜，家里人把他赶出了家门。后来他到北京来打工，可没有一个单位用他，因为他既是外地人，又没有文凭。这小伙子其实很聪明能干的，就是没进成大学门，就一事无成。后来他到我这儿买了个本科文凭，便南下到了广州，结果被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老板招聘当了部门经理，没两年又当了副总经理。那个香港老板特别看中他，把一家分公司交给他干。没多长时间，这小伙子就把这个分公司办得红火极了。有一天这位已经当了大老板的小伙子上北京中关村进货，我们在商店门口遇见了。是他认出了我，非要拉我吃饭，之后又送我一千块钱，他说是我给他提供了叩开命运之门的金砖……”这位制假者讲的这个故事，我听完后感到不知是喜还是悲，最后只好称奇也。
制假文凭，使一部分没有能够踏进大学门的人，为了圆那破碎了的梦，能选择另一种“捷径”以慰心魂，这实在让人感到悲哀。而我在看守所里听到的另一种声音，更使我心头充满了悲哀：
“正是高考制度圆不了一些人的大学梦，才使另一批没有饭碗的人有了就业的可能与机会。”
说这话的人是个制作假文凭的老手。公安人员在他祖住的石景山区西进四区的一栋房间里抄到假文凭二百本、假图章近百个，以及制假的电脑、塑封机等一条完整的“流水作业线”。北京市在1999年6、7、8三个月集中打击“三假”（假文凭、假公章、假证书）的专项活动中，共查获窝点总数不下近百个，不法分子达千计之数，制假，真是名副其实的地下产业……
●“招生骗子”也风流
大干世界无奇不有。因为中国人对上大学有太大的企盼，所以就有了专门掏那些想上大学又找不到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口袋里的钱的人。这一职业叫“招生骗子”，听起来似乎很别扭，但据公安部的官员证实，确实每年都有一批这样的犯罪分子。“一批”就不是个小概念，它足可以让相当一部分人以此为生，以此为业。
前年，安徽某山区小城的一个省属矿务局招待所突然热闹起来，最多的一天竟有几百人前来“报名咨询”。报什么名？咨什么询？一打听，原来正有个“西北技工学院”在这儿“招生”哩！8月中下旬时节，皖中大地的天气很热，可哪热得过那些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们的心嘛！安徽算不得位居前五位的“中国高考大省”，但也绝对是每年高考人数非常多的“准高考大省”，如果按“落榜生”的数量而论，那安徽是不折不扣的大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西北技工学院”的牌子在县城一露面，尤其是它诱人无比的“招生条件”，就使那些刚刚受到高考落榜重击的学生及他们的家长们，感到仿佛是黑夜里望见了一轮明月。不知何故，这个“西北技工学院”的招生处“李处长”一点架子也没有，“不像有些大学的招生老师，死板着个脸，你有事求他请他到外面坐坐都不给面子。瞧人家李处长，只要他有空，什么时候叫他都行。”一位家长的话，几乎使所有前来报名的学生家长心中都充满了无限希望一一现在是什么年代？大学的门对落榜生来说，那就是命运生死之关呀！谁要是有本事能跳过去，就是“未来的人才，眼下的脸面”哟！对广大落榜生家长来说，什么都不怕，怕就怕没有哪个大学的招生老师能像“李处长”这样可以指给你有希望的路走。
“李处长”的名声并不是他自己吹出来的，而是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互传颂的——当然，最先讲的人是招待所的一名副所长。“还有比‘西北技工学院’更好的大学可上了？人家把分数当作是个参考，关键是看孩子的能力和平时的成绩。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大学，出来不是全才也是英才！”招待所副所长的现身说法，比广告还广告，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往日名不见经传的矿山小招待所一时成了山城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尤其让那些高考落榜生和家长们心潮起伏的是，“该校”已经放出风：招生名额从最初的二十名，“扩招”到五十名，而且“扩招”的名额不仅不增加学费，反而比“计划内”每个人少五百元。你说这样“好”的大学中国还有吗？
确实没有。后来据“李处长”自己交待，他玩这一招有他的“高明”之处：“现在家长们对子女的上学简直是着了迷，你不要多说，只要摸着他们的心去骗就是了。我开始每招一名收五千八百元学费，他们觉得有点儿高，因为安徽山区的农民或城市工薪阶层都很穷。后来看到那么多人都想报名，我也曾一时想过在原有收费上再高出它几千元，可后来没有这样做，相反我来了个少收几百元。你们问我为什么？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