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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组人员清楚“自由”号的处境，但是G 组的人并不知道。到了6 月7 日的早晨，G 组的一位情报人员急匆匆地闯入富兰克。拉文的办公室，满脸疑惑地问道：“上帝呀，你知道‘自由’号的方位吗？”拉文一直以为“自由”号按预定方案正驶离克里特岛，他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位情报人员又急切地说道：“他径直朝该以海岸线开去！”此时，“自由”号离开预定航线只有10小时的时间，离埃及的西奈沙漠几十英里。
拉文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要求‘自由’号立刻离开那里。对我们来说，他在那里没有任何意义，起不到任何作用。在克里特岛沿岸它就能出色地完成使命。
就是因为有些人想听一听作战计划的细节，听听通话过程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包括当地的军事基地、低级军官谈话等，就要派‘自由’号前往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们的任务是监听更高层次的情报。不是想听一听他们拖船的声音，而是那些将军们在说些什么！“
战况越来越紧迫，联合侦察中心也开始重新考虑“自由”号的安全问题了。埃及方面开始中伤美国秘密与以色列联系，而且有可能向以方提供了军事援助。埃及还指责美国参与了以色列对埃及的空袭。美国政府对这些指控非常担忧，惟恐会引起苏联的介人。海军作战部首脑甚至怀疑“自由”号的行动是否明智。
于是，联合侦察中心发出了命令：“自由”号在西奈地区的活动只是个建议，不是命令。而且，要求该船从原来离岸12。5海里后退到20海里。这时是华盛顿时间6 点30分，埃及8 号午夜12点30分。“自由”号已经离开预定活动范围，由于五角大楼美国军队通讯中心的错误，该船没有接到这一指示。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战事越来越紧，联合侦察中心再次改变指示：要求“自由”
号离埃及和以色列海岸至少100 英里。考虑到“自由”号处境越来越危险，布雷德洛少校没有使用通常的那种慢速情报传递系统，而是通过防窃听电话通知了在欧洲的美国海军官员。他说：书面指示随即就到。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美国派往欧洲的海军上尉就接到了指示。
但是，一位驻欧洲的海军官员错失了良机：他一定要等到确切的命令，否则不向“自由”号发出指示。接下来，由于一连串海军与陆军之间莫名其妙的错误，甚至把电报发到了夏威夷，导致这一紧急情报难以置信地拖延了16个半小时。这时太晚了。20多年前珍珠港的惨痛事件就是由于错误的指示造成的，但是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6 月8 日星期四凌晨5 点14分，第一束阳光柔和地照在西奈半岛金黄色的沙滩上。北面十几英里远的海面上，东地中海波涛汹涌，“自由”号正继续孤立地朝东行驶，离自己的救援队伍600 英里远，根本就没有收到发给它的至少5 个指示。那天早上的日程安排也看不出危险在即。那天军官穿的军服是热带迷彩服，士兵穿的是于干净净的劳动布。苏打水洗浴从晚6 点到7 点开放。
太阳刚刚升起，值勤的约翰。斯科特就注意到一架飞机在“自由”号上空盘旋了几周后飞往特拉维夫。安全局在船上办公的梅尔文。史密斯也注意到有飞机的信号出现，后来得知是以色列的。飞机刚飞走后，他朝上面的斯科特喊，问他刚才是否有一架飞机靠近过。斯科特告诉他有。于是史密斯又问飞机朝哪个方向飞去了。
“特拉维夫，”斯科特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斯科特抬头望了望美国国旗，它随风抖动，被风吹得直打稻，然后，他又看了看远处广袤的沙漠。“这个早晨可真美呀！”他说道，手里还不肯放下那副又短又笨的望远镜。
但是，这种安宁就像流沙一样——看上去很美妙，很友善，但危险正在临近。
当“自由”号驶过荒漠小城阿里什时，就已经被跟踪上了。大约半英里开外，4000英尺上空有一架以色列的侦察机在跟踪。6 点03分，机上人员报告以色列的海军总部：“我们只能看到船上的字母。我们已经向地面控制中心做了报告。”这些字母是“GTRS”，“自由”号的代码。“GTR ”是“广泛技术研究”的缩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间谍船的掩饰身份。
“自由”号驶过阿里什后，开往加沙地带。8 点30分的时候，它突然180 度转弯又往阿里什驶来，航速降到每小时5 海里。出现这种突然的举动是因为该船到达了阿尔法点，地图上标着这是它在西奈沿海曲线往返的终端。
麦戈纳格尔船长有些担心离岸太近，会有危险出现。他问安全局在“自由”号上的头目大卫。刘易斯中尉：“如果我们开得太远，会有什么后果？”“上校，我们会受到攻击。我们要在超高频区域工作。那都是些敏感的东西。如果我们开过地平线，可能又回到了阿比让。这样我们有80％可能完不成任务。”听到这儿，麦戈纳格尔想了一会儿，然后下了决心。“那，我们就一直往前。”
整个早上，侦察活动每30分钟进行一次。有一次，一架以色列飞机在船的右舷盘旋，然后又飞到了船的前部，最后朝西奈飞去。船上的拉里。韦弗说：“飞机上有一个大大的六角星，就擦着我们的桅杆飞。我们以为机翼会把桅杆弄折，我都能向右边的副驾驶员招手，他向我招手和微笑。我没有多想，因为它是我们的同盟，这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船的标记和美国国旗。他们都能看到我的军衔。特别是离战区这么近的地方，国旗一定很醒目。”
到了9 点30分的时候，阿里什的尖塔肉眼就能看到，像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孤独耸立的一个桅杆。能见度为25英里，甚至更远。用一副望远镜，13英里外的每个建筑物都清晰可见。麦戈纳格尔认为那个尖塔十分醒目，可以用做标杆，以确定上午和下午航行的位置。雷达也监测到了这个尖塔。
当时船上的人没有意识到，“自由”号一瞬间进入一个见不得阳光的地狱。就在这会儿，在尖塔附近，以色列军队正进行着罪恶的屠杀。
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后几分钟内就控制了中东的空中优势。开战后几小时内，以色列战斗机就猛烈轰炸了25个阿拉伯世界的空军基地，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埃及尼罗河上游的卢克索无一漏网。除了空中打击以外，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使用机关枪、迫击炮、坦克等占领了耶路撒冷约旦控制区和约旦河西岸，它的鱼雷船控制了红海沙姆沙伊赫角。
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坦克部队向苏伊士运河挺进，沿途把灼热的沙漠变成了杀戮的战场。一位以色列指挥官估计埃及在这次袭击中死伤人数达到7000—10000 人，“而以方只有275 人死亡。以军走过的地方尸横遍野。
一队印度籍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正朝加沙驶去，吉普车和卡车上悬挂着蓝色的联合国旗。路上，他们碰上迎面驶来的以色列坦克部队，这些维和士兵停下来，让到了一边。但是一辆以军的坦克却在几英尺远的地方转动坦克炮塔向他们开火。然后用枪猛击维和车辆的防风玻璃，并杀了两名维和士兵。其他的维和士兵想要增援时，也被机关枪打倒。另一辆以军坦克把炮筒伸进一辆联合国的卡车里，将它挑起以后，狠狠地摔到地上，车里的士兵不是死就是伤。在加沙地区，以军6 次袭击了悬挂联合国旗帜的办公地，共有14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丧生。一位印度籍的联合国官员称之为蓄意地、惨无人道地屠杀联合国士兵。这只是揭开了屠杀序幕。
到了6 月8 日，也就是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三天，关押在西奈的埃及战俘成了靶子。没地方关押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看管，更没有车把他们运往监狱。但是，有另外的方法处置他们。
就在“自由”号进入阿里什后窃听沿途的情报时，以色列士兵把这座小城变成了杀戮的战场：他们正在有组织地屠杀这些战俘。在阿里什清真寺的后面，60个战俘一队，手被反绑着，一声令下，机关枪突突地扫射，把苍凉的沙土染成了红色。
然后，他们再命令其他的战俘把这些被杀的犯人埋进大坑里。阿卜杜拉撒拉姆。穆撒曾挖过这样的坑，他回忆说：“我看到一排战俘、平民还有士兵站在那儿，然后，以色列人突然向他们扫射。后来，他们都死了，以军士兵就让我们把他们埋了。”
就在旁边，另一队以军士兵刚刚杀死了30个战俘，然后命令一些贝都因人用沙子把他们埋了。
以色列记者加比。布朗讲述了发生在阿里什的情景：150 名埃及战俘蹲在一起，双手放在脑后。然后，以军士兵命令他们挖坑，随后杀了他们。“我亲眼看到这些。
那是6 月8 日早上，在阿里什机场附近。“
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阿依。耶查克战后在军史部门工作。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收集到了证据：数十个士兵承认曾屠杀过埃及战俘。据他讲，以色列军队残忍地杀死了1000名埃及战俘，其中400 名在阿里什被屠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正占领阿里什以南地区的沙龙在多次战斗中曾亲眼目睹这种大屠杀。他的一位部下阿依。贝伦现在是一位退休的准将，他谈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承认1956年，他在西奈下令杀死49名战俘，“我手里拿着从埃及人那抢来的武器。我的上司拿的是一把乌茨机枪。那些埃及战俘就蹲在那儿，面朝向我们。然后，我们装上子弹不停地向他们扫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还击。”还有一次，他发现一些战俘渴得要死就把水撒到沙子里，戏弄他们一番后，杀了他们。他说：“如果我受审判的话，那么至少一半的以色列官兵应该受到审判，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沙龙辩解说，他是后来才知道1956年战俘被杀事件的，但是他拒绝透露是否曾采取措施处罚参与此事件的人，连他是否反对这种屠杀行径都没有讲。
后来，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后，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指控沙龙应对屠杀行径间接负责。尽管沙龙有吓人的历史，或许正因为如此，1998年10月，他在由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任总理的右翼内阁中任外交部长。后来，他成了保守的利库德集团的领袖。2000年9 月28日，他发动了以色列军与巴勒斯坦间最血腥的冲突，使得7 年巴以和平的努力付诸东流。沙龙曾挑衅性地访问过在犹太人中称做“圣殿”
的穆斯林圣地哈马拉沙耶夫，接着导致了最严酷的流血冲突：200 多名巴勒斯坦人和数名以色列士兵丧生。1995年，沙龙在谈到以色列的战争罪行时说：“以色列不需要对这些负责，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没有。”
谈到1967年西奈半岛的杀戮行径，阿依。耶查克说：“所有的军官，包括当时的国防部长穆撒。达扬和参谋长一一后来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还有那些将军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只不过没人愿意讲。”耶查克还说，不仅如此，那些上层指挥官还竭力掩盖事实，不允许透露关于1968年杀戮的报告。
从流血冲突一开始，以色列人就竭力掩盖他们的战争行径。他们精心策划的谎言欲盖弥彰。所谓的埃及威胁、埃及首先挑起战争等，都是在对美国总统说谎，对联合国安理会说谎，对新闻界说谎，对人民说谎。一位研究美国海军史的历史学家理查得。史密斯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任何致力于透过重重烟雾还事实本来面目的努力碰到这些谎言都会感到遗憾的。”
此刻，价值1020万美元并配备最先进的窃听装置的“自由”号就在这个充满谎言、欺骗和杀戮的地方。10点39分，阿里什的尖塔离“自由”号17英里以外，目标方位189 度。“自由”号以每小时5 海里的慢速航行着。
10点55分，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确信一艘美国电子侦察船就在附近。不仅阿里什的部队能够清晰地看到“自由”号，以色列海军总部也确定了这艘船的身份。
早些时候侦察过“自由”号的以方空军把得到的情报交给了以色列空军总部的海军联络官帕奇。帕奇斯。他说：“我向海军总部报告了这一情况，我想他们已经从其他渠道获得了这一消息，或许是空军地面控制中心已经预先发了通报。”然后，他拿出一本《简氏年鉴战舰一览》，找“GRTS”的代码。随后，他给位于海法的以色列海军总部的副参谋长发了一份电报：在阿里什附近游大的轮船是美国海军的一艘电磁自动侦察船，名为“自由”号，代码GTRS。 马文。诺维奇回忆说：“凌晨我们从雅典起飞，一切就绪。”他乘坐的EC121 正调头飞回战区。安全局的其他机组人员都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这是他们的例行工作。VopZ中队每个月一般要经以色列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飞行6 至12次。但是有苏联超级目标出现时，比如苏联舰队在地中海或挪威海演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增加飞行次数。诺维奇自己坐这种侦察机飞行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了2000小时。
在雅典机场，512 ）情报处理中心正加紧分析处理截获的情报。3 位安全局希伯莱语专家已经到位，正着手处理录音磁带。这堆东西特别多，因为空军C130信号情报机组没有希伯莱语专家。所以，他们什么都录，凡是听上去像希伯莱语的都录。
就像真空吸尘器，什么都往上吸，弄得情报人员不知道从何人手。
EC121 机上的情报鉴定员负责搜集雷达信号，处理这些带密码的声音，把它们变成有意义的数据，他还负责领导机上的六位电子情报专家。另外几个监听人员被指派在别处监听甚高频和超高频录音电话信号。机上除了诺维奇能够翻译希伯莱语和俄语外，还有另外两位希伯莱语和两位阿拉伯语专家。
飞机起飞后不久，谍报区便用安全幕罩了起来，以免这些活动让其他机组人员知道。监听声音情报的是一对甚高频和超高频接收器，以色列人惯用超高频发报而阿拉伯人习惯用俄制甚高频发报。另外，为了记录所有的无线电通讯，还有一台回间轨的录音机，上边装有时间控制和频率指示。诺维奇有另外一套设备：一个波长分析仪，用于监测雷达上100 至150 兆赫、200 至500 兆赫之间的信号。它特别适用于寻找新的信号。
到了中午，当飞机越来越接近出事地点时，信号开始频繁起来。指针时而快速划出又黑又大的线条时而又停止不动。诺维奇回忆说：“我们进入战区时，战斗已经开始了。很显然，以军在攻击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很快，我们所有的记录器都全速运转。每一位置都有两台接收器截收情报。”
除了记录以色列和埃及军队和飞行员的声音外，这些专家还记录下大量别的声音。他们向情报鉴定员大声喊出他们记录的东西，然后情报鉴定员指示那些电子情报人员据此去搜索相应的雷达活动。有时，电子情报人员截获了一个雷达信号，然后交给这些语言处理专家搜寻相应的声音活动。有一种重要的仪器叫超速追踪仪，电子情报人员主要用它来截获、模仿、辨认雷达信号，它还可以反向追踪，找到这些信号的来源。
特拉维夫以北60英里的卡尔梅勒山顶有一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黄褐色建筑，它曾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基地，后来被以色列占领了。这座名为斯特拉玛萌斯的建筑的顶层是一个作战指挥部，建在一个突起的平台上，里面悬挂着一张大大的以色列及周围地区地图。站在屋顶上，海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