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录又列出了一系列监听人员和分析人员可能会提出的疑问，其中有：“你是通过信息库得到的信息吗？”“监听对象是什么人？做为美国人他（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外国情报的目的是什么？”“你认为通过电子窃听能得到什么情报？为什么这样认为？”
备忘录还列出一系列的指南。“如果你的监听对象是外国人，但无意间发现有美国公民和他交谈，你就可以报告，这是一份外国情报，只要你强调外国人一方而少提美国公民，而且应用一个笼统的名字来指称这位美国公民……如果有人需要涉及美国公民的情报，你就让他与P （）2 即国家安全局特别信息控制科联系。”
官员们还预感到，分析人员还会尽可能利用国家安全局的“原始通讯贮存系统，这个系统里有能够鉴别美国人身份的信息”。因此，分析人员受到警告：“进入这个系统前，你对你的问题做过研究吗？进入该系统后，你想得到哪种类型的信息？”
安全局尽管受到一些法律、法规和内部规定的严密控制，但仍能钻一些小空子。
国家安全局要下很大力气删除已发出的报告中的美国人的名字，但其他使用其情报的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只要给安全局发传真提个要求，便可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名字。这个要求必须说明原因并指出“这个名字对了解和评估外国情报是必要的”。一旦收到这样的要求，国家安全局将把这些名字储存在信息库中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国家安全局不会说出这些名字对外泄露了多少次。
“美国人的名字是不会被列人报告的，”国家安全局的一个“情报客户”在报告中说，“只会说‘美国人’。当然对英国人也如此。如果你需要什么人的名字，打个报告便可。有个部门叫美国人身份鉴别处，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写信说，我想知道某某家伙是谁。当然，如你……要给他们寄封信说明原因，他们会告诉你的。
你要告诉他们传送号码和顺序号码。这个美国人在美国还是境外都没关系。只要你把理由讲清楚，安全局的人就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们收到你的信，顺序号码是…
…‘然后他们（国家安全局）又会说：“这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这是控制号码。
‘因此他们（安全局）便有了跟踪号码。“
“如果信号情报报告分送给20个人，并不是所有20个人都需要情报所涉及的人的真实身份，”一个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官员说，“也许仅有5 个人需要并提出询问，他们应该用书面的形式提出要求，并且要证明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即是为了了解和评估外国情报，否则，我们就不提供。如果他们想得到某个美国人的真实身份，还得进行登记。”
另外，只要安全局局长认定窃听内容涉及重要的外国情报或可能的犯罪证据时，两个美国人之间的国际通讯内容或在外国的通讯内容也会被保留下来并传送出去。
1997年7 月1 日司法部长雅内。雷诺同意对这些规定所做的修订。
涉及普通美国人的隐私问题时，如果对话的一方是政府部门的官员，录音带必须立刻毁掉——即使这位官员是与国家安全局的某位重要的监视对象谈话。
对美国人来说，国家安全局的最大危险是它参与执法活动。在尼克松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局常被用来秘密监视一些反战分子和那些对白宫不满的人。而今天，国家安全局所监视的对象是那些“跨国界”的违法行为：毒品交易、恐怖活动、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武器扩散和非法贸易活动。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提道：“这次收集情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毒品跨国贸易情报。这次行动也是执法的需要。所有活动必须按国家信号情报的要求来安排。所获情报应由国家安全局分析并上报。”
一位参与信号情报的高级情报官员说：“如果信号情报活动可以告诉总统，‘当你监听某个家伙时，你实际上在监听某个卡特尔’，这是个应该让总统知道的好消息。”
关于安全局参与执法行动一事，前任高级律师斯图尔特。贝克表示最强烈的反对。他说：“我在国家安全局任职时，我们经常诙谐地谈论检查官们在搜寻与大的调查活动有关的情报时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他们面对情报部门所收集到的情报，第一反应就是惊奇地张大了嘴。接下来，他们便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报告中有大量有用的信息，于是就非常仔细地阅读每一份报告，后来渐渐地认识到报告都是为其他目的而编写的，而且似乎不会有满足他们要求的内容。最后他们便是感到厌倦，咬着牙苦苦地翻阅下去，多半是为了避免以后被别人指责检查工作不全面。”
使国家安全局参与执法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柏林墙的倒塌和共产主义国家的瓦解，“因为苏联已不再是威胁，”贝克说，“现在就可以把目标转移到其他国家。对于情报人员来说，跨国界的毒品交易、恐怖活动、外国人走私以及俄国人有组织的犯罪等是应予优先考虑的问题，所以很难说清他们的监视活动是执法行为还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
不久，一些以反毒品、反恐怖主义、反核武器扩散和反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等联合工作中心相继建立。在这些中心里有执法人员也有情报人员，这两个领域又危险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没有人认为把情报与执法分开会有什么危险，”贝克说，“我在国家安全局的一项工作就是审查来自药品管理机构的要求情报的请求。有时，由于怀疑他们在试图避开宪法和法规的约束，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但是如果管理机构和政府的头儿们下不同的命令，我也不能幻想我们的反对会成功。”
最后，国家安全局是否秘密地滥用权力的问题就成了能否赢得别人的信任的问题。《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说：“相信我们能分清好坏，运用我们强有力的监督工具来为人类谋利益，作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信任他人的人，我想对海登将军和他周围的同僚们表示信任。美国需要一个国家安全局来破译密码、监听那些想谋害我们的人的谈话。但是期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那么热心是不现实的。令人高兴的是当恐怖分子在传播炭疽病时，国家安全局能抓住他。”
在1 月份的某个星期一的夜晚，万籁俱寂，国家安全局的大脑超负荷地工作着。
因一次突然故障，造成电讯中断，它的耳朵仍然能听到每小时数以百万计的信息，但是它的大脑已经失去思维能力。
在三英里以外巴特勒大街上，国家安全局局长米歇尔。海登空军中将的豪宅里，中将刚刚吃完晚饭，正在看电视，秘密电话响了，他被告知整个系统瘫痪了。那是2000年1 月24日。
晚上7 点，国家安全局的电子计算机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已是深夜。由于某些原因，一套软件系统突发故障5 ；起了整个系统的瘫痪。“这是我们用来工作、处理信息的网络——米德堡一切都瘫痪了，”海登说。
局长命令采取紧急措施，并通知计算机专家、电气工程师。数学专家及任何一个能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的人马上到场。“我跟他们说什么呢？”海顿自言自语。
“我把比尔。马歇尔（企业通讯主管）叫来，我说：”比尔，我需要有个说法，我们要把这件事告诉给大家。我们该怎么办？“‘马歇尔建议召开全体大会。”我们确实就是那么做的。“在弗里德曼大礼堂讲台上，海顿告诫每一个人都不要提瘫痪这件事。”我说，我们出了故障是操作上的失误，大家要保守秘密，“海顿回忆道，”
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我们的系统瘫痪了。“在托德拉超级电脑设备所在的二楼，专家们拆开如同意大利面条一样错综复杂色彩缤纷的电线，电路和线路图纸覆盖在桌子和地面上，他们一寸一寸地认真地检查计算机的每一个神经系统。
在三个星期之前即2000年元旦，海登成功地躲避了千年虫，因而这次瘫痪对他来说简直是个打击。但是在近10年内，由于使用过度，而且需求日益增长，国家安全局的大脑已经快要中风了。最早的征兆是在90年代，那时国家安全局庞大的处理、存储、分送信号情报的“宇宙”号系统已经在技术上落伍了。“宇宙”号系统需要130 人进行管理，占地20000 平方英尺，造成了巨额开销。
为了避免瘫痪，“宇宙”号系统必须更换。1993年开发出一个名为诺尔马利莎的新系统，这个新系统使用标准的工作站、服务器和超级电脑，占地面积节省15000平方英尺，年费用节省300000美元，操作人员仅需10人。虽然这套设备体积变小了，但人们对它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例如加工信号情报原来可用1 个多小时，现在只能用10分钟。在负载过重的情况下，电子动脉瘤是不可避免的——最易出问题的时间是千年夜。除完成它大量正常工作外，国家安全局的电脑系统也必须从99转到00，即转到2000而不是1900。 在接近新世纪的几周里，海登命令：我们要制定应急计划，以便在发生严重瘫痪的情况下，“也能保证我们情报局继续运行”。他的前任肯尼思。米尼汉中将把千年虫问题称为“数字时代的厄尔尼诺”。1998年8 月，他说：“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员工将面临着最严重的技术上与管理上的挑战。”
早在1996年10月，这个机构就建立了“千年编程管理办公室”，随后更名为“2000年监督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也开始要求卖方对他们的产品没有千年虫的问题提出书面保证，并以此作为交易的前提。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国家安全局的信息主任罗纳德。肯放。为了对付千年虫，国家安全局实施了一个紧急911 计划，去寻找并雇用那些懂得新老计算机语言的人。为了激励员工，米尼汉将军许诺发奖金和给假期。
但到了1998年，国家安全局官员发现许多当初声称能解决千年虫问题的公司突然都依次收回了他们的承诺。国家安全局一份报告说：“有时，在事情发生之前，国家安全局不会知道其中存在着问题。”米尼汉说：“解决千年虫问题是一个冗长乏味的工作，期限不可更改，我们必须在此之前解决问题。”
随着期限的临近，国家安全局数千台电脑的管理系统被评估，各终端都贴上了标签。绿色的标签表明系统运行正常，没有千年虫问题。黄色的标签表明系统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而红色标签提醒人们：“千年虫问题没有解决。”
在临近关键日期不到一年的时候，国家安全局的应对工作一直落后于时间表。
仅有19％的计算机做好了准备，近60％的维修工作还没有进行。但由于有了克服瘫痪的计划，到1999年7 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们还是设法将94％的计算机修理好了。
剩余的6 ％预计在9 月未完成。
最终，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千年虫的侵袭没有破坏或只稍稍破坏了国家安全局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继续监听，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 月24日。
最后，安全局花费了数千个工时及三百多万美元进行维修后，这一系统被重新组装起来。三天后，国家安全局从它的电子昏迷中复苏，它的存储记忆依然完整无损。“我们已经有能力存储这历时三天半收集到的信息，”海登说，“当我们反过去对信息进行处理时，用了八到十二小时。”在中断时间里，本应由国家安全局监听的许多信息转到了英国通讯总部。“我们为他们尽了一切努力，”英国通讯总部的一位官员说，“这使他们极为尴尬。”
在遭受这次重创一年后，随着计算机管理更加集中化，国家安全局大概有12％至15％的大脑系统能再次正常运转。尽管如此，海登总结说：“对我们以及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来说，网络的中断是一个信号，它提醒我们：建设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必须马上到位。而且，挑战并没有就此而止。”
由于海登的脸又圆又胖，头顶又秃又亮还戴着无边的眼镜，他被形象地比做一个约翰。勒卡雷式的间谍头子，而不是一名伊恩。弗莱明式的小密探。他还缺少典型的高科技间谍头子的背景。在他上任不久，就告诉全体员工说，算术不是他最好的功课。他承认：“我不是一个数学专家，也不是一个计算机专家，我也不愿装做是专家。我将深深地信赖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数学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补充说：“当我想到富有智慧和逻辑的智囊团整日在这儿工作时，我就能想起我的孩提时代的感觉：墨菲太太把二年级的课程表拿给我看时，我感到胆战心惊。”
海登出生于1945年3 月17日，在匹兹堡长大。在大学和研究生院里，他避开了艰苦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学习了历史。在60年代末的强烈反战时期，海登被选进后备军官培训班，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就在他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不久，他于1969年加入了美国空军，被分配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在奥富特空军基地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担任传令官，两年后他到关岛负责第八航空队情报事务。70年代后半期，他主要在佛蒙特的圣。迈克尔学院培训后备军官。
1980年6 月，新提升为少校的海登被派到南韩的乌山空军基地担任战术空军作战大队的情报主任。两年后，他又回到学生的美好时光，后来又作为空军武官被派往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从那儿海登又调到五角大楼做政策工作。后来在布什执政时期又进人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直到1991年。他在驻德国的美国欧洲指挥部做了情报工作之后，接管了空军情报署，成为得克萨斯州凯利空军基地联合战争指挥控制中心的主任，在那儿深深地卷入了信息战。他后来在南韩担任联合国军指挥部副参谋长，负责处理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军人问题。
海登在韩国收到了派他去国家安全局任职的秘密指令。在不久后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和妻子一起去基地电影院看电影。上演的是一部他没听说过的影片《国家的敌人》，在影片中威尔。史密斯扮演一个被国家安全局窃听的普通公民，哈克曼扮演一个退休的国家安全局官员，这个官员时常为国家安全局的庞大权力担忧。
“除了不符合事实外，”海登说，“那是一部很好看的影片，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在走出电影院时，我说，把国家安全局错误地描绘成了那个样子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个团体能把秘密和权力扯到一起，我并没有感到不太舒服。这就是电影所反映的秘密和权力的罪恶。”
当海登到达神秘城时，那里正遭到围攻。国会正向它发起攻击。士气比埋在地下的光缆还低。高级管理人员都成了“军阀”，陷入了无休止的内部战斗之中。国家安全局一位官员说：“‘军阀主义’这个词在这用了好几年了。这就意味着每个副局长都像封建‘军阀’一样，为了国家安全局的更大荣誉，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如果把我的员工安排到另外的部门，我决不会干的。这些副手就如同狗抢占地盘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高级政策委员会，它在影响国家安全局的很多主要问题上向局长提建议。这个委员会由许多长期争论的“军阀”组成，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都是不可能的。“我不知如何能做成一件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说，“房间中有35个人，却一事无成。在这个该诅咒的领导队伍中，人人各持己见。局长也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得到一个大家一致赞同的意见。”
海登到来后发现安全局的财务体系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