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漓。
“现在，我们开始吧，”贝却敌说，“我想知道您对目前的战争形势有何高见？”就从1950年7月以来谈起，“我先给您一个时间范围，简要提示一下。”迪安惊愕地得知1950年联合国军向北推进了多远，又被打退了多远，第二次又向北推进了多远。1951年5月以来，战线基本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
贝却敌给他讲述了一个俄国发言人如何提出停火协议，讲到开城会谈的细节以及美国飞机袭击该停火地区，几乎中断了谈判。现在双方又恢复了和谈，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机场建造和解决战俘问题。在列出合适的战俘名单方面也还存在麻烦事，不过这个问题在12月底会得到解决，停战协定也会随之签署——“如果你们的空军不再挑衅，贵国人民能够阻止李承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李承晚是强硬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停火的。”
贝却敌确信，美国人民和美国陆、海军期望和平，“但是你们的空军和李承晚却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停火。”他从兜里掏出一瓶戈登产的杜松子酒，“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请您谈谈你是如何被俘的吧。这里实在是太热了，不过我想喝点这种酒也不会有什么事。”找不到酒杯，贝却敌干脆连酒瓶子一块递给了迪安。他勉强地呷了几口。贝却敌、吴上尉和那位中国摄影师轮流喝将起来。
迪安花了3个小时讲述他的被俘经过，因为在场的新闻记者们得通过吴上尉翻译之后才能进行记录。
这时，一瓶酒已经几乎喝完了。“昨天，我冒昧地摘录了您写给妻子的信，”贝却敌说。
迪安恼怒地问道：“难道说那封信落到了记者的手里？”他写的信纯属家信，而且还涉及到其他人的事。
“我也不想提起您不想提起的事，”贝却敌边说边在本子上划掉了一些笔记。
俩人又回到了迪安的小屋，在那儿，将军抱怨说，每天只允许他活动一刻钟。
“您每天散步吗？”
“不只是散步，我还想进行日光浴。但是我想站一会儿他们都不同意。只有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才能站起来。”
贝却敌感到不可理解。“我觉着那不是最高指挥官的命令，这不是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准有某种差错。”
“直到昨天我才得到了一支铅笔，我还担心他们会要走的。”
贝却敌递给他一本书，巴斯托夫斯基著的《短篇小说选》。
“别给我那个，贝却敌先生，他们不会让我读任何东西的。”
“您可以留存这本书，我已经争取到了指挥官的同意。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您的铅笔拿走。我还想让您知道，您的名字已写在了两天前提交的战俘名单上面。您妻子获悉您的情况后的喜悦这条消息，我也看到了。”
贝却敌答应迪安，他返回板门店以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的妻子写信。“我会告诉她，我见到了您，您目前处境不错。她会像东方人那样学着做米饭，做泡菜，这样在您返回故里，就可以吃到您想吃的饭菜了。”
经过长时间的采访之后，摄影师们给坐在地板上的迪安和贝却敌拍了几张照片，还给迪安照了几张象征性运动的相片。贝却敌一行告辞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了。几个小时之后，吴上尉来了，非常客气。12月20日李将军曾探望了迪安，吴解释道，因为那天是斯大林的生日，是个应该庆祝的日子。23日还将有更多的庆祝活动，这是迪安夫人的生日，迪安曾经跟李将军提过此事。要是其他战俘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好了，迪安这样想。
距迪安住所大约100英里的北方，许多普通战俘已被遣返回满浦。卫理公会牧师拉里·泽勒斯没能认出这个地方，马路上的路标不翼而飞，只剩寥寥无几的几栋楼房在风中摇曳。11月27日，战俘们被告知，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关于停战分界线和最后的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他们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到圣诞节，战争可望结束。”不久，一位朝鲜将军举办了一次豪华的午餐盛会，款待英法两国被俘的外交官。就餐过程中，这位将军让英国使节维维安·霍尔特上尉给金日成写封信，为受到这样良好的待遇表示感谢。维维安·霍尔特曾亲眼目睹了死亡进军途中的血腥与残暴。
霍尔特耐着性子听着，然后冷峻地说：“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被关押期间，遭到了许多违犯国际法和外交公约、惯例的非人道的待遇。您希望我在感谢信中把所有这些细节也都禀报给阁下吗？”
“请不要这么说，”将军非常窘迫地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是出了一些差错，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给予你们以适当的待遇。”他没拿到霍尔特上尉的信，便空手离去了。
这时，贝却敌已经把他拍摄的底片转交给了合众社，并且向其他新闻界人士介绍了他采访迪安的详细情况。迪安同看守他的卫兵下象棋（一种朝鲜棋）、用筷子吃饭、练太极拳，做体操和在林中散步等照片迅速刊登在美国各家报纸上面，引起了巨大轰动。更使李奇微感到恼火的是，连《星条旗报》都用了二版的篇幅详细报道迪安的事！看上去迪安好像是住在一个糟透了的旅馆或是大饭店里。该报主编当即就被解雇了。
3
中国人为第2号战俘营的美国和英国战俘提供了许多五彩盒，里面装有儿童绘画颜料，让他们为圣诞节的装饰作准备。门上挂的小木牌很快就做出来了，上面写着：“全球和平，祝您好运”，“圣诞快乐”，“新年好”和“1952和平年”等祝福的话。每个小屋内外装饰一新，似乎要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为了完成圣诞节的图画，”上尉丹尼斯·兰克福德，一位皇家海军战俘，在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圣诞节时说：“圣诞节前夕，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第二天清晨，大地山野一片银装，当我们透过晨曦，从小屋里凝视着外面清新洁净的皑皑白雪，许多人的喉咙都被梗住了。我们的监狱小屋掩隐在白茫茫的冷杉丛林之中，看上去一定非常像一幅圣诞卡上的图画，但今年我们却收不到这样的贺卡了。”
兰克福德和其他人组成了唱诗班，到每个监房巡回演唱。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大伙在听《圣诞之夜》那首歌时，一个个硬汉子们脸上挂满泪珠的情景。他也不会忘记在临时搭成作为医院的小木棚里，那些躺在地上的伤病员对他们的到来默默无言地欢迎的感人场面。“我知道，他们许多人不曾会想到圣诞老人会再次出现在他们的小屋里，就在他们同胞之间。”
还有传统的宗教节目，由战俘们表演了耶稣诞生剧。“这时，中国卫兵们也都凑上来看表演，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从未见识过西方人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一个个面无表情，但是显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其中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故意摆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而那些农民出身的卫兵却不同，他们尽管听不懂，却也是看呆了。”兰克福德通过认真观察后断言，几个月来他们试图给战俘们强行灌输共产主义理论的努力，在圣诞节那天全部付诸东流了。
对兰克福德来说，这种友好的态度为时不长，两天之后就结束了。他被带到了镇子边上的一间朝鲜人的空房子里，然后卫兵对他说：“在审讯期间，这就是你的新家。”
他纳闷，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审讯官带着翻译走进来。“你是一个间谍、阴谋破坏者，特工人员！”他大声嚷道；“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战俘，你是个战犯。”
兰克福德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审讯官把一张纸和一瓶墨水推到他跟前，“你现在写悔过书吧，你要在你写的东西上签名，以此求得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宽恕。”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如果你选择作一名和平卫士，认真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并信奉共产主义，那么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兰克福德赶忙解释，他本是战舰上的一名海军情报官员，只负责制作海军图片和新闻短片。他的话马上就被打断了。
“让你写你就写！”审讯官命令道。然后就和翻译一块离开了。晚上他们俩回来的时候，见到的仍是一纸空白。审讯官反复威胁他，如果拒绝合作，对他没有好处。他们折腾了一夜，每次命令兰克福德写时，他的回答总是那一句话：“我不会写的。”
夜幕就要退去的时候，那张纸仍旧是一片空白。“我看你需要运动运动了，”翻译对他说道。在他俩走进冷杉树覆盖的山丘之后，中国人冷静地做兰克福德的工作，说他不自首是愚蠢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兰克福德吃惊地得到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米饭和炒鸡蛋。他索性又要了点米饭，不顾一切地吃了下去。然后，紧追不舍的审讯又开始了。“即使让我在这里呆20年，我也不会写悔过书的，”兰克福德说道：“因为那不是事实。”
“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还真有可能和我们呆20年。”
几天来，两个中国人不停地强迫兰克福德写悔过书。最后，审讯官告诉他，在48小时之内必须写一份自我批评的检查。“你写篇检查算了，但是如果你不老实，你会受到志愿军的处罚。”
过了一会儿，中国人返回来后，发现他还是什么也没写。这次，他被警告：“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枪毙了你，你方指责我们暗杀了战俘也没用。我们的回答是：你是一个间谍。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有权力处置你。”
“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兰克福德回忆道，“但是任何威胁都无助于事，我绝不恐惧，也不在乎什么，我只会变得更骄傲。”
两个中国人命令兰克福德坐在他们的对面。“现在我们要你老老实实地认错，我们建议你还是写为好。”
“鉴于他们拒绝听我对我在海军真正的工作的解释，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中国人看着我写得潦草难认，甚为不快。”
但是，当他们看懂了我写的材料，便大发雷霆。审讯官抄起稿子，撕了个粉碎，把一团碎纸朝兰克福德的脸上扔去。“你浪费了人民的墨水，用坏了人民的钢笔尖！”
当翻译离开了屋子，审讯官脱下一只笨重的高筒靴子，劈头盖脸地朗兰克福德打起来。他挥舞着像印第安人常用的棍棒一样的靴子，一遍遍猛击兰克福德的头部。过了一阵儿，像是一台机器关闭了电门，他无奈地穿上靴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出去了。
天黑之后，两个人回来了。“你知道，”翻译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来不虐待俘虏。如果你站在我们一边，就不会受到任何体罚了。”
“那为什么要用靴子打我？”
“你撒谎，你什么时候挨打了？你又犯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说假话的罪行。就冲这一点，你就该受到惩罚。今晚你就这样立正站一夜。”
起初，他感觉还好一点，可是越往后越难受。两个审讯官和两个卫兵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的膝盖疼痛难忍，全身依偎在墙上。一个卫兵立刻冲上前来，用一根沉甸甸的木头棍子，朝他的小腿就打。他摔倒在地上，痛得满地翻滚。另外一个卫兵则用棍子打他的肩膀和脖子后面，直到他踉踉跄跄地爬起来为止。
整个通宵，每当兰克福德站立不稳、膝盖上就会重重地挨上几棍子，使他翻滚在地上。他的腿实在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最后，他只得在雨点般的棍棒下爬在一个墙角，靠着墙支撑着站起来。他已无力抵挡一阵紧似一阵的棍棒。他就这样撑到了天亮。“不用我们动手，你就会垮的，”翻译不断地叨叨着。第二天一整天，除了中间有几次极短暂的机会可以蹲一会之外，他不得不站在那里，稍有晃动，顷刻便是一顿棍棒。最后，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做了个记号。你想说什么？翻译问道。 “蹲在那里，身上到处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处在崩溃的边缘……我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兰克福德真希望他们当时能暴跳如雷。可是，他被告知，“你污辱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要付出代价的。”之后，审讯官和卫兵们就离去了，让兰克福德去捉摸他将付出什么“代价”。那天晚上，他睡得香极了。
4
战场处于相对平静时期。范佛里特指示其各军司令官：“使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作好通过伏击的方式捉拿战俘，采取行动的准备。但是在板门店方面的进展不大。新年之际，乔伊上将对美国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六个月之内，”他说，“在争取体面、公平和稳定的停战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种进展对于正在进行停战谈判的我们，对于那些在前线战壕里的战士，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战俘和对于在国内期待着的你们来说，是痛苦和缓慢的。可是，对付共产党，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
第二天，他的小组代表提议，应该允许所有的战俘自愿地——而非强制性地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个建议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抵制，转天，李将军就做出答复，说这个提议是无耻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如此野蛮的基础上交换（战俘）是荒谬和毫无道理的，是不可容忍的。中国方面谈判团成员柴成文上校补充道，允许所谓的“自愿遣返”，即把联合国部队扣留的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很危险的。很自然，他们应交还给中国。一天天过去了，共产党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并颇有道理地说这种做法有悖于《日内瓦公约》。直到1月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很大。
在停火谈判全体会议上，双方互不相让。“在过去的每一天，”乔伊上将忧伤地在日记中记道，“越来越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共产党想实现持久的停火，当然也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急于表现出的良好的愿望。”停火仍看不到希望。
报界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2月初，李奇微仍对报纸刊登迪安将军和其他战俘照片的事耿耿于怀，禁止联合国军方面同共产党记者友好接触。他还攻击盟国的一些记者：“不要滥用新闻舆论工具来达到与敌亲善的目的，”指责他们“在同自己的敌人携手和交流。”
艾伦·温宁顿在李奇微发表声明后的次日早上，乘坐吉普车来到板门店。此时，气氛相当紧张。“有非常之多的‘联合国’新闻界人士聚集在一起，”温宁顿报告说，“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人带头。”
《时代》周刊远东分社负责人德怀特·马丁大胆地向不许与敌友好禁令挑战。他在《工人日报》记者身边走来走去，“艾伦，去遛达遛达怎么样？”他大声地嚷着，以便让陆军准将纳科尔斯听到。
当温宁顿和马丁散步的时候，大家都注视着他俩。他俩走出一百多步后又回来了，马丁掏出一瓶酒，拔去塞子，递给温宁顿，他啜了一口，用衣袖擦了擦嘴。然后，马丁喝了一口酒，大声喊道：“老子们就这样了，滚他妈的军方！”
他在下一期《时代》周刊里写道：“夏天以来，联合国新闻记者进退维谷。他们发觉在板门店每天都会看见的那些共产党方面的记者们，他们有很好的停战会谈的消息来源，而联合国军的新闻发布官所提供的则是些很简单的消息。甚至在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宣布已提出建议之前，联合国记者们就已经从像伦敦《工人日报》的艾伦·温宁顿和巴黎亲共产党的《今晚报》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那里，获知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建议的反应了。”
《纽约时报》也称，共产党的记者知道板门店会谈的一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