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
筋疲力尽的埃廷格已进入梦乡。索伦还要考虑许多事。其中一件事他已打定主意：如逃跑决不与内勒·富特一起逃。有他在身边，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埃廷格虽然看上去衰弱不堪，但实际上很有胆量。
次日清晨，四周未见持枪的哨兵。有人送过来几大碗米粥。他们没着急动嘴，而是泛泛地交谈起来。埃廷格想起他是于12月13日被捉住的。当时他从被击中的飞机里跳出，刚落到地面就被捕了。在靠近前线的一个地堡里，他被关了近三个星期。在那里他冻伤了手指，染上了肺炎，还生了一身虱子。由于吃的食物太缺乏营养，定量又不足，致使他的体重锐减。1月9日，他被带往一个大型审讯中心。该中心位于平壤近郊，囚犯们一般称之为“朴氏宫”，因为该中心的长官是一位姓朴的上校。1月31日，将军和姓全的将他从中心带往元山。两天后，他被带到现在这个地方，并被告知说他即将获释。
现在索伦明白过来，他的东道主确实是北朝鲜的一位将军，而不是身穿敌服、办事冒失的特工。一个冒充者无论如何不能将一位战俘从北朝鲜最重要的审讯中心救出。那位姓全的翻译官，看上去亦比一般的战地特工要聪明、机敏得多。
接近晌午，全和那位将军将埃廷格用吉普车带往元山。傍晚时分，又返回带索伦。直到天黑，他们才抵达元山。三个美国人在位于地下司令部入口处的一幢条形建筑里重新聚首。该司令部坐落在一条山脊的西面，为的是避开停泊在港湾里的联合国军舰的炮火。几碗汤端了上来。然后全把索伦叫到一旁，告诉他说将军仍希望埃廷格得到遣返，以使他得到必要的治疗。他不知道索伦对此有何打算。
索伦建议把埃廷格放到他们从直升机上带来的救生筏上，他和内勒·富特穿上蛙人潜水衣，一起游向港湾里的美国军舰。全答应将此主意转达给将军，并说，“明天上午咱们再谈”。
这天夜里，他们三人躺在草席上，与一队北朝鲜士兵一起睡下了。临睡前，索伦向同伴们通报了事情的进展情况。第二天早晨，埃廷格和一些士兵正在理发，全和将军走了过来，示意索伦到他们跟前去。内勒·富特也跟了过来，紧靠索伦站着。全对索伦说，“将军想知道，你们能否派个人把埃廷格用筏子送走。派谁由你们定。”
不等索伦回答，内勒·富特向前迈了一步，并枪先说道：“这种场合应派我去。我是军官，能直接面见马丁上将，还能为你们争取赏金。”
全将内勒·富特的话译给将军听，将军甩头对全说了几句什么，随之生气地走开了。
傍晚，全独自返回，走到索他面前。“我很抱歉”，他说，“现在只有把你送往平壤了。一会儿你乘吉普车走。我不能给你太多的保证，但我认为你不会受到大的伤害，我相信你的能力足以应付你将遭遇的磨难。”
索伦意识到已无必要再提及救生筏的事。“我想问一下埃廷格眼下咋办？”
“我们将在有限的物质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内，给他以最好的治疗。然后……”全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有好几分钟，他站在那里沉默着，与索伦一起等车。
吉普车来了。索伦登上车，坐在车后部。全对他说，“再见吧，祝你好运。”他是敌是友倒无关紧要，反正这是一句表达私人之间诚恳心愿的祝语。内勒·富特问索伦，全是否说过他们将去哪里。索伦只回答道，“去平壤。”吉普车开动后，索伦脑海里泛起一种奇怪的想法：在战争中，一个可信赖的敌人远胜过一个不可信赖的朋友。
抵达平壤后，他们被带往北面10英里远的“朴氏宫”。他们就在那里分了手。当索伦被带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时，天已经黑了。“里面有人，”卫兵解释说，“这样你会觉得暖和。但你不许同他们讲话，他们也不许与你交谈。”
几个身影晃动了几下为索伦腾出一个空位。索伦紧挨着一个靠墙角的人躺下了。房间里的谈话继续进行。墙角里的身影压低嗓门说，“我叫乔·格林，是美国空军中尉。你是谁？”等索伦介绍完毕，格林告诫他，“不要让敌人知道有关你的一切。在这里什么都不要讲……。”格林对他解释说，有几个美国人简直是话匣子，在敌人面前说话毫无顾忌，有时竟直接找敌人谈。对面角落里还有一个韩国士兵。尽管他并非不忠诚，但要得到他的合作，尚需对其施以重压。
其后几个日夜，索伦被隔离。整个白天都要受审，晚上孤身只影，格外冷清寂寞。由于寒冷，几乎不能入睡。他要事先斟酌一番审讯中的言行举止，以应付和答复审讯者。他想，他毕竟“只是一名服从命令的普诵士兵。除此之外别想知道得更多。”
令索伦惊讶的是，不知是早已澄清事情的真相，还是根本不予在意，审讯官根本没有提及有关这次行动的任何问题。不久以后他才意识到他己投入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一场政治攻心战。审讯官并不打算从俘虏身上获取多少情报，而是想得到俘虏们违心的同意，要求他们就微不足道、甚至毫无意义的事情进行合作。接下去是录一些词意模棱的磁带到电台去宣传广播。下一步是为有关细菌战及其它战争罪作假证。最后是对自己政府指使他们从事这种犯罪行为进行公开谴责。
在审讯中，内勒·富特为编造一个足以充作杂志题头的故事而着了迷：他说他是一名情报特工。他曾在朴上校的办公室里接受过一次较长时间的审讯，此间给过他一些米酒。审讯结束后他对索伦说，“我已告诉他们我知道藏药品的地窖在东海岸的什么地方。我还说你可以帮助确定具体地点并能带路。那里边有威士忌和毒药。我的主意是我们把毒药洒进酒里并趁机溜掉。现在，一件事你必须明白：你要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我是领导。”
索伦让他尽管说下去。看来内勒·富特并没有意识到他行为中的诸多错处。最后索伦说，“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你那位上尉告诉我说，你认识这里所有的特工，但等我们到了这里，你却并不认识。”
内勒·富特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一直喊他上尉？他不过和我一样是个中尉罢了。”
索伦不由地暗暗吃惊。莫非此人神经异常？是谁凭空想出了这样一个毫无把握的营救行动？谁应对这一系列灾难负责？他于是决定逃走以澄清这些疑团。
第37章 “一塌糊涂”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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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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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在巨济岛联合国军战俘营发生的绝食抗议，初步表明共产党日益具有举行暴动的意图。到这时，关押北朝鲜的军官营地已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那位发狂的朱少校就是被分到该集中营的。为了活命，他被迫隐藏起来，后来才找机会逃往白营（与赤营对立）。赤营的战俘头儿已不再是三心二意的李学九上校，而换了一个对共产主义赤胆忠心的北朝鲜人。他在登记册上写的是二等兵钟文日，其实他的真名叫朴相显。他幼年曾随父母去过苏联，后来成为一名红军军官。朝鲜战争前，他在平壤与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一道工作过。入侵开始时，他奉命加入北朝鲜军队。被俘后，他通过平壤电台接受密码指令，在巨济岛加强并控制了共产党组织。
朴的确精明强干。尽管忠实的共产党人的人数远远低于那些已不再抗拒而投奔自由的人，他仍然控制了大部分集中营。北朝鲜向他传达了关于准备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的特殊指令，“一俟发动暴动或越狱的时机成熟，即派人到集中营外策应战斗部队，攻占固定火力点，奇袭岗楼，协助战俘撤出集中营。然后，在山顶上点火为号，夺取武器，摧毁联合国军弹药库及武器库。派出的人应从在中国和南朝鲜打过游击、作战经验丰富的党员中选拔，还要熟悉敌人武器，最好是在人民军中担当过工兵或侦察兵。”
朴还接受了一项更为详尽的指令。这是关于一旦越狱成功后将要采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创建敌后根据地，烧毁集中营司令部、油库、粮库以及其它后勤设施，破坏交通运输线。完成任务后即返回大陆，向一位少校军衔以上的军官汇报情况并加入其队伍。越狱或逃跑要赶在天亮前，趁勤杂人员执勤或在大雾天实施。”
那些没有建立完善的组织及领导的非共产党人，尤其是先前曾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人，在激烈抗拒着。他们中有数千人将反共和拥蒋口号刺在身上（在同伴帮助下），打算以此表明不愿返回中国，而希望被送往台湾的强烈意愿。
结果是内战。争辩往往导致使用拳头、木棒和自制武器的流血冲突。双方的袋鼠法庭 ＇ 译者注：袋鼠法庭：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的非正规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举行的模拟法庭。 ＇ 程序相当简单，往往将对手处以死刑。由于不许卫兵在夜间进入战俘营，战火遂愈演愈烈，第二天早晨，那些挨揍的人要么心惊胆战、要么缄默不语。他们既害怕，也不愿将事情抖落出来。战俘营总管即使掌握了殴斗的证据，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会禁止他采取相应的司法措施。
此间，共产党囚犯们还被一项管理当局宣布的知识与教育计划所激怒。该计划旨在显示“民主”制度的优越而揭示共产主义的“谬误”。尽管事先已说明听课者纯属自愿，战俘中还是发生了暴力冲突。实际上，共产党人更倾向于接受一项旨在增进其战后职业和专业技术的教育计划并从中得到不少益处：他们把金属加工课堂转变为制造小刀、长矛、大棒和其它武器的小型工厂。
1951年秋，15名反共战俘被一“人民法庭’宣判死刑。此时巨济岛上的骚乱达到高峰。在第78号集中营的暴乱中，已有3人被杀。军队设法恢复了秩序，将 200名担惊受怕的战俘转送到别处。范佛里特进一步强化保安措施，委派莫里斯·菲茨杰拉德上校担任战俘营总管。莫里斯是这个并不为人羡慕的职位的第8任长官。其后一个月，范佛里特向巨济岛调来了3个宪兵营、4个警卫连。11月，第23步兵团的一个营到达巨济岛。到12月，已有9000多美国和韩国士兵驻扎在这个弹丸小体岛上，监控着10多万战俘。
12月，板门店有关战俘问题的谈判刚一提上议事日程，战俘营内两派的殴斗就剧烈起来。18日，战俘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石块战，接着发生了骚乱和游行示威。人手不足又缺乏训练的卫兵立即进行残酷镇压，对人群胡乱开枪。结果，14名战俘被打死，24人受伤。
到2月初，除第62号集中营的5600名战俘外，其余所有战俘营都已经过投票表达了获释后的个人意向。62号集中营领导人声称，该营所有战俘都愿返回北朝鲜，因而没有理由再行甄别。韩国卫兵则坚持履行职责。2月18日晨约4时，他们在27步兵团3营的护卫下，来到62号集中营。当士兵们上好刺刀，踏入集中营大门时，1250名共产党人手持镐头柄、刀子、斧头、连枷和帐篷柱子涌出营房。其余的人则高声喊叫，猛掷石块。士兵投出几颗手榴弹，企图加以阻止。但尽管军队已经开火，战俘们还是围攻上来。结果，55名战俘被杀，另有22人死在医院里，140人受伤。一个美国人丧生，38人受伤。
为正视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李奇微立即发表一份官方报道，将罪责完全推诿给集中营战俘头儿，并指出，只有1500名囚犯卷入此事，他们是民事犯，而不属于战俘。两天后，范佛里特任命弗朗西斯·杜德准将担任集中营总管。
2
在板门店，停火和战俘问题上的僵局一直持续到4月。4日，双方同意休会，先由双方各自确定应遣返战俘的大概数字。联合国军司令部还要求共产党方面在进行最后甄别前先发表一项对战俘的大赦声明。两天后声明发表。事情的进展还算顺利。
双方又开始单独秘密会谈。4月19日，当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代表团宣布，由联合国军监禁的13。7万名战俘中，约有近7万人不愿返回时，这个数字被南日冷淡地拒绝了。
共产党要求什么数字呢？回答是13。7万。所有他们的人都必须遣返。会谈搁浅，双方立场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4月22日上午近10点，乔伊海军上将与另外三位代表一起离开基地兵营，于当天后半晌抵达羽田机场。目的是就一项有关停战问题的一揽子建议与李奇微、希基以及三位参谋人员进行协商。该建议的文本包括对敌方新近做出的一些让步，规定对方必须限期接受。否则，即终止和谈，重启战端。李奇微对此十分欣赏，认为最好是让爱吵闹的赤营分子坐下来谈一谈。他电告华盛顿，说他已授权代表团将上述建议在战俘内部会议上提出。“如果共产党人对该试探性建议感兴趣，那么，双方可就该建议的具体内容作进一步协商。协商级别可按对方要求加以确定。”
4月26日，乔伊在双方代表会议上陈述他的新建议。“9个多月来，双方一直在寻求一项旨在在朝鲜结束对立状态的停战协定”，他说道，“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目前在我们和最终停战协定之间，只剩下3个有待协商的问题”。它们是，对修建军用机场的限制，交换战俘，以及“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选定。
“我们相信，由于双方在历次会议上都表明了不妥协的立场，如果我们继续拖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抑或打算分别予以协商解决，那么，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只能越来越大。因此，我方认为将此3项问题一并解决是绝对必要的。很显然，对于上述问题如果双方坚持目前的立场，不作任何妥协，今后的谈判就只有无限期地僵持下去。”
次日上午，美方建议提上板门店的谈判桌。共产党方面要求休会以进行研究。下午两点半，他们返回会场。“我方认为，你方今天上午的建议不足以说明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整整一个星期，共产党方面对美方提议不理不睬。乔伊深感前景不妙。翻译官理查德·安德伍德见上将散会后独自一人呆在帐篷里，头伏在桌子上，还以为他生病了。“将军，是否需要帮忙？”乔伊把头抬起。他不是病了，而星陷入深深的悲哀中。“你莫非听到了什么坏消息或令你伤心的事？”
“没有，没有。上帝啊，但愿我们没有收音机，”乔伊说，“我们的人天天在前线上死去，就是因为我无法谈成这该死的停火协议。”
3
尽管李奇微曾给范佛里特一个明确的提示，让他放手去控制巨济岛上的战俘营，范佛里特还是指示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对战俘要“慢慢来”，让他们尽量保持安静——快要停战了。52岁的杜德与前几任总管不同，他常常不带任何武器去集中营的通道门口。他觉得这样做更易于与搞暴乱的战俘头儿们进行对话。虽然通过这种途径，他与战俘的关系融洽了不少，但同时也使他们的胆量大了起来，使其产生了遵照北朝鲜司令部的命令进行一次大规模暴动的想法。由于勤杂工经常出人，集中营大门从无上锁的习惯。平日里，只有卫兵携着枪，其余安全人员按规定一律不许射击，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或是出于自卫。在此之前，曾有几个联合国军官兵被战俘抓去又放回，其中有第94宪兵营营长威尔伯·雷文中校。现在，共产党战俘头儿朴相显决定趁杜德再次来通道门的机会绑架他。这将多么震惊世界！当板门店谈判由于战俘问题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