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人的医院时，他失声痛哭起来。
10天之后，1954年1月20日，印度士兵聚集在各个集中营。当战俘们走出集中营时，他们还有最后一次向北去的机会。没有一个人犹豫：21805名战俘，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制的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小旗，带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一直向南走去。其中有14343名中国战俘。有些人边走边敲着用饭盆等锤打成的锣鼓，吹着自制的喇叭。他们炫示般地通过检查站，最后历时15小时43分钟。朱少校和其他中立的战俘看着他们离开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通过自由大桥，到达临津江对岸，受到一支美军乐队和一幅用中文写的大幅标语的欢迎。
北朝鲜战俘在登上汽车前往仁川之前受到了南朝鲜方面的迎接，并受到了从台湾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极为热烈的欢迎。他们拉下汽车车厢两边的帆布，以便向路两旁列队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在仁川，”保罗·加维报道说，“中国人的聚居地早已做好了欢迎准备，大街上沿途到处都是铙钹和中国乐器的铿锵声——纸龙在头上欢腾翩翩，身着传统服装的美丽少女踩着高跷向他们频频致意。思乡的中国战俘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那些在战俘营进行了顽强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本色的英勇崇高的战俘们，在通过通往中国的门时被当成英雄，受到了5名中国高级官员的欢迎。但后来他们被带到满洲的一个集中营进行再教育，凡是和西方打过交道——即使在战俘营里——的人均未受到信任。几年后，这些勇敢仗义的人们被释放送回老家，却被自己的家人当作叛徒而极力回避。他们回到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却只给予低下的工作。一位姓张的战俘，原先是位中学校长，被降级使用当了一名教师，几乎每天都要站在桌前为其罪过忏悔。一年后，他又被降成看大门的。他对此略有微词，被判了10年徒刑。一位姓丁的战俘回到家里后，他的妻子被迫同他离了婚，他的一个女儿因缺乏医疗而死去，另一个女儿因被人奚落是“叛徒的女儿” 而离家失踪了。丁先后几次被监禁，前后加起来达12年之久，直到1983年才被释放。在朝鲜赤胆忠心地为毛泽东打仗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1959年被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赶了出去，10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至死。
如果这些真正信仰者还被怀疑并受到了惩罚，那些曾被保证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良好对待的前国民党士兵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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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这场流血冲突结束以来，把这场冲突作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的描述无以计数。400万生灵命归黄泉，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仍一如3年前，只是某些地方略有变更，54246名美国军人白白地送掉了性命。
毫无疑问，杜鲁门政府和美国军方领导都犯了许多错误。诚然，战场指挥官们赢得了许多战术上的胜利，但战略上的失败主要是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造成的。
从战争一开始，美国领导人就想主要通过诸如使用原子弹等威胁手段来迫使中国人和苏联人做出政治上的决定，而不是用切合实际的必需的战术行动来反击敌人大批的地面部队。“在这个过程中，”曾是沃克和李奇微的飞机驾驶员后成为将军的迈克·林奇做出结论说，“我们在战争中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开始时过低估计了敌人的能力，过高估计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争取实现停火的谈判时，同样是这些人反而过高估计了敌人的能力，过低估计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妥协。”
描写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著述也很多。李承晚及其政府无疑是得救了，蒋介石也得到了差不多同样的好处；战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拿下台湾的计划成为泡影；日本虽然没有积极参战，但它是另一个胜利者。作为美军和联合国军其它军队的服务、供应和娱乐基地，日本聚积了许多财富。它还为战争生产了许多武器，朝经济复兴迈了一大步。
当今的中国人认为最大的胜利者是苏联，它在遥远的地方观看了这场战争，沾沾自喜地看着美国把兵力集中在东方而非欧洲。此外，苏联没有出一兵一卒，在给北朝鲜人或中国人提供军火方面也不慷慨，让中国人为其得到的物资付额外费用而羞辱了他们。根据一名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苏联人最大的收获，则“是这场战争扼杀了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任何友好关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朝鲜的这场战争使美国为其保护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声明获得了信誉。杜鲁门成功地使这场战争成为一场联合国的战争也是对斯大林的一个重大打击。此外，这场战争还使北约从一支停留在纸上的力量变成一支真正的威力，并证明了美国愿意坚定地反对共产党。
尽管美国公众从来就不喜欢这场战争，但战争大大刺激了国家的经济，使美国的繁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战争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膨胀，没有美国的介入，战后任何问题的持久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创造出了一个泛美组织，由于有强大而变化无常地武断的美国，该组织成为一个世界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勉勉强强的巨人。
中国对美国进行生物战的指控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西方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种指责是中国显而易见的一种宣传手法。然而，在日本和美国新发现的资料和研究结果随后证实了中国人的指责中的许多要点。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在1952年声称，他有 “97。5％的把握”朝鲜战争期间使用了生物武器。1979年他又明确宣布，“在朝鲜战争中，生物战的办法……被美国一方尝试过。”
最近解密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文件表明，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对使用生物武器兴致极高。文件中有关生物武器的部分被删掉了，一般不让研究者们翻阅。尽管有这一证据，但对该问题进行了彻底研究并写有专著的马克·瑞安得出结论说，美国要是使用了生物武器的话，它肯定得有大的隐蔽行动，而且几乎必定“要在将来露出蛛丝马迹，特别是朝鲜战争以后的10年内，从政府和军方其它行为的特定范围上肯定能看得出来。”同时瑞安又说，很可能“即使不存在上述对美国的非难，中国人上至最高领导层也认为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
在会见了许多英美战俘及中国官员和历史学家后，我难以相信美国进行了生物战，反过来说，中国领导层并不一定真地认为他们是生物战的受害者。
这场战争是以一片啜泣声而不是以一种快感结束的——它是近40来年在美国历史上唯一一场没有被国家树碑立传的重大战争。但如果把20世纪发生的所有战争当作一连串事件来看待的话，朝鲜战争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使德国及其盟国遭到决定性失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的是一片混乱，导致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不公正的和平和争夺欧洲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连同亚洲一个现代化的侵略国家的惹人注目的出现，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及其帮凶被粉碎了，但这一危险刚被消除，另一种危险又出现了——冷战和经常不断的核阴影。
这些事件不断发展的结果便是朝鲜战争，一种大国从未遇到过的危机。前面的两次世界大战打得都很残酷无情，但在朝鲜，如不放出核魔要进行一场全面冲突是不可能的。因此，朝鲜的这场战争应当引以为鉴。它证明——或应当证明——现在要打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的。可是大国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在越南甚至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这场朝鲜战争值得打吗？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各阶层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的、愚蠢的、错误的、判断失误的、种族歧视的、带有偏见的和凶暴的战争。只有各个层次上大量具有人性的事例——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有关战争的著述持久不衰。
可是欧亚两洲最近发生的事件使人们对否定朝鲜战争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无论如何，在那场战争中打过仗的人没有白打，死掉的人也没有白死。
我一直试图作为一名不管国籍和意识形态如何的超党派人士来探讨历史，并试图通过普通的和非凡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以惨痛的详细情节来描写战争的恐怖。
在写了7部有关20世纪的战争的历史著作之后，我得出了许多结论。历史不会重演，不断重演的却正是人类的本性。我们经常是从现在更多地了解过去，而不是相反。我还发现，一个卑鄙小人偶尔也能讲实话，而一个达官贵人偶尔也会撒谎，历史经常创造人，而人并非经常创造历史，历史的进程无法预言。最后，战争史永远不会是确定的。
致谢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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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写作多亏了亚洲、欧洲和美国数百人的合作，尤其是接受我访问的那些人，均给予了鼎力合作。对本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有：国家档案馆（约翰·E·泰勒，艾米·施密特，吉尔·布雷特，洛兰·赫伯特）；（康涅狄格）丹伯利公共图书馆；哈里·杜鲁门图书馆（伊丽莎白·萨弗利、本尼迪克特·佐伯里斯特）；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中心（埃德温·H·西蒙斯准将）；汉城美国大使馆图书馆；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弗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威廉·埃默森，雷蒙德·泰克曼）；麦克阿瑟纪念馆（小林恩·H·哈蒙德上校、小爱德华·布恩、小约翰·利兹）；宾夕法尼亚卡莱尔·巴拉克斯美国陆军军史研究所（罗德·帕斯卡尔上校、理查德·J·萨默博士）；美国陆军军史中心（华盛顿特区）（汉纳·蔡德里克、艾伯特·E·考德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海涛研究员、朱庭光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许多机构、组织和个人做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会的艾格尼丝·彼得森；斯坦福大学助理档案保管员埃琳娜·S·丹尼尔森；唐纳德·E·罗森布鲁姆中将；罗伯特·R·琼斯上校； E·A·格莱格中将；安洪均（音译）（我的第一个朝鲜联系人）；小约翰·T·卡里格；小保罗·N·麦克洛斯基；加利福尼亚美国国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的州副官杰里·威廉斯；巴尼·多布斯中校；沃伦·G·艾弗里；杰里·弗朗索瓦；国防部长助理办公室的安·厄本德；马丁·布卢门森；卡尔·马扎尼；乔治·拉苏拉上校；西奥多·科南特；诺姆·斯特里克宾；赫伯特·特拉特纳；海军陆战队军士威廉·克利夫兰；保罗·马丁；詹姆斯·福特；理查德·G·史迪威将军、哈维·金斯伯格、弗兰克·蒙特、威廉·莫罗的经济顾问和合作伙伴；莱顿·泰纳上校（沃克将军的助手）、E·M·林奇准将（沃克的飞行员），他俩提供了许多关于沃克将军的性格和日常活动的有价值的资料。
英国 英国朝鲜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唐纳德·克拉克、彼得·法拉尔、萨姆·默塞尔、托尼·伊格尔斯夫人和女儿；彼得·威斯特洛普）；泰晤士电视台的艾索贝尔·欣谢尔伍德。
朝鲜 托马斯·G·弗格森上校；美国驻朝鲜总领事安德鲁·F·安提帕斯；朝鲜退伍军人协会的安有泽（音译）中校，曹满植（音译）纪念会的朴宰昌；美国大使馆情报处的苏珊·J·梅特·卡夫；韩美联合指挥部司令官伯顿·D·帕特里克中将；李仁淑（音译）；彼得·佩斯上校；钟日昆将军的助手李昌儒（音译）上校；霍勒斯·理查德·安德伍德；美军指挥部历史学家托马斯·瑞安。有俩人做出了突出贡献：白善烨将军，他不仅带我进行了几次实地考察，而且打开了许多纪念处的门；弗兰克·李，他是我们的主要翻译，为我们安排会见了许多人。
台湾 情报和礼宾处的保罗·W·C·昆；情报和礼宾处处长米切尔·L·J·张；基督教漫礼会的吴展强（音译）牧师；杰克·贝特曼牧师；总统国家政策顾问梁云长（音译）；政府情报处的淳成黄（音译）；共党叛逃者援助中心主任范士毅（音译）；外交部的詹姆斯·黄；我去台湾时的主要翻译刘望平（音译），他还把42次会见的谈话译成了英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扬州市委统战部部长唐椿；扬州广陵区教育局局长王长福；国防大学的徐焰中校和姚旭中校；孟庆龙，他给找提供了不少公开出版的图片；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华庆昭教授，他作为富布赖特基金会的学者在美国杜鲁门图书馆作研究期间多次与我共同探讨，1989年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期间他是我们的向导和翻译。
最后，我还要感谢六位对此书做出最突出贡献的人：我的主要助手和翻译、我的太太寿子；精力充沛的帮我做研究的助手、朝鲜战争退伍兵，上士刘易斯·米切罗尼；我的秘书海伦·科利斯考恩；三位不辞辛苦地帮我搞了三遍书稿的我的朋友弗雷德·斯托金、代理人卡尔·布兰特、编辑卡罗林·布莱克莫尔
资料来源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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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下面各章所列的主要资料来源之外，还有些书目和文章也很有价值，它们是：
罗伊·阿普尔曼：《南至洛东江，北至鸭绿江》，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军史中心1986年版（Roy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S。 Army；1986）；
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失去的第一场战争》，纽约希普克林书屋1986年版（Bevin Alexander； Korea，the First War We lost。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6）；
克莱·布莱尔：《被遗忘的战争》，纽约时代书屋1987年版（Clay Blair，The Forgotten War， New York： Times Books，1987）；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考验和希望的年月》，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公司1956年版（Harry S。 Truman； Memoire； Volume Ⅱ；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Carden City； N。Y。：Doubleday； 1956）；
《麦克阿瑟回忆录》，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1984年版 （Douglas MscArthur； Reminiscences； New York：McGraw…Hill； 1984）；
J·劳顿·柯林斯：《和平时期的战争》，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69年版（J。 Lawton Collins； War in Peacetime；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69）；
迪安·艾奇逊：《朝鲜战争》，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71年版（Dean Acheson； The Korean War； New York：W。 W。 Norton； 1971）；
1959年2月13－14日迪安·艾奇逊等举行的“普林斯顿讨论会”（Dean Acheson et al。； Princeton Seminars； Feb； 13－14； 1959）；
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克莱·布莱尔：《一个将军的自传》，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83年版（Omar Bradly and Clay Blair； A General's Life，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85）。
序言 历史之车
会见的人有：
白善烨将军（Gen。 Paik Sun…yup）、钟日昆将军（Gen。 Chung Il…kwon）、金昌腼（音译）（Kim Chang…soon）、朱永福少校（Maj。 Ju Y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