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即代理部务的教育部次长傅增湘（岳棻〉，“用胡去蔡”的“胡”即胡仁 源，“陈筱庄”即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在这次索薪运动中，同 属“某籍”的汤尔和、马叙伦一派与沈尹默一派配合默契，一致对外。沈氏三兄 弟中除沈尹默幕后操盘之外，沈士远、沈兼士都冲到了第一线。
在此后的岁月里，沈尹默投靠李石曾，从而掌握了庞大的教育文化资源。 从1926年起，由法国政府退还的庚子赔款所设立的中法实业银行，每年拨出20 万元美金办理中法教育及慈善事业，由中、法两国代表组设“中法教育基金委 员会”负责保管和分配此款。中方代表为李石曾、沈尹默、易培基、刘锡昌、萧 瑜、萧文熙；法方代表为魏尔敦、巴尔、韩德威。与蔡元培、胡适、丁文江、蒋梦 麟等人掌握的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不同，中法庚款及中俄庚款一直处于暗箱 操作之中，从来没有公开过相关账目。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尹默先送家人南下，然后辞去北平大学校长和 孔德学校董事长的职务，移居上海环龙路，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 孔德图书馆馆长。他遗留的孔德学校董事长一职，由被他认为“宏通”、“明白” 的老友周作人接任。
汤尔和自1922年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之后，逐渐把精力转移到政治方 面。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主动投靠日本占领军，先后出任伪华北教育总 署督办、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0年11月7日病死之后，他所遗留的华北 教育总署督办一职，交由同为“某籍”的周作人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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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五、蔡元培与胡适、傅斯年的良性合作
与“某籍”的汤尔和、沈尹默、周作人不同，作为英美留学生的胡适、蒋梦 麟、傅斯年、丁西林等人，与蔡元培之间从来不存在“包围”与“被包围”的人身 依附关系，而是凡事从公共利益出发的良性互动关系。
1929年12月4日，在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同时，国民政府曾任命高 鲁为教育部部长。此举遭到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展堂〉的极力反对， 行政院长蒋介石在无法平衡派系斗争的情况下，只好暂时兼任教育部部长， 并且任命李书华、陈布雷为教育部次长。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以第三者的眼光， 评价了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一派人和李石曾、易培基、沈尹默一派人 的优与劣：
接行政院秘书长电嘱，即赴京一行。余不明其故，即夜附车往，既至则知 蒋公自兼教育部长，而欲调余入教部相助也。教部之改组，由于李（石曾〕、蔡 （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 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 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广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广郑毓秀（上 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 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 力。吴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议以高鲁（天文学者）代梦麟为 教长。将通过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对甚力，即席声言“高鲁何如人，乃可托以 教育行政之责任，岂不羞天下之士！ ”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 由蒋公以行政院长之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润章〉为政务次长。润 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携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蒋公 既自兼部长，因欲以余任次长，……且命之曰：“教育为革命建国计，凡事当 请教于吴、李、蔡诸先生，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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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⑩
关于胡适，蔡元培曾经给出的评价是：“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 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 ‘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 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 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中央研究院时期的蔡元培，确实有被人“包围”的经历，不过，“包围”蔡元 培的并不是胡适和傅斯年，而是另有其人。1933年3月4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 信写道：“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大有意思，蔡公此刻盖在34 手中，牵而往 ‘东’，面南立，而胡公则仍‘独立’也。观蔡公近数年‘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 之不易保守，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 丧失理性矣。”
周作人笔下的“蔡胡分家”是化公为私的狭溢称谓，胡适之前为民权保障 同盟北京分会主席，因政治立场相左，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总会的宋庆龄、杨杏 佛、胡愈之、鲁迅等人极力主张开除胡适，蔡元培只是以消极态度顺从了多数 人的意见。故有周作人认为的“胡公仍‘独立’之说；当时蔡元培任民权保障同 盟副主席，故有周作人认为的“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之说。此信后不久，蔡元 培、林语堂主动退出民权保障同盟。“3。？&作”即第三党，其正式名称是中国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7年11月1日由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 发起，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是第三党的秘密 党员。周作人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背景为第三党，故有“蔡出此刻盖 在了 3记？时7手中”之说；不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真正的政治背景，并不是在 邓演达去世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第三党，而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地下党组 织。当时的宋庆龄已经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共产国际秘密成员。“鲁 公”即鲁迅，普罗即无产阶级〈英文？过壯如的音译〉。所谓普罗首领，实际上 是充当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主。《情书集》即《两地书》。其时周作人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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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两界人和事
“久与之绝”，在他看来，鲁迅出版《两地书》是“几乎丧失理性”的表现。
1933年6月18日杨铨遇害，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由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 兼任，实质性事务大多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孟真〉代为负责，以至 于积劳成疾。1934年2月13日，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自回沪后，连接孟真来 函四通，其中主要之点：〔一）述病状；（二）辞所长职，荐济之自代；（三）一年 中勉守四个月假期之限；（四）整理旧稿或以其他方法抵还多支之薪水。此君 ……以必信必果自勉，诚可敬可爱；然此时提出辞状，于院有妨；特致函劝止 之 ”？
在当天写给傅斯年的书信中，蔡元培劝告说：“孟真吾兄大鉴：自南京回 沪，始得读一月廿三日惠函，旋接二月五日两函，顷又接七日惠函。兄病中作 如此繁复之函，对于兄思想之缜密，律己之谨严，除佩服以外，别无可说；惟病 中常此多思，甚不相宜，……兄本月五日函中，有愿辞所长职而荐济之自代之 说，此说万万不可提出，提出则无异拆研究院之台。在君已声明，如兄辞所长， 则彼不就总干事职；元任已表示，如兄去，则彼亦随而去；……总之，弟所欲劝 兄者，目前以健身为第一义，万不可多虑，一切都有水到渠成之机会……〃勁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所说的“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 等人包围蔡所致”，其实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沈尹默在上 海期间，胡适正在北平协助蒋梦麟经营北京大学。抱病从公的傅斯年根本 没有时间、精力与沈尹默周旋。1935年1月11日，蔡元培致张元济信中写 道：“沈尹默兄，以字行，并无别号，现寓法租界环龙路九十号（不知其电话 号码〉。明午饭局，因商量译书由商务印行事，岫庐、拔可、伯诚、伯嘉诸兄均 在座，弟亦作陪，……
1937年8月12日，蔡元培在致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 骅的信中，再一次提到沈尹默：“徐君世达，于行政界历著成绩，曾由弟与尹默 先生等迭为介绍，请以县长用。顷闻孝丰县长已辞职，正在物色继任之人，如 蒙擢用徐君，不胜同感。”
一句“迭为介绍”，足以证明沈尹默与蔡元培之间的联络渠道一直畅通，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61
胡适、傅斯年与蔡元培之间完全不存在以捍卫饭碗、追逐权势为第一目标的 “包围”与“被包围”关系，而是具有建设性的“以必信必果自勉”的良性合作关 系。无论是沈尹默笔下的“胡、傅等人包围蔡”，还是周作人笔下的“胡博士，在 北方的人看去他似乎是太上院长”，都是“莫须有”的想当然。
注释：
①沈尹默：《我和北大》，落款时间是1966年1月，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 1979年版。
②鲁迅：《并非闲话》，《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③《两地书》原信二十三，见《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页。
④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⑤《顾颉刚自传》之三“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文载《东方文化》1994年5月总第3期。
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5页。
⑦《鲁迅全集》第1卷，第52页。
⑧《鲁迅先生噩耗到平，周作人谈鲁迅》，见天津《大晚报》1936年10月22日。
⑨《鲁迅全集》第12卷，第122页。
⑩《周作人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文载《古今》月刊1942年第6期。
⑩《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⑩《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第390页。“大斋”即陈大齐。 ⑩《中华日报》副刊’ 1944年3月23日，原文没有标点。
⑩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见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曰。 ⑩《钱玄同日记》第4卷，1919年1月7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6页。 ⑩《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3；284页。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290页。 ？《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97页。 ⑩《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110页。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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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288页。“发现事”即当年大学教授要求用现钞发放工资的 索薪学朝。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 @高叔平编著：《蔡元培年谱》第4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蔡元培书信集》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5页。
？《蔡元培书信集》下册；第1761、2051页。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同人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 直接交往与合作，他对于“托名”鲁迅的《新青年》同人、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 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大不相同。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鲁迅在孙中 山生前，虽然站在国民党一边，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徐谦、 易培基等人所发动的驱逐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学界风潮，却从来没有在作品 中提到过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 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约稿，为“孙中 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 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 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 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 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 ；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 纪念的意义。”
本文栽《随笔》，2007年第5期。收入向继东编《2007年中国文史精华年选》，广东省出版集 团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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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两羿人和事
接下来，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记得去年逝世后不很久，甚至于 就有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是憎恶中华民国呢，是所谓‘责备贤者’呢，是卖弄 自己的聪明呢，我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 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 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为了证明孙中山的“革命”精神，鲁迅还专门引用苏联共产党领袖人物托 洛茨基的观点：“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 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为什么呢？托洛斯 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 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 艺术。”
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 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 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 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 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刊载的梁 启超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的一名“战士”。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原信中表白说：“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 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 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人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 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 名真名之小事也哉……”
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
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
鲁迅笔下的孙中山｜ 65
剿，依然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 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 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 烦别人敷药。”
二、《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 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