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许广平也在欢迎演说中表示说：“今天易先生来当我们的校长， 实在是我们学校向光明之路的一个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希望易先生能 够把我们的思想学识，都改造到最好地位，能够打破这数重的压迫。这就是同 人今天欢迎易先生的至意。”③
作为回报，教育总长易培基于1月16日为鲁迅签署复职令：“兹派周树人 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但是，鲁迅控告章士钊非法免除自己佥事职 务的裁决书，直到3月22日才由平政院正式发布。换言之，正如章士钊免除鲁 迅的佥事职务在操作程序上明显违法一样，易培基在平政院依法作出裁判之 前为鲁迅签署复职令，同样是明知故犯的公然违法。
三、在上海劳动大学的再度合作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国共两党的组织领导下在天安门广场 集会，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执政府卫队奉命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 棍追杀请愿者，从而造成死47人、伤150多人的重大惨案。当天晚上，段祺瑞执 政府发出通缉令，撇开在北京城区占有明显优势的国民党不论，把发生惨案 的罪责避重就轻地推卸给中国共产党：“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 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党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 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投掷炸弹， 手执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徐谦等着京外 一体严拿，尽法惩办。”
受到通缉的易培基，与李石曾（煜瀛〕、吴稚晖等人一起躲到东交民巷使 馆区的六国饭店，继续操控女师大和故宫博物院的重大事项。1927年4月，易
94 I氏闽嘴喪
I 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培基南下上海并于同年9月就任劳动大学校长。1926年10月4日，时任广东女 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的国民党党员许广平，在致鲁迅信中写道：“我出街回 来，见桌上有李之良来访的名片，（女师大毕业，做过图书馆员）……关于女师 大情形，据李说；教部直接用武装军警密布校内，强迫交代，学生被任可澄，林 素园召集在礼堂训话，学生只有痛哭，当面要求三事，一、全体教职员依旧； 二、学校独立；三、经费独立。闻一一应允，但不可靠，可是直至李来时，还是表 面上教职员全去，学生留，因未开课，另外没有合并的动作云。至于这回取消 女师大的功臣，你猜是谁呢？哈哈！女的是舍监赵世德，早已就和女大学生通 同一气，女大生搬入来住就腾房，女师大生要住就不给，处处讨好，献策，陆秀 珍，张邦贞恨极她了；男的呢，就是恢复女师大的功臣钟少梅，……其中最可 笑的是马裕藻老先生，他过于信服人而且太老实了，从前口口声声敢担保钟 少梅，至有人因此埋怨马先生无知人之明，而且钟在马先生前对易实在也挑 拨不少是非，马老夫子老实，被他蒙蔽。及到钟反校事迹暴现，马先生急忙跑 到易先生处说钟某事他一概不负责任云……4
这里的“易先生”即易培基。1926年9月5日，由张作霖的安国军控制的北 京政府，下令把女师大改为女子学院师范部，新任教育总长兼院长任可澄和 师范部学长林素园，率领武装军警强行接收，持续两年半的女师大风潮，以易 培基、马渔幼等国民党人士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易培基与鲁迅之间的第二次合作，是鲁迅与许广平于1927年10月3日从 广州来到上海以后的事情。同年10月21日，鲁迅在上海《民众旬刊》第5期发 表《革命文学》，一方面称“中国的吴稚晖……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另 一方面又抬出“俄国是实在在的革命”，把中国南方的“革命”连同“革命人” 及“革命文学家”全盘否定。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3天即10月23日，鲁迅在 日记中写道：“星期。晴。上午李式相来，并致易寅村信。……夜同许希林、孙 君烈、孙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亚楼啜茗，春台又买酒归同饮， 大醉。”
李式相是易培基（寅村〉的湖南老乡，1924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
鲁迅与易培基的合作与交往｜ 95
文系，曾经听过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时任劳动大学附属中学负责人。
10月25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李式相来，同到劳动大学演讲约一 小时。夜同三弟及广平至日本演艺馆观电影。”
鲁迅演讲的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收人《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篇》。 他在这篇演讲的开场白中介绍说：“这次易先生要我来讲几句话；因为我去年 亲见易先生在北京和军阀官僚怎样奋斗，而且我也参与其间，所以他要我来， 我是不得不来的。”
11月1日，易培基登门访问。11月4日又寄来一封信。从11月7日开始，鲁迅 在劳动大学开设文学讲座。12月10日，他在日记中留有“寄易寅村信”的记录， 12月11日又有“李式相来，未见，留易寅村信而去。下午有麟来。”的记录。
鲁迅在劳动大学的文学讲座就此结束，他与易培基之间的私人交往还在 继续。1928年1月3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得易鹿山信并泉六十。”1月10日另 有“复易寅村信并还薪水六十”的记录。3月20日，鲁迅日记中又有“午后寄有 麟信，附致易寅村信”的记录。3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留有“得易寅村信”的记 录。到了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寄有麟信，附易寅村笺。”鲁迅与易 培基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合作，到此为止。
四、鲁迅与荆有麟
关于荆有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5卷第495页写道： “荆有麟0903—1951〉，《日记》又作有林，织芳，山西猗氏人。1924年在北京世 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因向鲁迅请教写作、翻译问题开始来往。1925年春世界 语专门学校停办后，经鲁迅介绍任京报馆校对，并参加《莽原》周刊的出版工 作。在此前后，编过《民众文艺》周刊和《每日评论》。1927年5月开始投靠国民 党反动派，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1928年 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1930年至1931年先后在河北怀远及江苏 萧县任教员。1936年时为国民党中央考选委员会科员。1939年加人国民党中
96 ｜良国嘴糸
｜ ―政学两界人和事
统、军统特务组织，混迹于进步文化界，进行反革命活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年谱》第2卷第292页，对于荆有麟另有介 绍：“又名织芳、有林，化名金林，林安等，山西猗氏人。1924年在北京世界语专 门学校听过鲁迅讲《苦闷的象征》。因给《火球周刊》撰文而请求鲁迅指导。曾 编辑《民众文艺周刊》。后加人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军统、中统，进行反革命活 动。1951年被镇压。著有《回忆鲁迅》。“
到了 1949年10月11日，上海《大公报》以《彻底扑灭特务匪徒！文化界大特 务荆有麟，宁人民政府决予严惩。他伪装进步人士混进民主阵营，解放后潜伏 南京进行破坏工作》为标题，刊登“南京通信”，摘录如下：
“双料”特务头子荆有麟，是伪军统南京组少将文化组组长，兼中统南京 区专员。解放前，受军统特务大头子毛人风之命，为南京第一分组少将组长， 决定潜伏南京进行破坏工作。他在解放前重庆时即伪装进步文化人士的面目 出现，混入文艺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专门钉梢文化界知名人士，尤其是对郭 沫若、茅盾、夏衍、戈宝权、胡绳、乔木、阳翰笙、胡风、候外庐、孔罗荪、宋之的、 翦伯赞等。经常密告他们的行动言论，连同国际文化界友人的起居，他都用 “报甲”情报直接送给蒋匪介石，同时也从蒋介石那里收到过不少的“报甲”奖 金。……他同时也曾跟踪周恩来、董必武、徐冰、陈家康、潘梓年等。荆匪为每 一个进步的知名的文化界人士作过“报曱传”，把他们的家庭生活、思想情况 等详尽地密报给蒋匪，伪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就是根据荆匪 的密告而被蒋匪手令解散的。特务机关根据荆匪这些报告而失踪的、死亡的、 被关到集中营的进步文化人士，难以计算，因此荆匪成为军统特务“最优秀” 的人员之一。国民党匪帮自南京溃败时，由保密局在钞库街替他租好一所房 子（名义是胜利剧团的宿舍，另外以唱蹦蹦戏的“胜利剧团”为掩护，荆自任经 理：），把报务员陈天锡安置在那里任售票员，密设电台，密报我军情。……人民 政府对于荆匪决将予以严厉惩处。（十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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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家倪墨炎，在抄录这则报道的同时据实指出：“他的这三本著作和 一些零星文章，都看不出他的‘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有些内容倒还是抗 日的进步的。当然，如果是一个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的著作也是可以伪装 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史上的冤假 错案进行了复查，并作了重新处理，经过反复的酝酿，我于1986年，通过公安 部门的熟人，拟提出荆有麟案件可否进行复查的申请。……但我很快从熟人 那里得到了答复：……研究工作者对过去案件有种种看法而提出复査，不予 接待。”⑤
“1927年2月7日，鲁迅从广州致信李霁野，其中提到了正在北京编辑《每日 评论》的《莽原》创始人荆有麟：“《每日评论》附赠《莽原》；很像附送‘美女月份 牌’之类，我以为不合适。有麟曾函问我，我亦如此答复他。”
同年7月28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北京我本想去，但有一件事， 使我迟疑。我的一个旧学生，新近逃到南京了，因为替马二在北京办报，其把 柄为张鬍所得。其筹办时，对我并不声明给谁办的，但要我一篇文章，登第一 期，而且必待此文到后才出版。敝文刚到，他便逃了。因此，我很疑心，他对于 马二，不会说这报是我主持的么？倘如此，则我往北京，也不免有请进‘优待 室’之虑，所以须待到沪后，打听清楚才行。而西三条屋中，似乎增添了人，如 ‘大太太’的兄弟之类，我回去，亦无处可住也。至于赴杭与否，那时再看。”
“旧学生”即荆有麟，“马二”即冯玉祥，“张鬍”即张作霖。“优待室”即监 狱，“大太太”即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女士。在这封信的后面，还摘录有荆有麟 于7月7日发自南京的一封信：“陈西滢、张奚若也来此地活动，前天我们在丁 惟汾先生处看见，丁先生要我将他们领到胡汉民处，我说有事，便跑出来了， 出来告诉口口，于是口口在《市民日报》大骂驱逐投机分子陈西滢，倒也有趣， 现在不知道他们活动的怎样。叭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
9月19日，准备乘船离开广州的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表白说：“自然先到 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 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乃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
I民困錄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复次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 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
“孑公”就是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院长的蔡元 培。在此之前的6月12日，鲁迅已经在致章廷谦信中明确表示了对于这位同乡 前辈的不满情绪：
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寻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 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 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 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 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这里的“鼻”指的是以《古史辨》闻名的鼻头通红的顾颉刚，“研究院”就是 当时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鲁迅尽管表白自己到南京并不是“谋饭碗”，他 到上海后先与易培基保持联络而不是先与同乡前辈蔡元培进行联络，所表现 出的却恰恰是自己的求职意向：在他的心目中，易培基才是自己谋求职位的
第一主顾。
1927年12月7日，鲁迅在日记中留下“午后有麟来，付以致蔡先生信”的记 录。这封书信收入《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0页，全文如下：
孑民先生几下，谨启者：久违雅范，结念弥深，伏知贤劳，未敢趋谒。兹有 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近知江北一带，颇有散兵， 半是北军旧属，既失渠率，迸散江湖，出没不常，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 乡辈，间亦流落其中，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 之使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劳，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诚为 两得。已曾历访数处，贡其款诚，尤切希一聆先生教示，以为轨臬。辄不揣微 末，特为介绍，进谒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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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敬请道安。后学周树人启上十二月六日
“倘有所依，极甘归命”，既是报效“党国”的荆有麟的心愿，同时也是他们 想象中的江北散兵的心愿。与这封信中的请托口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 三天之后在致章廷谦信中的另一种表态：“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 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⑥
“太史”即蔡元培。在支持国民党“清党”的四老中，真正的主谋是张静江、 李石曾、吴稚晖三个人，蔡元培只是附议者，他与浙江同乡蒋介石的关系从来 都没有亲近过。在文化教育界的权利争夺中，李石曾、易培基一派人当时占据 着明显的政治优势，鲁迅所说的“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正是由此而来。也正 是因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鲁迅在三个月后一连两次给易培基写信介绍 荆有麟，只是在易培基不肯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他才把荆有麟介绍给了蔡元 培。由此看来，所谓荆有麟“1927年5月开始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先在南京办 《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以及“1928年任国民党军第 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是鲁迅帮助他求职失败之后的另一种选择。按照倪墨 炎的统计，从1924年11月16日起至1931年7月16日间，《鲁迅日记》中提到荆有 麟多达322处。
被鲁迅看好的李石曾、易培基一派人并没有给他安排合适的职位，反倒 是蔡元培于1927年12月18日主动派人送来“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 百”。与此同时，已经被鲁迅视为仇敌的《新青年》同人胡适，也在默默地替鲁 迅“谋饭碗”。蒋梦麟在写给胡适的落款时间为“廿九日”的信件中，透露了相 关信息：“你到南京的时候，我刚刚到了上海。我同象贤、秀贞到你的寓白走了 一次。你提及伯商现在家闲居，我已与裴子商妥准定聘他担任化学，请你托慰 慈转告。裴子担任文理学院院长，他现在正在物色教员，……你前介绍通伯， 因为此间英语……尚未需要，……鲁迅的需要，只须在一二年后，割鸡尚用不 着牛刀也。”⑦
到了 1929年6月29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谈到荆有麟时，表示出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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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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