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旺，可见社会心理 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新青年》准备从6卷4号开始在北京“印订”，足以证明在以北京为中心的 北方地区和以上海为龙头的南方地区“销路均渐兴旺”。6卷5号扉页以群益书 社名义发布的广告《〈新青年〉一至五卷再版预约》，就是该刊已经形成“金字 招牌”的重要标志。
1919年10月5日，《新青年》同人在胡适家聚会，决定由陈独秀收回主编 权。随后的6卷6号在封二刊登极其醒目的《本报启事》：“凡与本报交换的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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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政学两界人和搴
周刊等，请寄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报编辑部。各报与本报交换的广告， 请寄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本报发行部。敬求注意！ ”在同年12月出版的7卷1号 中，还刊登有《〈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的合同文本：
一、自七卷一号起，印刷发行嘱上海发行部办理。
二、中国北部约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由发行部尽先寄与编辑部分派，以 后如销数增加，发行部应随时供给。
三、以后发行部当担任每期至少添印二百五十份。
四、编辑部担任如期交稿。
五、发行部担任如期出版。
六、发行部每期赠送编辑部一百份外，并担任编辑费一百五十元。但编辑 员于所箸稿件仍保留版权。凡《新青年》刊载之小说、戏剧，如发行部欲另刊单 行本，其相互条件由著作人与发行部商定之。著作人亦可在别处另刊单行本， 但承认发行部有优先权。
七、此上各条以第七卷为试行期。第八卷以后，应否修改，由编辑部与发 行部商酌定文。
从这份合同可以看出，《新青年》虽然不给同人作者计付稿费，每一期的 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还是较为可观的。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从 上海给“守常、适之、申甫、玄同、孟余、盂和、百年、尹默、慰慈、抚五、逷先、启 明”共12位同人写信说：“《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 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 公同讨论赐复：①是否接续出版？②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 有无应与交涉的事。③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 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⑩
守常即李大钊、适之即胡适、申甫即张崧年、孟余即顾兆熊、百年即陈大 齐、抚五即王星拱、逷先即朱希祖、启明即周作人。1920年5月11日，胡适在中
《新青年》杂志的“复活”与终结
央公园召集上述同人就陈独秀来信进行讨论，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 风。收《新青年》七卷六号二册，……下午至厂甸买杂志，往大学，又至公园赴 适之约，共议《新青年》八卷事，共十二人，七时散。
然而，陈独秀还没有看到北京同人的反馈意见，就独断专行地与群益书 社彻底决裂。在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的封面上，自1卷1号起一直没有变 动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突然消失，只保留了“中华民国邮务局特准挂号认 为新闻纸”的竖排字样。接下来的8卷1号的封面上，用“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取 代了原来的“上海群益1？社印行”。关于此事，汪原放回忆说：
只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 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 说，本期又有辞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 太多。
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
记得我的大叔说过：“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 了 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 无法再拉拢了。”
新青年社从群益书社分裂出来独立经营的启动资金，主要是自4卷1号 “复活”之后逐步积累的公共财产：每一期的编辑费连同北京地区的发行费， 以及由部分同人出资经营的《每周评论》周刊的盈余资金。随着新青年社在上 海正式成立，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8卷1号的第一篇 文章就是他自己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了胡适的“不谈政治”。用胡适晚 年的话说：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之后“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 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 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一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 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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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杂志可以发表文
章了。”⑩
五、《新青年》同人的利益分化
《甲寅》时代的李大钊，是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的奉行者。他在《新青年》 同人团队中所扮演的依然是相对宽容的调和角色，或者说是比较接近于蔡元 培的兼容并包精神的一个角色。1919年初，他在致胡适信中写道：“适之吾兄 先生：听说《新青年》同人中，也多不愿我们做《新中国》。既是同人不很赞成， 外面又有种种传说，不办也好。我的意思，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 后我们就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 奋斗。……我们大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 是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 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 顾。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⑩
《新中国杂志》的创刊时间是1919年5月，终刊时间是1920年8月，直接参 与创刊工作的胡适在创刊号中发表了译自契诃夫的小说《一件美术品》，以及 与陶孟和合译的《国际联盟组织法》。李大钊所说的“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 的关系”，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新青年》同人中不可替代的领袖地位。正是为了 维护〃《新青年》的团结”，胡适很快脱离了《新中国杂志》。
1919年9月16日，因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在胡适等安徽同乡的积极营 救下出狱，随后便南下上海。对于失去经济来源的陈独秀（仲甫〉，胡适给予了 慷慨资助。10月11日，汪孟邹在致胡适信写道：“适之吾兄：九号讯已照悉一 切。划付仲甫五十元或照办，但中秋节后财政棘手已极，干枯异常。今日巳与 仲甫接洽，商后一星期日即行照付，他云可以，略后无妨。望勿为念可也。
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回上海之后，《新青年》杂志的政治色彩越来 越明显，陈独秀与北京同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尽管如此，胡适依然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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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中最为重要的大股东。1920年8月2日，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写道：“八 卷一号文稿，我巳张罗略齐；兄想必很忙，此期不做文章还可以，二号报要强 迫你做一篇精彩的文章才好。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 义一一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 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 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中。吾兄在南京的讲义，务请恳切商之南京师，特 别通融，给新青年社出版。可否乞即速示知。”
一个月后，陈独秀又在没有落款日期的另一封信中写道：“适之兄：我对 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八卷 二号报准十月一日出版，你在南京的演讲，倘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出版，讲稿要 寄来，先在《新青年》上登出。”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致周作人信中写道：“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 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 寄来付印。”？
事实上，无论是胡适、周作人还是鲁迅，都没有把自己的著作交给新青年 社出版发行。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先由北大出版部初版，然后交给 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再版。1920年8月，周作人经罗家伦之手在新潮社出版翻 译小说集《点滴》。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直到1923年8月才由新潮社初 版，连出版经费都是他自己垫付的。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把《呐喊》交给新青年 社。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显然是他们都不再看好新青年社的“金字招牌”，不愿 意把已经无偿奉献过一次的作品再次奉献。关于这一点，鲁迅1921年7月31日 写给周作人的书信可资证明：“好在《晨报》之款并不急，前回雉鸡烧烤费，也 已经花去，现在我辈文章既可卖钱，则赋还之机会多多矣。”@
1920年12月初，陈独秀致信胡适，抬头写着九位同人的名字“守常、玄 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把鲁迅即 周豫才（树人〉的名字与《新青年》其他同人并列在一起：“弟日内须赴广州， 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人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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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三人。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人，此款即归望道 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望道先生已 移住编辑部，以后来稿请寄编辑部陈望道先生收不误。四号报已出版，五号 报收稿在即，甚盼一涵、孟和、玄同诸兄能有文章寄来〖因为你们三位久无文
章来了〉。
胡适收信后，在信纸上写下两句批语：“请阅后在自己名字上打一个圈 子，并请转给没有圈子的人。适。昨日知《新青年》已不准邮寄。适。”然后把 信件交给其他同人传阅。
12月14日，陶孟和致信胡适：“《儒林外史》收到，谢谢。《新青年》既然不准 寄，就此停版如何？最好日内开会讨论一番，再定如何进行。”
随后的事实充分证明，胡适、陶孟和从欧美国家学习来的公幵透明的民 主议事程序，偏偏导致了《新青年》同人的彻底决裂，从中可以看出以“启蒙” 自居的《新青年》同人，既不十分“民主”也不十分“科学”的历史局限性。
六、“金字招牌”的内部争夺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东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临行之前在写给胡适、高一涵的来信中表白说：“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 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 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 容，以后仍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 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 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 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很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很盼望诸君宜注意 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弟独秀十六夜。
这封信于1920年12月27日寄到与胡适一家同住在钟鼓寺14号的高一涵 手中。胡适见信后于1921年1月2日给陈独秀回信；提出三个办法：其一，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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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 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其 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 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 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 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 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其三，孟和说，《新青年》 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 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陈独秀收到胡适回信后，分别致信李大钊、陶孟和表达自己的愤怒情绪。 1921年1月11日，钱玄同把陈独秀来信转寄鲁迅、周作人兄弟，并且附上了自 己的意见：
顷得守常两信，附来信札三件，兹寄上，阅后，请直接寄还守常为荷。 初不料陈、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照此看来，恐怕事势上不能不走 到老洛伯所主张的地位。
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 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层我不敢以为然。〉①我们做了中国百 姓，是不配骂政府的；中国的社会决计不会比政府好。②现在社会上该攻击的 东西正多得很。③中国的该办人和皇帝一样的该杀。④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 改良中国社会。⑤徐博士固然是王老七的令弟，但若使“五四运动”的“主人 翁”来做总统，也未必高明，因为他们的原质是一样的。……马克思啊，“宝雪 维几”啊，“安那其”啊，“德谟克拉西”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坐在书房 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到略略有些“人”气了，再 来开始推翻政府，才是正办。以上所说，是我的意见。但也不愿就和仲甫去说。 姑且和两兄言之。……至于仲甫疑心适之受了贤人系的运动，甚至谓北大已 入贤掌之中，这是他神经过敏之？可以存而不论。（所谓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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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论，大概就是邵力子、叶楚伧、陈望道等人的议论。〕试作一三段式曰： 研究系不谈共产； 胡适之和北京大学亦不谈共产； 故胡适之和北京大学是投降了研究系。 这话通吗？②
“老洛伯”即胡适，他在《新青年》4卷4号用白话文翻译过苏格兰女诗人八’ 站7的诗歌《老洛伯》。“宝雪维几”是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音译。“贤人系” 即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此前在《改 造》（原名《解放与改造》）月刊宣传过社会主义，后来又对社会主义加以反对 和抵制，从而受到陈独秀等人的严厉批评。在《新青年》8卷4号中就有陈独秀 摘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一组文章。
1921年1月20日，鲁迅按照钱玄同的要求致信李大钊。正在与陈独秀一起 从事建党活动的李大钊，收到鲁迅来信后于当天致信胡适：“适之兄：信已传 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 《北京晓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 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 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 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 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起明、豫材的意见， 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一定去看 你，好和你谈谈。
“国民系”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