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或是拥护旧的道德，听了着实叫人 敬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实出现，证明言行不一致，于是信誉扫地，一 塌糊涂，我们见了破口大骂，本可不必，而且也颇冤枉，这实是违反人性的教 育习惯之罪，这些都只是牺牲耳。”
同年8月，他又在《责任》中写道：“中国不患思想界之缺权威’而患权威之 行不顾言，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与陪姨太太者引导青年，同一可笑也。” 1936年3月28日，周作人在《蒿庵闲话》中写道：“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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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 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 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
1936年10月18日，周作人在《家之上下四旁》中写道：“父母少壮时能够自 己照顾，而且他们那时还要照顾子女呢，所以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老 年，这不但是衣食等等，重要的还是老年的孤独。儿子阔了有名了，往往在书 桌上留下一部《百孝图说》，给老人家消遣，自己率领宠妾到洋场官场里为国 民谋幸福去了。”
上述话语中的“高卧温泉旅馆者指挥农工”、“智识阶级的权威”、“思想界 的权威”、“纸糊冠”等，都是鲁迅与年青一代的成仿吾、高长虹等人进行论战 时留下的典故。稍知文坛故事的人，都明白周作人影射攻击的是他自己的大 哥鲁迅。
最为不堪的是，在鲁迅去世之后，周作人的此类攻击依然持续不断。1944 年10月，周作人在《记杜逢辰君的事》中写道：“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 略受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 趋于为人的，……”同年12月，他在《十堂笔谈》中写道：“但是，说老当益壮，已 经到了相当的年纪，却从新纳妾成彖，固然是不成话，就是跟着青年跑，说时 髦话；也可以不必。”
直到1963年1月20日，晚年周作人还在日记中加写了一段跋语：“余与信 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 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即 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尔。”
在对鲁迅的婚外情爱展开不懈攻击的同时，周作人对于鲁迅一再左转的 政治选择，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坛斗争，也一直采取含沙射影的攻击态度。1931 年12月13日，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中借题发挥道：“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 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谎，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 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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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 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 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 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 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
1935年4月，周作人在《〈蛙〉的教训》中写道：“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 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 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 很可怕的教训。”
1936年7月31日，周作人在《老人的胡闹》中写道：“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 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 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 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这里可注意的是，老 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 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趋时，一样 的可笑。……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1936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论骂人的文章》中，针对逝世不久的鲁迅以 及整个左翼文坛，另有更加恶毒的攻击：“鄙人记性不佳，文献匮乏，愧未能详 征博引，考其源流，但就所知说来，这个运动大约是始于成仿吾的诗坛之防御 战，……随后又听见‘剿’的口号，‘剿’的对面自然还有‘抚’，虽然这个名称没 有显明的听说过。这样，官骂便以一种新的姿态第二次出现于舞台上了。…… 相持不下，终究有个了局，如何了法其机密不能详知，大抵看《水浒传》可以知 道一点，如及时雨之率众推戴玉麒麟，归根结蒂仍是一种抚法，又是一种降 法，不过是极高妙的一种罢了。”
1944年12月，周作人在《文坛之外》中还有意思基本相同的一段话：“我有 一种意见想起来与时代很有点不兼容，这便是我的二不主义，即是一不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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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罗，二不想做头目。……因为文坛上很是奇怪，他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 譬如不许可不做喽罗，这还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还有时候并不许可不做头目。 ……剿如不成则改用抚，抚如不行则改用请。单只不过不肯做喽罗的人这样 也就没有话了，被人请去做个小头目也还没啥，这一场争斗成了和棋，可以就 此了结。假如头目也不愿意做，那么不能这样就算，招抚不成之后又继以攻 剿，周而复始，大有四日两头发疟子之概矣。”
五、血浓于水的藕断丝连
在几乎所有的文坛斗争中，鲁迅一直是主动进攻并且战无不胜的优胜 者，只有在与同胞兄弟周作人互不点名的话语较量中，他才委曲求全地采取 了保守退让的态势。
随着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和《人间世》的相继创刊，周作人式的“以自我 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小品”，一时间成为南北文坛的主旋律。强调 文艺作品的战斗性的左翼文人；是无论如何容不得这种“性灵小品”的。于是， 鲁迅在1933年8月27日奋笔写作《小品文的危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周作人、 林语堂等人：“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但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 谓‘极期’（！^化化）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 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 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 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一年之后的1935年4月14日，鲁迅又在《“京派”与“海派”》中，更加明确地 批判周作人说：“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 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 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 派煞尾了 ；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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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 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所谓“老京派的题签”，指的是远在北平的周作人为施蛰存选编的《晚明二 十家小品》题写的书签。在鲁迅出版于1934年12月的《准风月谈》中，共有八 篇文章涉及施蛰存劝告青年人读《庄子》与《文选》的问题，而且最初发表时大 都使用的是外人不知道的化名。在写作于1935年3月18日的《现代作家笔名 录序》中，周作人针锋相对地反击道：“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 只好时常换，有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冬瓜咬不着咬瓠子的，政治方 面不敢说却来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 的化装吓人也。出版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 去弄清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
既自相矛盾而又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在基于政治立场展开不点名的公开 批评的同时，私下里却另有更加客观公正也更加具有人情味的相关评论。1934 年4月5日，由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在创刊号中发表了周作人的《五秩 自寿诗》，随后又接连推出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 等人的和诗。此举引起胡风等左翼文化人的极端不满，一时间酿成一场文化大 围剿。作为左翼盟主的鲁迅，反而在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表白说：“周作人自 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群公相和，则多近于 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 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 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同年5月6日，鲁迅又在致杨霁云信中表白说：“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 藏些对于现世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僚，加以吹捧太过，附和 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把这两封信编入《鲁迅书简》公开出版，周作人看到后 并不领情，反而在1937年6月3日的《桑下谈序》中写道：“三年前戏作打油诗有 云：‘且到寒斋吃苦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批评家哄哄的嚷了大半年，大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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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我是饮茶户，而苦茶是闲适的代表饮料。这其实也有我的错误，词意未免晦 涩，有人说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僚，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亦无可 言云云，鄙人不但活该，亦正是受惊若宠也。”
直到晚年，主要依赖写作与鲁迅有关的回忆文章养家糊口的周作人，才 在《知堂回想录》中重新评价了鲁迅血浓于，的关爱之情：“鲁迅平素是主张 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 〈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 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 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并不是出于一时的隐忍，我前 回说过对于所谓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事件的十年之后了。当年经 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 论，胸中没有丝毫蒂介，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⑩
周作人所说的“那事件”，指的就是1923年7月的兄弟决裂，他把自己所 坚持的“不辩解”态度包装美化为对于鲁迅的“报答”，同时还进一步表白说， 自己“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 了……”
1964年10月17日，晚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书信中再次提到 兄弟失和的事情，说是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著《五四文坛点 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 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同年11月16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再次强调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 说明，唯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
按照钱理群《周作人传》的介绍，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 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这样几句话： “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 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 一点：兄弟失和的原 因是他的妻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却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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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人”的关爱与“凡人的妒忌”
在作为当事人的周氏兄弟没有提供正式答案的情况下，其他人关于周氏 兄弟反目决裂的所有解释，都只能充当仅供参考的局外旁证。
许寿裳（季市〗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介绍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 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 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 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 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针对这种说法，周作人断然否定道：“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 ……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 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这里我要说 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 季市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 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
相对来说，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的说法就显得较为公正：“据凤举他们 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 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 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 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 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年寄住在八道湾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 “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 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鲁迅与弟媳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 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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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一文中回忆，台静农曾经告诉他鲁迅与周作 人失和的起因：“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时，鲁迅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有一 次正是急需钱用的时候，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螅⌒耍胱庞鹛抛右舱偶保沟胶笤喝ネㄖ鹛抛樱涣虾罄从鹛抛印《灾茏魅怂德逞噶菇矗馔挤抢瘢茏魅司尤恍帕恕！盄
相比之下，还是鲁迅的独子周海婴最为坦荡，他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 写道：“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导 致兄弟失和的。……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 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再联系当时周兄 弟同住一院，相互出人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 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 ‘窗台外’吧？ ”⑩
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