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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仁村被俘。他们在安平县日本宪兵队受尽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 份，其中李振军化名马良，朱韬化名李满贵。在得不到有用情报的情况下，日 军把他们移送到时称“华北劳工教习所”的石家庄集中营。进人集中营的第一 天，他们就与化名王风的抗三团锄奸干事赵秉钧接上了头，并且加人了由赵 秉钧领导的地下组织“六月特支”。
“六月特支”成立于1942年春夏之交，是被捕中共党员在石家庄集中营里 最早成立的抵抗组织。
邱祖明又名邱伟，山东聊城人，1939年2月在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部工作， 同年9月调入冀南第一军区任通讯参谋，后改任侦察参谋。1942年1月4日在河 北大名县被捕，先被关押在南乐县。日军情报人员为了查清邱祖明等人的真 实身份，让小孩子伪装成八路军去接近，审讯时再让这些小孩子出面充当人 证，同时用严刑拷打和恶狗咬人等办法获取口供。在这种情况下，邱祖明暴露 了自己的身份，只是为了避免泄露重要情报，他没有据实供认自己是侦察参 谋，而只承认自己是测绘参谋。在获得日军的信任之后，邱祖明被押送到石家 庄集中营，和另一名共产党员傅充闾一同被分配到处理科，科长当时是王长 根。
1942年4月，王长根被释放回家，由傅充闾接任科长、邱祖明任副科长。这 年5月，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抓捕了大批八路军军政人员，其中级别较高 的有冀南第五地方委员会书记王泊生和冀中某地区区队长徐梦纯。按照邱 祖明的说法：“不知什么原因，王泊生被捕后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送来的 花名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冀南第五地方委员会书记，王泊生。’傅充闾和 干部班副班长、共产党员史寒光（史子荣）认识王泊生，他们告诉我说：‘捉来 一个干部，是地委书记，审讯时注意保护。’我明白了他们的用意，在登记时将 王泊生的身份改为‘冀南第五军分区司令部文书’，徐梦纯的身份改为‘区游 击队战士’。“
不久，在王泊生主持下，徐梦纯、徐学俊〈王一夫〉、史寒光〈史子荣〉、邱祖
明（邱伟八刘文秀、宁心立、李西亭、王春岭（黎亚〉等人成立“共产党同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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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并作出规定：①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要伪装起来积极争取敌人的信任，以 掩护未暴露的同志；②组织力量打击并教育坏分子；③设法改善被俘人员的生 活；④普通班中没有暴露身份的同志，要争取早日回到部队；⑤到煤矿去的同 志，要伺机组织逃跑。
与此同时，被捕后化名刘五的抗大二分校直属抗三团的组织股副股长、老 红军谷自珍，也考察联络了一批来自抗三团的党员，并于1942年6月1日成立 “六一特支”，由谷自珍任书记、王忱〔化名杜五子〕任组织委员、刘亚龙（化名张 顺）任宣传委员，庄子凯（化名王士林〉任小组长。
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王泊生与谷自珍取得联系，决定把两个支部进行合 并，统称“六月特支”，由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 宣传委员。等到李振军、朱韬等人来到石家庄集中营时，王泊生、谷自珍、刘亚 龙等人已经被送往东北充当特殊X人去了。
自从“六月特支”成立以后，战俘管理干部除个别科室外，大多数都在中共 人士的秘密控制之中。“特支”成员利用两面手段进行斗争。对于每一个被关进 集中营的俘虏，战俘管理干部照例要经过审讯。这时的审问已经不是折磨革命 者的手段，而成为保护革命者、打击主动投敌的汉奸伪顽人员的合法形式。在 派遣劳工时，“六月特支”还根据情况，让一些人提前走，让一些人推迟走。每走 一批，都能安排一些中共人士接替工作，并且为外派的劳工队建立临时党小组 或临时党支部，让抗日的火种流传到全国各地。
三、李振军与新邱暴动
1942年8月，特支领导成员的李振军、朱韬等人，被编入又一支劳工大队。 他们把“六月特支”的工作关系，交给了石岩等人。
这支由300人组成的特殊劳工大队，由原八路军连长刘贵任大队长，下辖6 个班，每班50人左右。8月27日，他们到达辽宁省西部的阜新煤矿新邱矿区下菜 园子采炭所。李振军、朱韬等人很快成立新的地下党支部“新邱特支”，由李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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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任支部书记，朱韬任宣传委员，戴绪书任组织委员，齐文义任党小组长。
新邱是阜新八大煤矿之一，从沙俄时代就开始挖煤。煤矿上经常死人， 待遇低，危险大，有许多人想逃跑。所以，下菜园子采炭所的大院四周，设有 三层3300伏的高压电网，四角还设有岗楼，把守大门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备 队，和石家庄集中营并没有什么两样。大部分的战俘劳工都期待着生活条件 能够比石家庄集中营有所改善，一见这种情形马上躁动起来，纷纷要求举行 暴动。特支经过研究，认为大家刚来几天，无论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来 说，暴动的时机都不成熟，应该暂时忍耐等待时机。但是，党组织的力量当时 还十分薄弱，特支党员加上积极分子的人数不足十分之一，在重大问题上起 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就在这时候，一名逃跑的劳工被抓回来杀害，日本人还把大队长刘贵找 去问话，并且威胁说要把他带走。刘贵下定决心要领导暴动，一怒之下还撤销 了阻止暴动的副班长李振军的职务。紧急关头，特支决定支持暴动，并且召开 由刘贵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由李振军参与暴动的组织指挥。
1942年9月2日午夜12点，刘贵大吼一声“点火”，各队人马同时行动。 按照计划，副队长崔绪远带人砸开劳务系，打死日本人山田，然后向大门 冲去。
冲到北门的突击队还没有动手，被埋伏在门外的两挺机枪压住，大家只好 转向南门。南门也遭到日军机枪的阻击，突击队长阎锐只好率队向西北撤退。 刘贵见两个门都被封死，大吼一声“硒开电网冲出去！ ” 中共党员戴绪书应声奔向电网，举起砍刀剁了下去，只见一道蓝光，被高 压电击倒在地。
刘贵又喊“快卸门板”，几名战士把木板铺向电网，用草袋子、烂棉套一齐
压了上去。
一名劳工跃上门板跳上围墙，就在一刹那间，他身子一晃被子弹射中，跌 倒在电网上。又有一名劳工一个虎跃蹿上高墙，劳工们一个个顺着这条生路 飞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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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日军从南北两门包抄过来，阎锐带领突击队从一个电网结合部突 围出去，剩下的200多人被包围在院子当中。
暴动失败后，队长刘贵、副队长崔绪远和几名班长，被日军押往宪兵队。 经过设在锦州的日本高等法院的酷刑审讯，他们被拉到荒野遭到杀害。其他 200多名劳工，全部被送往设在阜新的“海州矫正辅导院”接受劳动改造。以李 振军、朱韬为首的新邱特支成员在“海州矫正辅导院”积极开展工作，几个月 后，他们通过警备队的一名老看守，与比他们早一批来到阜新高德矿区的劳 工大队长刘绍增及“高德特支”取得联系。刘绍曾被捕前是冀中某分区的副连 长，同李振军、朱韬关系密切，当他收到上写“新邱失败，被捕系狱，情况危急， 望速营救”的纸条后，通过“高德特支”展开营救。10月底的一天，李振军、朱 韬、张新文三人首批离开辅导院，不久又有53名排以上的党员干部被营救出 狱，剩下的100多名没有职务的难友，再也没有找到生还的机会。
四、李振军的后续经历
李振军、朱韬等人来到高德矿后，联合高德特支组建了“十月特支”，领导 特殊工人开展破坏“大出炭”的活动，从而引起日军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 决定分批逃回解放区。
1943年3月5日午饭后，李振军、朱韬等一行5人，带着仿造的“出国证”，秘 密离开高德矿，在附近的阿金车站登上火车，于3月12日回到当时的晋察冀军 区所在地会口，不久便重返抗日前线。李振军在前方部队先后任团政委、旅主 任、军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参加了辽沈、锦州、平津战役。1955年后，他 曾任广州军区青年部长，55军政治部主任，47军副政委、代政委。1970年47军 北调，他留在湖南任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对军中老帅展开围攻，1969年10月叶剑英 下放湖南，因为戴着一顶“二月逆流”的大帽子，湖南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中，只 有叶剑英的老部下、身为湖南省委书记之一的李振军前来看望。一见面，叶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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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颇为伤感地表示说：“振军，你还认得我？还敢来看我？ ”
李振军看到叶剑英的居住条件很差，而且没有人照顾，就和叶剑英原来 的警卫员、湖南省支左部队五十五军的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商量，把 老首长安排到容园居住，还专门派遣五十五军的警卫排长胡家虎，充当老首 长的专职警卫员。闲暇的时候，李振军经常到容园吟诗叙旧，令叶剑英感到十 分欣慰。
当时被流放到江西的王震，专程到湖南看望叶剑英，并让时任岳阳军分 区副参谋长兼岳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前警卫员安文华，负责安排叶剑英 到岳阳散心。叶剑英和王震由此订交。不曾想叶剑英刚从岳阳回到长沙；容园 的负责人为了迎接毛泽东，遵照中办主任汪东兴的通知让叶剑英立刻搬家， 李振军只好护送叶剑英去湘潭安置。湘潭阴冷且没有暖气，李振军四处筹集 款项给叶剑英安装暖气设备，还经常驱车前来陪伴。叶剑英曾经打趣说：“将 来，振军就给我编一本诗集吧。”到了 1978年，重掌大权的叶剑英还另有感慨： “我在湖南交下了李振军这个好人，也认识了汪东兴这个人。”
在叶剑英的安排下，李振军很快被调回军队，先后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 副主任、代主任兼叶剑英传记组组长。1982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 李振军先后任武警总部副政委及第一任专职政委。1983年出版的《叶剑英元 帅诗词选》，就是由李振军负责编著的。同样是在叶剑英等人的安排下，李振 军与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喜结良缘。李振军退休后，享受的是大军区正职待遇。
五、张子元小组的谍报工作
张子元是河北博野人，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军、抗日同盟军。“七七”事变 后，张子元组织冀中民军并自任司令。不久，他率部参加革命，任冀中警备旅 一团团长。在1942年春夏之交的“五一”反扫荡中，张子元被日军俘虏，经老部 下的救援保护而获得释放。后经八路军冀中军区情报处长张存实请示有关领 导批准，张子元借机潜往石家庄从事谍报与反谍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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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元来到石家庄后，先由地下工作者王革非介绍打人日军3906部队的 谍报班，进而在石家庄日伪上层建立了一个关系网。1942年前后，由于日军集 中大部分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 动”，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灾难。国民党方面乘虚而人，从洛阳战区招募河 北、察哈尔两省的流亡青年进行训练，编成冀察党政总队，由孟宪复任总队 长，分批打人河北各市县的敌伪政府，借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43年初，张 子元两次向晋察冀军区情报处报告相关情报。1943年5月，博野县的日军宪兵 队根据这些情报，对秘密加人国民党冀察党政总队的博野县伪县长吴清源和 伪警备队田姓大队长实施抓捕，致使田姓大队长畏罪自杀，吴清源逃往外地。 1944年1月，日军第110师团开赴洛阳前线参加作战，把石家庄防务交给 独立步兵第二旅团接管。因为要向日本本土输送劳工，日本政府要求加强劳 工训练，石家庄集中营便在“劳工教习所”之外另行组建“劳工训练所”，直接 归华北劳工协会领导。张子元经日本军方推荐和中共地下党组织批准，出任 劳工训练所副所长。
据张子元回忆，劳工训练所成立于1944年1月1日，它同劳工教习所是两 个组织、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劳工教习所是俘虏收容管理机构，劳工训练所 是从劳工教习所挑选青壮年俘虏，经过简单训练后送出去当劳工。在南兵营 即石家庄集中营的大院里，劳工教习所在西边，劳工训练所在东边，中间隔着 一个铁丝网和一条深沟。
石家庄集中营劳工训练所的日方名誉所长依东大佐，于1944年病死在石 家庄，名誉所长一职由日本驻石门特务机关长嘉岛大佐担任。华北劳工协会 任命的所长，由伪正定道尹杨缵臣担任。劳工训练所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日本 顾问奧滕寿人和芦田孝顺手中。其中的管理人员分为教官、事务、会计三个 组。教官组组长是日本人岛田之助，日籍教官是钉奇、藏本，中国籍的教官有 傅充闾、李兴卜、石炎年、赵英杰、郑彭年、刘建光、朱广余。傅充闾又名傅惠 远，曾在劳工教习所任科长，1942年夏天被释放回家’这一次是根据地下党组 织的安排，重新打人石家庄集中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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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元除带来两名地下工作人员邓锡善、肖炳彬任警卫班教官之外，还经 日军司令部翻译张政天介绍，聘请曹荣耀担任私人翻译兼事务组事务员。就 任劳工训练所副所长后，张子元经过考查，首先解除了王润丰、黎平、米银庆、 魏国华、张振和、孙风岭、石宝昆、程清雅、王小凯、于义生、池喜元、李宝生等人 的俘虏号码，让他们在劳工训练所担任管理干部，从而在教官、助教、职员中 间，形成了一个在公开的战俘管理机构掩护之下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的张子元 小组，成员多达20余人。
张子元小组一方面通过在日军河野谍报班任谍报员的王革非、邢树勋同 晋察冀军区情报处和冀中六分区联系；一方面通过打人日伪建设总署河渠工 程处的地下党员王子兴（又名孟庆元〉与冀中公安局保持联系。地下党组织分 配给张子元小组的任务，主要是搜集日伪军及国民党特务在石家庄、保定等地 的活动情况，以及在劳工训练所营救被日军俘虏的中共领导干部。为了顺利 开展工作，张子元倡议集中营中的中日职员每星期日按名次轮流请客，地点 分别是中华饭店、永信兴、裕华饭庄。轮到张子元小组成员请客时，还专门邀 请王子兴到场与大家会面。
1944年4月，日军3906部队在进攻洛阳之前，部队长林芳太郎意识到河北 省皇协军的大多数，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国民党方面派来的特务，也已经插 手控制这些伪军。于是，他从保定调上板联队，到辛集解决特别剿共旅的李佩 玉部5000余人。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驻石家庄的甲字1417部队，也清除出了 1000多名不可靠人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被送到石家庄集中营的劳工教习所 进行改造。1944年秋，张子元小组重要成员傅充闾多次劝告日军当局说：李佩 玉土匪出身，很狡诈，他在石家庄地区的匪徒很多，如果让他在集中营里长住 下去，必然会发生里应外合的暴动。日军便采用傅充闾等人的建议，命令卫生 员通过注射石碳酸水，处死了李佩玉和他的刘姓参谋长。
1944年9月，日军第110师团开赴洛阳作战，要调两批人随军服务，张子元 小组趁机委派党内干部张辅卿带去50多人，委派耿万昌、弓棣带去30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