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文科”。钱玄同因此大发牢骚：“这几天徐世昌在那里下 什么祈天神！什么‘股肱以膂’！什么‘祈天永命’！什么‘吏治’！什么‘孔道’ 的狗屁上谕，这才是你们的原形真相呢。”
第二天，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与教育部佥事陈颂平的对话：“颂平 示我以山西督军阎锡山给国语研究会的信。信中很主张国文改为国语。并阅 阎氏在山西出台白话告示，编国语读本，提倡注音字母。国民学校的国语读本 已经编了四五本了。这样的督军现在总要算是好官了。即使是沽名钓誉也该 恭维他的。请问别的官肯如此沽名钓誉吗？他知道这是有名誉的事，则其知识 比起那……‘祈天永命’的徐总统来无疑大有天壤之别么？ ”
第三天，钱玄同又在日记中记录了教育部佥事周豫才即鲁迅，对于自号 “东海”的徐世昌的批评：“和半农同访周氏兄弟。豫才说如其大东海国大皇帝 竟下了吃孔教的上谕，我们唯有逃人耶稣教之一法。豫才说用耶教来抵御中 国旧教，我本来是不赞成的，但彼等如竟要叫大家吃孔教、来研究那狗屁三纲 五常，则我们为自卫计惟有此法而已。颂平说他入耶稣教全为反对丧礼，这是 和豫才一样的意思。”
作为公众人物，徐世昌在就任大总统之前和之后，一直是《新青年》同人 谈论讽刺的对象。在刘半农回答王敬轩即钱玄同的著名双簧信《文学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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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响》中，就用调侃的笔调公开点出过徐东海即徐世昌的名字：“又当代名士 张柏桢，^此公即是自以为与康南海徐东海并称‘三海不出，如苍生何！ ’的 ‘张沧海先生’一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是送给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圆花 烛序’，有两联道，‘马齿长而童心犹在，徐娘老而风韵依然！ ’敬轩先生，你既 爱骈文，请速即打起调子，吊高喉咙，把这几段妙文拜读几千百遍；如有不明 白之处，尽可到佩文韵府上去查查。”
徐世昌刚刚当上大总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即吴敬恒，就在《新青年》5卷 5号发表《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其中写道：“先把一笑话说明：倘有人 问，‘徐锡麟的革命，力量够不够？ ’竟在安庆校场杀头，形似不够；但毕竟做总 统的还是徐世昌。总之成了有姓徐的做总统的民国，决不再是有姓爱新觉罗 的做皇上的帝国。……这好比一家同是姓徐，那揎拳攘臂，做出暴徒的行径， 止好苦徐锡麟不着；那徐世昌先生，总得要到了制礼作乐的时候，才好垂绅缙 笏的请他出场的。所以2叩打；！抛乂世界语〉是还不曾开了牛津大学的课堂，戴着 博士帽子，天天教授。热心赞成的，多半是那些中下流的人物。”
胡适此前在《新青年》5卷4号开辟《什么话？》栏目，他所收集的“或可使人 肉麻，或可使人叹气，或可使人冷笑，或可使人大笑”的六项报刊资料中，有三 项涉及新任大总统徐世昌：
其一，“王揖唐复徐世昌函，有一段说，‘抑又闻之，总统之名义，考之腊丁 原文，为伯理玺天德。伯理云者勇于事也。玺天德云者，安于位也。’”
其二，“林传曱上徐世昌‘治安三策’原电中有云：‘在野知人民公意，有治 安三策。第一策：本美国总统减定大总统年俸岁十五万元节存三十三万以立 北京武昌广州三大学。黎宋卿不用此策致失位辱身。第二策，国会议员照英例 取无给主义，则南北皆无所争。另选议员不致行贿。……总统议员不要钱，军 人谁敢不用命？，林君之意以为争总统的只争三十三万的年俸，争议员的只争 每月现洋四成票洋六成的月俸。可谓陋儒的‘要钱主义’了！ ”
其三，“徐世昌就总统职宣言书中，有句云/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
38 ！
I 一一政学两界人和事
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 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画；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光。’”
在由刘半农收集整理的《什么话？》之二中，另有这样的话语：“一九一八 年十一月，欧战终止，北京学界在天安门外开庆祝大会。过了几天，某小学校 教员问学生道，‘你们可知道前几天我们干什么要排了队到天安门去？我现在 告诉你们，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打胜了德国呀！ ’同年某日，徐世昌开放三海让 学校里的人进去玩玩。有一间屋子里放广几盘点心，一个小学校的教员和几 个学生看见了，都抢着去吃。第二天，学生上课，那个抢吃的教员便骂道，‘你 们也太不懂规矩了。抢大总统府里的点心吃，还成个什么样子？ ’说的时候， ‘大总统府里的’六个字说得特别响一点。”
在没有署名的《什么话？》之五中，还有这样的介绍：“北京《时事评论》上 有一条评论，其文曰：‘东海寿辰，停止庆贺，仰见民胞物与体恤小民无微不至 之苦心。然而饮酒吟诗，亦及时行乐之一法，东海寿日，其有意于此乎？ ’”
由此可以看出，《新青年》时代的中国公民，是可以在公共媒体上公开批 评掌握最高权力的大总统徐世昌的。遭受批评的徐世昌，尽管对《新青年》及 《新潮》杂志有所干涉，却不是因为该杂志触犯了他的个人权威，他所采取的 也不再是专制皇帝大兴文字狱的野蛮方式。
三、徐世昌与《新青年》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东海，原籍直隶天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 光绪八年即1882年，他在袁世凯资助下进京应顺天府乡试，与出生于天津盐 商之家的严修（范孙〉同住在北京横街圆通观，两个人因同吃同住而结为“金 兰之好”。考试结果是徐世昌中第154名举人，严范孙中第191名举人。两个人 随后又分别考中了进士。
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徐世昌负责文案处理。1908年11月宣统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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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摄政王载沣当权。袁世凯于第二年被罢官，严范孙也因为替袁世凯申辩 而辞职。老于世故的徐世昌虽然因为与袁世凯关系密切而受到牵连，但他仍 然能够赢得摄政王载沣的信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徐世昌极力主张起用 袁世凯。1914年5月，他接受袁世凯的邀请出任国务卿。1915年，他窥测出袁 世凯称帝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便辞职回到河南辉县的水竹村。1916年11 月，徐世昌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到京，参与调解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 间的权力争夺，事后移居天津。1918年8月12日，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通电辞 职，段祺瑞认为徐世昌是易于操纵的文人，便指使由安福系主导的国会选举 其为大总统。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继任大总统，他一方面利用北洋军阀 内部的派系斗争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一方面致力于树立和平总统的道德 形象。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政府成为直系军阀的天下，徐世昌被 迫离职。从1931年到1939年6月去世，日本当局几次设法争取徐世昌的合作， 都被他坚决拒绝。
徐世昌在位期间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鼎力支持严修（范孙〕和张伯 苓创办私立南开大学。
1918年12月底，徐世昌专门约请赴美国考察归来的严修交流看法。1919 年1月9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到大学晤半农、幼渔、叔平、百年、秣 陵、孟和、尹默诸人。孟和说严范孙很说《新青年》好，但不赞成我骂‘桐城谬 种’、‘选学妖孽’。这真是可笑万分。我做《新青年》，严范孙有什么资格跑来管 我，况且文章的价值是怎样的，难道他又懂得吗？ ”
北大教授、《新青年》轮值编辑陶孟和，是张伯苓在严修的私塾家馆中培 养出来的第一批优秀人才，当时正和他的连襟、同盟会元老黄郛（膺白〉等人 替徐世昌执笔写作《欧战后之中国》。他所传达的严修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徐世昌的意见。
1919年2月7日，徐世昌特约严修和张伯苓到北京与教育部长傅增湘、次 长袁希涛协商“为南开大学立案”之事。陶孟和于第二天专门在六味斋设宴招 待严修、张伯苓两位恩师，北大校长蔡元培、北大教授胡适等人出席作陪。
40 ｜良围臂炙
｜ ―政学两界人和事
私立南开大学开办之初，徐世昌不仅带头捐款，还号召北洋部属及各社 团、各银行、公私企业、各基金会捐款助学。资助周恩来等南开学子到法国留 学的“严范孙奖学基金”，就是在徐世昌、朱启钤等人大力支持下设立的。
事实上，对于北京大学及《新青年》杂志最为直接的败坏，并不是来自大 总统徐世昌，而是来自与陈独秀、胡适同为安徽籍的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安福 系。1919年3月18日，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在长篇社评《请看北京大学思潮 变迁之近状》中，全文录人林纾（琴南〉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并且进一步点评 说：“日前宣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等三人辞退。但经记者 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唯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 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 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
教育部令北京大学辞退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一事虽然子虚乌有，但是， 在此后不久的1919年3月26日，教育部长傅增湘迫于包括大总统徐世昌、国务 总理段祺瑞在内的高层压力，不得不给蔡元培寄来劝告函：“自《新潮》出版， 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比承过从，获谂尊旨，良用释然。……近 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 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 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
据1919年4月1日《申报》报道，这件事的直接动因，是安福系参议员张元 奇认为鼓吹新思潮的北大教员和学生“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专门到教育 部请教育总长加以取缔：“当时携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证。如教育总 长无相当之制裁，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并弹劾大学校长蔡元 培氏0
蔡元培因“五四运动”爆发而辞职南下后，徐世昌于1919年6月6日签发大 总统令：“任命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此举虽然不利于蔡元培回北大复职， 从而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但在依法行政的制度程序方面却是无可挑剔 的，并不存在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玩弄专制权术的嫌疑。前北大教授、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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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公学栽培过的优等生胡仁源，在北大师生的坚决反对 下也并没有到校就职。
另据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书介绍，1919年6月28日晚8点左右’ 大总统徐世昌请北京各校的请愿代表进总统府对话。面对代表们一致反对在 巴黎和约上签字的要求，徐世昌虽然不很情愿却还是选择了顺应民意：“政府 当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 ”代表 们立即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 好向同胞交代。”徐世昌万分无奈，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发往巴黎，命令 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1933年，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目》中回忆说：“黄侃先生还只是空口 闹闹而已，卫道的林琴南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 ‘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狱的黑影就渐渐地向我们 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而在事实上，当年的大总 统徐世昌以及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都没有过分为难“凡事过于 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的北大教授及《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被蔡元培免 除文科学长职务，以及《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并不是由于“称为小徐的徐 树铮”所制造的“文字狱”，反而是由于“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的《新青 年》及北京大学同人的内部争斗。由徐世昌任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上 容忍了《新青年》杂志致力于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自由言论。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写道：“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 ……到北人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 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 子口中的某籍某系〉；以后直至中央研究院时代，受胡适之、傅斯年等人包围， 死而后已。”①
这段话语尽管存在着对于鲁迅的严重误解，其中所透露的“某籍某系”与 蔡元培之间“包围”与“被包围”的人际关系，却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而 且直接关系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路径和中国教育文化史的整体走向。
―、“某籍某系”的由来
1925年5月7日，被女学生们驱逐出校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 榆，在临时租用办公的西安饭店召集评议会，决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蒲振 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的学籍。5月27日，由鲁迅撰稿， 并由鲁迅以周树人本名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共 同签署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在《京报》发表。
这一天恰好是星期三，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陈源以西滢署名写作“闲 话”的日子。于是，在5月30日出版的《现代评论》“闲话”栏中，出现了这样一段
氺文载台北《传记文学》，2006年11月。原标题为《文人的派系之争^遭受“包围”的蔡
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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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 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 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 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 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 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针对陈源的“闲话”，鲁迅当天就写出一篇反驳文章《并非闲话》，其中写 道：“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即如这一回女子 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 几句感慨，……
然而，鲁迅与女师大的“相干”程度，并不限于“担任一点钟功课”。在此之 前，许广平在5月27日致鲁迅信中，已经把七人“宣言”记在了自己头上：“今 曰一一廿七一见报上发表的宣言，‘站出来说话的人’已有了，而且七个之 多。……诚恐热心的师长，又多一件麻烦，思之一喜一惧。”③
6月1日，《并非闲话》在孙伏园负责编辑的《京报副刊》公开发表。6月2日， 鲁迅又写作一篇《我的“籍”和“系”》，三天之后发表在他自己负责编辑的《莽 原》周刊第七期。在这篇文章里，从《新青年》时代开始一直采用化名从事写作 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籍”和“系”：“因为应付某 国某君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