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更怀疑，以为它就还未有，近十年来北大的作为实在只是“幼 稚运动”，那种“新文化运动”……实无功罪可说，而有人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 “文艺复兴”，殊属过奖，试观中华之学问艺术界何处有一丝想破起讲之意乎？ 北大某系为世诟病，有人以为（校内〕把持之薮，有人以为（非圣无法）捣乱之 源，第一问且不管，若第二问亦大冤枉，我看本预科各教授亦犹是普通教员’ 学生亦犹是普通学生，其思想行动无一点异于常人也。安国军现将合并九校， 此举我虽未必赞成，觉得这样办亦无妨，因我也觉得北大或其他各大毁坏殊 不足惜也。⑩
“孟真”即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大吹大擂以为中国之‘文艺 复兴’”，指的是胡适。接着这段话，自以为有功于国民党的周作人，再一次把 攻击目标锁定在以《现代评论》为舆论阵地的英美派身上：“闻现代诸公在东 南甚得法，新月书店又已开张，喜可知也！殊令有‘蒋总司令’的革命乃是为他 们而革的之感焉。”
1928年7月15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更加明确地站在与英美派为敌 的李石曾一边：“北京已改为‘北平’，但此外无甚改变，我们久居段张治下之 京兆市民，至此已大觉骇异，自然并不骇异其不改变，只是骇异五色旗居然可 以撕去耳。所幸大元帅虽走，犹有阎总司令来卫戌京津，尚能沐直皖之余泽，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51
此诚我京兆人之福也。闻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李玄公于昨日到北平了，想 ‘中华大学’可以渐渐组织起来，唯现代派诸‘君子’似因此有点灰心，无再来 平重张旗鼓之势，确否待证。”
“李石公”就是被任命为国立中华大学代理校长的李石曾，“李玄公”即 李玄伯（宗侗〉。所谓“中华大学”，是计划在张作霖时代合北京八校为京师大 学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的新学校，这所并没有真正组建成立的大学随后被改 名为北平大学。周作人在这封书信的正文之后，还特别追加一句话以介绍英 美派的内部歧异：“日前看见外交部张参事歆海，他对于胡适之陈西滢诸公 稍致不敬。”
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周作人饶有兴趣、如数家珍地介绍了法日派在学 界斗争中的大获全胜：
“中华大学”尚不知何时成立，虽能否免于欠薪殊不能知，但总希望你们 可以回北平来。朋友中多已高升了，玄伯开滦局长、北平政务分会委员，尹默 河北省政府委员，叔平、兼士、半农古物保存会委员，玄同国语统一会委员，幼 渔管天文台！只有我和耀辰还在做“布衣”，但耀辰恐不久亦须“出仕”，因他虽 无此意而风举等则颇想抬他出来，风举自己尚未有印绶，唯其必有一颗印可 拿则是必然之事，故亦可以“官”论矣，观于每天坐了借来的汽车各处跑，可以 知其贵忙矣。我所等候的只是“中华大学”或者还有“日本文学系”，我仍旧可 去教几点钟书，假如没有则亦罢了，反正过去一年也关出在“京大”之外，也仍 可以敷衍过日也。
8月2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谈到胡适：“你想再留学，恐怕须得在大 学院该管司科设法，那么何妨去找陈剑修之流一下呢。或者更好是去麻烦胡 博士，在北方的人看去他似乎是太上院长，一定很有效力的，但这句话自然不 能叫博士知道，他一定是不承认的。”
随着北京学潮的发展，周作人想在“北平大学”重建“日本文学系”的希望
52 ｜民国臂崧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再度破灭，他在1928年11月30日致江绍原信中愤然写道：
前日北大“武力护校”，打碎许多东西，学生会又发可笑的电报，自称“重 伤多人”，以撒诳为能事，此辈以重打赵家楼自豪，其实乃五四精神之败类，北 大前途因此未可乐观。他们反李而拥蒋，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学 办法亦系蔡在任所时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现在又已提议停止青 运，不知何以如此为学生看中也？闻北大护校一派人对于所谓语丝派猛进派 均欲打倒，唯现代派可以拥护，此虽亦是流言，或不无几分真实。
所谓“蔡固系五四之首魁（？）”，透露的正是周作人对于蔡元培的不满与 不屑。随后，他又主动向江绍原解释说：“北平学潮究不知原因何在，……唯反 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作官可用为说明，……”
1929年初，南京教育部决定原北京大学改称北平学院，仍旧隶属于北平 大学，由“某籍某系”的陈大齐（百年〕任院长。1929年3月8日，江绍原在致周作 人信中表示说：“‘大斋’公回北大，亦佳。否则我以为此席应由先生担任。”0 到了7月20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回应说：“北大将独立，校长则以 蔡太史呼声为高，唯不佞甚反对，其理由告知川岛，今不赘。我想最好还是请 百年续办，而令其辞去考试院的官。……北大师生至今尚迷信蔡公，甚奇。至 于不佞则反蔡而不拥李。近来很想不做教员，只苦于无官可做，不然的确想改 行也。”
在此后的岁月里，“苦于无官可做”的周作人始终没有在中国政府的官僚 体系中谋到官职。等到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之后，他先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 馆馆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国府委员之类的官 职。由于周作人实在不具备做官从政的实际操作能力，反而被人门弟子沈启 无等人包围玩弄，于是便出现了 1944年3月15日的《破门声明》：“沈扬即沈 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 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0
遭遇“包围”的蔡元培｜ 53
四、“包围”蔡元培的汤尔和与沈尹默
相对于周作人来说，沈尹默显然是较为成功的“包围者”。不过，沈尹默的包 围成功主要不是体现在蔡元培身上，而是体现在李石曾身上。据傅斯年回忆：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 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 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 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 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压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 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 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 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 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 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 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在傅斯年的心目中，是把蔡元培当成“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的 “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的完美形象加以崇拜和歌颂的。现实生活中的蔡元 培其实并没有如此神圣和美好。相比之下，《钱玄同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更接 近于历史事实：“午后到大学，半农、尹默都在那里，听说蔡先生已经回京了。 关于所说‘整顿文科’的事，蔡先生之意以为，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 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让独秀做教授。如其他 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我。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 我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国。这个办法我想很不错。”⑩
傅斯年所说的“两谋客”，指的是年纪较大的汤尔和与年纪较小的沈尹 默。这两个人正是促使蔡元培以非常手段免除陈独秀文科学长职务的幕后黑 手。不过，时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无论对于蔡元培个人还是对
54 ｜良国嘴头
｜ ^政学两界人和事
于整个北京学界的影响力都远远大于沈尹默。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同为浙江 人的汤尔和、蒋梦麟、马叙伦、邵裴子一派与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 马廉一派，也往往处于钩心斗角的尖锐对立之中。关于这一点，《汤尔和日记》 中有如下记载：
1919年7月25日，“尹默昨自南归，午约在西车站便饭。余故作疑阵戏之， 谓我久主张送君出洋，故与鹤公言之甚力。今自知此说不能成立，自愿取消。 渠信以为实，为之色变。乃探得其对梦兄态度，知无他故，乃复允之”。
同年7月26日，“函鹤公，双行密书尽四纸。大旨述……梦兄来，某所以赞 同者，实以学生心理梦兄深知，其学问手腕足以服人。学生心安，其余可迎刃 而解。今则不出所料。所惜者，未与尹默一商耳。沈君谓梦兄之来纯由某所主 持，其故则为江苏省教育会出力。……昨谈此节，裴子断定沈素来利用鹤公， 今见梦兄负重命来此，陡生吃醋之意，又恃部中奥援，故敢放肆。人心龌龊，可 胜慨哉！〃⑩
“鹤公”即蔡元培，“梦兄”即代行校长职权的蒋梦麟。1935年12月28日夜， 细读并摘抄《汤尔和日记》的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评论说：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 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 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 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 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 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 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尹默诸人后来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只以不瞅不睬处之，因为我是向来 不屑同他们作敌对的。^我疑先生终是为理学书所误，自以为是，嫉恶如 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所利用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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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所说的“向来不屑同他们作敌对”，并不意味着他与“某籍某系”的沈 尹默、马叙伦等人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而是意味着沈尹默、沈兼士、马叙伦、 马幼渔、周作人等人往往以捍卫自己的职业饭碗和既得利益为第一目标。胡 适、蒋梦麟、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由于具备足够的学术修养和谋生能力，他们 的着眼点往往会超越个人利益而以国家利益和公共事业为第一自标。由于胡 适深得蔡元培的信任，相互对立的法日派和英美派不约而同地把他推到了派 系斗争的第一线。
1920年6月，胡适应南京高等师范暑期学校之邀到南京讲学，陶孟和在 6月12日致胡适信中通报说：“近日沈、马诸公屡有秘谋，对于预科移至第三 院一事犹运动反对，排列课程，延请教员，皆独断独行，长此以往，恐非大学 之福。弟意非有除恶务尽之办法，则前途不堪设想。暑校完事，务必早日归来 为妙。
同年8月11日，高一涵在致胡适信中再次通报说：“大学内部趁你不在这里， 又在兴风作波，调集一般‘护饭军’开什么会议了！结果怎样还不知道。
与此相印证，“某籍某系”的钱玄同也在1920年8月16日致周作人信中写 道：“我这个人，生平有一点僻见：就是取人重知识与思想。所以我总不赞成 ‘连络石屋山人而排斥独枯秃路’的主张。我对于独公，自然也有不满意他的 地方，而且很多，但是，他这点治学的条例，看书的眼光，却不能不佩服他。若 说美国派，纯粹美国派固亦不甚好，但总比中国派好些。专读英文，固然大偏， 然比起八股骈文的修辞学来，毕竟有用些。
这里的“石屋山人”即马叙伦（夷初广“独枯秃路”和“独公”，是对于英语 （！狀协『的音译，指的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博士学位的胡适。“连络石屋 山人而排斥独枯秃路”的，自然是同为“某籍某系”的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 马幼渔、马廉等人。1921年7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五四”运动之后北 京学界的索薪运动：“仲甫来一长信，大骂我们一三孟、抚五、我^为饭碗 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觉得他骂的句句都对。 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十月十日一一国庆
56 ｜扎困嘴长
I ―政学两界人和事
日。那时我在山西，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一一马叙伦等^已在进行 了。到十二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 全权与政府交涉，但无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因为我对于代表权 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 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 事。……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 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
信中的“仲甫”就是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 独秀，“三孟”即蒋梦麟、陶孟和、顾孟余，“抚五”即陈独秀、胡适的安徽同乡王 星拱。1934年12月19日，抄录《汤尔和日记》的胡适再一次对1919年启动的索 薪运动进行反思：
此事与我个人有点关系。十二月十三3 （星六；）之夜，北大教职员在第三 院礼堂开会，马夷初、沈士远报告为发现事与教育次长（即傅岳棻）交涉经过， 并报告联合会已决议自星期一起各校一律罢课。我那时代理教务长，起立反 对罢课，尤反对下星期一起罢课，因为“五四”、“六三”之事使上学年无考试， 现已决定下星期一补考，一切都已预备好了。若此次不举行朴考，以后永无法 补考，亦无法整理学校纪律了。
我并且声明，代表的职权，限于交涉发现，并不能代表我们决定罢课。罢 课与否，应由各校教职员决定。
于是马夷初起立，说，代表的职权既然发生问题了，代表只好辞职。于是 大众一致表决代表有代大众决定罢课之权。我只好承认失败了。我从此辞去 代理教务长之职。
从此教员罢课下去，八年夏的补考固然全免了，以后教育界就不堪问了。 当时人只知道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此独秀之语、不知全 是汤尔和先生之奇计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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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尔和在1934年12月28日致胡适信中回忆说：“八年底罢课事，其中内幕 重重，均为日记所不载。当时在五四以后，政府确有收拾各校之心。傅之来即 系安福出力，曾口出大言，谓能一手包办，以致各校异常愤激。渠之目标，首在 北大，尤为孑民。用胡去蔡，已见事实。但弟于罢课素不赞成。五四后留为教 长，而高师先罢教，弟大反对，因此尚与陈筱庄大闹。冬间事弟亦不以为然。此 事并不能归咎夷初，因当时人心浮动已成习惯矣。”
“傅”即代理部务的教育部次长傅增湘（岳棻〉，“用胡去蔡”的“胡”即胡仁 源，“陈筱庄”即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在这次索薪运动中，同 属“某籍”的汤尔和、马叙伦一派与沈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