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大使大岛浩将军，凯特尔和约德尔与大使的随从进行了磋商，本来，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是大本营的军事工作场所，但却没有一个日本军官光顾。
15 个月以后，即1943 年4 月，希特勒对日本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在1943 年4 月5 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作了如下一番谈话。“约德尔：日本人确信，1943 年，重点将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不要这样高兴。约德尔：（日本人）从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撤退已经成功。希特勒：对日本人说的话，不要当真，我就一句都不信。约德尔：是不能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是一批心是口非的人。希特勒：他们肆意撤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必须有所提防。。最近，日本人到底干了多少事！日本才拿出30 几个步兵师？真是可笑。日本比德国人口多。。他们可以拿出120 个师。而他们实际有多少兵力，人们还不知道现在我唯一不能判断的问题是日本的坦克，他们到底有没有现代化坦克？一个副官：据说，他们的坦克和飞机都不多。希特勒：他们也从来没有提过军舰，可是突然间到处都是他们的重型军舰。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航空母舰，可是，人们一下子看到，大部分航空母舰都是他们的。。他们一句话都没说，我也一句话都不说。。如果他们真有什么打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他们提出想在南方行动，我倒想他们不如在北方有所行动。”
这次谈话中，只字未提日本人在共同作战中的某些功绩，例如减轻了地中海战场的负担，迫使英国舰队和空军的强大兵力向近东撤退，从而使隆美尔能够依靠己方潜艇和空军力量，于1942 年1 月末，在短时间内，再次把英国人赶到托布鲁克以东地带。再比如，突破敌人封锁的德国船只在日本港口装载原料，特别是橡胶，以及在航运上日本所给予的帮助，对于德国继续欧洲战争起着举足轻重、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尽管通过外交途径作了很大努力，但在对苏作战中，始终未能得到日本的任何支持俄国人终于在1945 年战争的最后阶段，集中兵力向满洲的日本人发动进攻，使日本得到应有的报复。
国防军领事机构的组织和人事变动
当希特勒从柏林回到战地大本营时，东方战线已岌岌可危。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1941 年12 月15 日傍晚的日记里写进：“对目前形势与陆军总司令进行了一次极其严肃的讨论。他很沮丧，看来已无力挽救陆军脱离困境。”也许这一判断受了冯·布劳希奇元帅的健康状况的影响，10 天前他就决定辞职。结果，引起一系列人事的和组织的变动。其中，最重要的变动就是希特勒于12 月19 日接收了陆军的指挥权——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直到他的覆灭。
冯·布分希奇元帅，担任陆军总司令几乎长达4 年时间。就在12 月19日这一天，希特勒没有给他以最后的嘉奖，也没有给他任何荣誉。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解职方式的动机，在戈培尔1942 年3 月20 日的日记里，有极为直率的描述：
“12 月威胁性灾难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布劳希奇。元首对他只能表示蔑视。他虚荣，懦弱，根本不能掌握局势，更谈不上左右形势。元首制定的精明简洁的整体作战计划，完全被他长期的干扰和执拗所出卖和葬送了。元首制定的计划本来可以肯定指引我们取得胜利。如果要求布劳希奇在东方作的和本应作的。他都作到了，那么今天东方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元首根本没有进攻莫斯科的企图。他想切断高加索、从而击中俄国肌体的要害处。布劳希奇和他的总参谋部本应更理解这一点，但却一味地想进攻莫斯科。他想以名声上的胜利来取代实实在在的胜利。元首形容他是一个懦夫和废物。他也曾试图断送西方战局计划，多亏元首及时进行了干预。”
戈培尔很早就对布劳希奇的辞职而在“人民中产生的猜疑”和士气低沉不安。上面的这段描述正是他所追求的宣传目的。此事，加上由于冬装未及时运到前线而加在陆军总司令头上的不实之词，使陆军及其领导们在德国人民中享有的传统的崇高威望受到沉重一击。此外，他们这种歪曲事实的作法也许是为了防止一种认识的进一步扩散，即尽管取得了一些暂时胜利，但“将军”们年复一年不断对希特勒的冒险战争政策提出的警告，将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希特勒在1941 年12 月决定亲自接管陆军领导权之时，曾谈论过其他继承人的问题，但只不过是作作样子而已，据后来哈尔德大将的回忆，当时希特勒对此曾讲过一段具有历史意义的话：“作战指挥这种区区小事，谁都能干。陆军总司令的任务就是用民族社会主义教育军队。我还没有看见一个能按照我的意愿去完成这一任务的陆军将领。因此，我决定自己接管陆军指挥权。”
这件事与1938 年2 月4 日希特勒独揽国防军指挥大权如出一辙，是不容忽视的。他再次以摧毁其他势力而自己来弥补空缺的办法，加强了他自己的势力，后来，他对陆军的各级指挥，直到营连指挥，他都亲自过问。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满以为任何事他都能干得很好。他的亲信也肯定象当初一样，为他喝彩。1943 年11 月古德里安向约德尔提出让希特勒交出军队最高指挥权的动议时，遭到约德尔“斩钉截铁的拒绝”：“您能找到一个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好的最高司令吗？然而首先应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比较：随着1938 年初希特勒接收国防军最高指挥权，整个国防军变得群龙无首；对政治当局来说，最高军事领导也自此失去了统一代表地位。现在陆军也正在重蹈覆辙，从头到脚被废弃。后来，豪辛格将军以其亲身经历和经验，描述了1941年12 月底出现的状态。他写道：“希特勒。。似乎。。仅抓住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指挥，一个是人事。这样，他就把最重要的东西握在手里了。当时，各乓种内的训练、组织、预备队、军事管理、监查和教育都无人负责。凯特尔应当承担这些艰巨任务的大部分。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希特勒的代理人。。他几乎不知道，他到底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还是陆军代理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只能管理剩余部分。这一区分最终使指挥四分五裂。。国防军领率机构日渐混乱。”
希特勒不满足于数月来的分而治之的工作方法，现在又着手限制陆军总参谋部在东线的指挥权。除了在挪威和北芬兰之外，他这是又一次偏离军事常规，在没有任何明确的命令下，任起陆军总司令。这不仅意味着陆军的瓦解，以及象征性地表示，除了他没有谁还能统领强大的陆军和后备军，并能从一个战场向另一个战场调迁部队；而且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它本职的、对整个战争实施指挥的任务离得更远了。正象豪辛格后来评述的那样：“总参谋部由指导性质的指挥机关，降到了军种参谋部地位上”。这是十分正确的。
另一个比较现实的缓解当前极度紧张状态的解决方法，即将现在都直接依附于希特勒的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合并在这个时刻也尚未考虑成熟。当时，约德尔曾向作者暗示，希特勒曾打算让他——约德尔——取代哈尔德，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是他充分地估计了自己，推辞了这一任命。希特勒将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合并并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的意图遭到了反对。自从他接管陆军最高指挥权以后，他更少考虑将陆军总参谋部原来的、但并未废弃的计划作为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核心。而在一些重大指挥问题上，却偏重考虑海军和空军，豪辛格对很多人说过，当时的条件“比任何时候都有利”。但希特勒根本不想统一，只希望多头体制，尽管统一后仍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他自食其言，不再称赞陆军总参谋部在专业上极高的工作效率。在他撤换陆军总司令时，竟恶意中伤地说：“陆军的工作过于呆板。看看空军，在帝国元帅的训练下，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1942 年1 月1 日，一项与上述事情无关的新的改组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生效。这项改组虽然没有丝毫改变它的地位和工作方法，只是鉴于出现了一个新名称倒值得一提。“国防处”被取消了，国防处长被称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原隶属他的是三位负责作战的工作组组长，现改称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空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和“海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他们所负责的勤务单位也同时提升为“处”。
由于这一变动，一方面瓦利蒙特的工作负担减轻了，另一方面，他的同事们，即几乎全部的总参谋部的上校都随着他们的职位的提高而得到了晋升。但是，改革也带来了弊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见附图二）内最重要的部门“国防处”，从此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称呼是“小指挥参谋部”或“约德尔的工作班子”。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无法比拟的重大弊端是，战后外国人总认为。瓦利蒙特要比其他处长们承担更大的责任。
当希特勒从约德尔那里得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这一变动时，他所感兴趣的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冯·洛斯贝格上校，他要求由另一名军官取代洛斯贝格。希特勒这一出人意料的要求事出有因——他对洛斯贝格在挪威战局期间对自己所表现出的可卑的软弱动摇提出的批评，耿耿于怀。他对这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的其他功绩，包括在他的“军事工作班子”里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后来在德军艰难之际所作出的贡献，都视而不见。洛斯贝格的上司们也没有一个出来为他的留职说情。1942 年1 月中旬终于由一位一直在挪威集团军司令部任职的第一总参谋部上校，特罗伊施·冯·布特拉尔——布兰登弗尔斯男爵接替了洛斯贝格的职务。在长达3年之久的合作中，布兰登弗尔斯也称得上一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和同志。
希特勒的形势讨论会
自希特勒接管陆军最高指挥权以来，特别是由于严重危机压力，在大本营举行的每日形势讨论会也有了重大变动。哈尔德在12 月19 日的日记里写道：“新的工作方法是：每天听取运输处长、情报处长、军需总监的报告”，此外还有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报告。此时，陆军总参谋部哈尔德大将开始排除一切，特别是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尽一切可能维护和利用与希特勒的直接工作关系。
起初，希特勒及其亲信都自觉和不自觉地照例行程序办事。
象往常一样陆军总参谋部每日清晨，将其书面态势报告送到第Ⅱ号宿营地，第Ⅱ号宿营地也同样将此报告连同其他战场战报汇总报给约德尔，作为他向希特勒汇报态势的依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也只是依靠一张1：100 万比例尺的地图，对东线的态势作概略的描述。此后，象每天傍晚或夜里，大本营自己还举行讨论会一样，还对东线战场的陆军指挥问题进行评论性的深入讨论。在这个中午举行的形势讨论会结束以后，紧接着，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及其随从携带1：30 万比例尺的大型东线态势图，特别情况也携带小比例尺的地图，汇报东线态势。象过去一样，尽管哈尔德对前线态势深入了解，但在希特勒早已定下的预案面前，他所肩负的任务也极难完成
。除此之外，陆军总参谋长每次到大本营汇报，都不得不象一个到陌生地方的来访者，哈尔德在汇报中，以其学识和判断，言辞和举止，圆满地体现出了总参谋部的传统，在希特勒眼里成了护民官。哈尔德身边的少数随员住在附近，准备随时回答军事领域里出现的问题。而希特勒身边的军事侍从却总从前呼后拥，新近还增添了党卫队的代表。由于他们常年累月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抛弃了自己的“军事观点”。譬如，凯特尔，他通常是等着希特勒谈话的间隙，急忙以毫无异议的话和手势随声附和，约德尔——两手总是插在裤袋里，遇有争论的问题，总是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尽管他有时也同意哈尔德的观点。另外还有一些“支持者”，根据不同的集会方式，利用评论和呼喊，对希特勒的讲话表示狂热的支持。
然而，使哈尔德的精神不堪忍受的——还不至他一个人——是希特勒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话，不管旧内容，还是新内容，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事情，总是不停地重复，象一股轰鸣的潮水，将具体现实的问题和建议统统淹没。他还经常在电话里，与前线陆军高级指挥官进行冗长的谈话。部长们、国务秘书们或其他非军事专家们——其中大部分是交通部门的——也应召从柏林赶来接受希特勒的询问、教训和恐吓。希特勒大概认为这是显示他实施绝对统一领导的一种方式。每大的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耗去了。使参加讨论会的人消磨了大量的工作时间。
协助希特勒指挥陆军，对哈尔德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负担。早在南方集团军群在罗斯托夫的日子里。即自12 月中旬起，他就为东线整个战场提出了第一个和唯一的原则，即进攻在哪里停滞的，就在哪里防守，不得后退一步，甚至还提出这样尖锐的口号：“每个人都必须就地防御”。
在当时的形势下，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普遍的或作战方针的必要性，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无可非议的——特别是布劳希奇将当时德军的态势描述得已无可救药。此外，用希特勒的名字振奋当时大多数士兵的士气，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过激的原则也是造成德军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的根源所在。尽管当时几乎每天都对陆军的这种呆板的指挥程序不断提出强硬的异议，但是陆军总参谋长——用哈尔德自己的话说，逐渐沦为希特勒“东线战场指挥办公室主任”。这样，他也被迫走上了约德尔曾以他的“工作班子”自愿成为陆军的合作者时所开辟的道路。希特勒在那个时期的形势讨论会上不止一次地说过：“将军们象小兵那样听话。。我是领导者，所有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只有我一个人是负责者，而不是其他人！我将彻底铲除其他任何见解”。
在上述状况不断发展过程中，希特勒又采取了一项针对陆军总参谋部的人事变动。12 月18 日，中央集团军司令冯·博克元帅·”因病”退职，由冯·克卢格元帅接替。几天后，即12 月22 日，当古德里安当面向希特勒说明呆板的指挥所带来的后果时，被希特勒永远撤消其司令职务。弗尔斯特将军也被希特勒毫不犹豫地解除了军长职务；第4 装甲集团军司令赫阵纳达大将因“拒不听命和怯懦”被逐出国防军。1942 年1 月15 日，哈尔德有段简短的记载：“冯·赖歇瑙患中风。”
象勒布和占德里安一样，陆军其他将军均再不象以前那样、接受布劳希奇有规律的视察。而是要经常地飞往遥远的东普鲁士大本营，整天整天地与希特勒争论呆板僵滞的防御原则。然而，他们的设想都一一被驳回，从1942年1 月底起，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始使防线得以巩固。这一发展似乎完全证实了希特勒提出的原则，希特勒也从中得出了致命的结论，使他的防御原则，在后来的战争进程里，成了防御作战中唯一有效的准则。戈培尔在后来的宣传中说：“在过去的冬季里，是元首拯救了前线。”
自1941 年12 月底以后，作者也开始有规律地参加希特勒的中午形势讨论会，约德尔让瓦利蒙特出席会议的目的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