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格勒和罗斯托夫之间渡过顿河，就在这条路上，击溃了弗兰格尔的“白卫军”。哈尔德的话立刻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他立即决定，尽快派出一个德国装甲师（第22 装甲师）到处于危险地段的意大利第8 集团军后方，以防万一。接着，他又派出2 个步兵师——其中1 个步兵师甚至是从已方进攻翼侧抽调的——去执行同样的任务。希特勒企图迅速夺取斯大林格勒，抽出兵力，用以防止俄国人故技重演。
在这个热点地区，除了在斯大林格勒北部伏尔加河畔的突击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取得很小的局部进展。希特勒对此忍无可忍。8 月28日，戈林衣着华绵地来到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引用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执行任务的近战航空兵指挥官冯·里希特霍芬将军的话说：“那里根本就没有敌人的重兵。空军对北部地区进行了详细侦察，在无掩护的地带上，根本就没有发现敌人。”这些话对连日来已失去耐心的希特勒更是火上加油，他对这一消息并不完全相信。尽管如此，他还是命令B 集团军群各集团军指挥部，向前线靠拢。
在这段时间里，使希特勒更为恼火的是，在高加索的进展点也不象他所预期的那样。8 月21 日哈尔德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元首异常激动。”接着——他每天都对过去“无法改变的形势”作批注，他在8 月30 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中作了如下评论：
“元首对A 集团军群的进展很不满意。”
次日，A 集团军群司令利斯特元帅奉命前往文尼察作口头汇报。然而，经过他对集团军群态势的一番庄重沉静的描述似乎一切指责都不翼而飞。希特勒只是当着他的面，再次逐一枚举了下一步攻势的大量目标，其中仅在前线附近就点了通过高加索西部地区、被视为通往黑海海岸必经之路的三处“重点”隘口；在作战地域纵深，有格罗兹尼油区和阿斯特拉罕附近的伏尔加河入海口。“只有”夺取巴库一项任务，准备推到“下一年”。利斯特元帅带着这些任务，应邀参加了希特勒在小范围内举行的午宴——这种在他掩蔽室里举行的宴会通常是招待贵客的——尔后便飞回斯大林诺，然而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给他的一兵一卒。
在后来的几天中，尽管战争有些进展，其中包括夺占了久攻不下的新罗西斯克港埠，但希特勒的急躁仍有增无减。遂于9 月7 日，委派约德尔将军去A 集团军群，再次敦促该集团军群加快作战进程。约德尔于当天晚上更返回文尼察，向希特勒作了汇报。然而却由此导致了动摇德国大本营内部结构的最严重的危机，甚至一直延续到战争的最后一个月。约德尔针对希特勒的指责，肯定地说，利斯特元帅严格遵守了他下达的指示，并列举了集团军群下一步准备采取的措施；说到最后，约德尔对自己仅被作为一个传令兵被派来调去，极为不满，大发雷霆。这一切使希特勒勃然大怒，第一次对约德尔暴跳如雷。
作者没有目睹这一事情的过程，只是第二天从约德尔那里以及希特勒因此事而作出的安排中得知，而且作者自己也被卷入这一事件之中。大本营的全部活动和作用似乎瘫痪了。会议室，这个希特勒每天都要消磨数小时的口舌，渡过紧张的日日夜夜的地方，今天已无人光顾。讨论会改在希特勒的窄小的卧室里举行，参加者只是那几个必不可少的报告人，完全是一种例行的、或者说是没有任何形式的会议。会上的话没有一句是必要的，声调冷若冰霜。希特勒自法国战局以来，在战地大本营里每天与宿营地第I 号的成员们两次共餐的习惯，现在也没有了。餐厅里摆放的那把希特勒的坐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空着，后来被博尔曼利用起来。在48 个小时内，先后有1O——12 名国会速记员，身着军服来到大本营，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宣誓仪式，自此，他们就可参加所有的军事会商会。
9 月9 日，希特勒让凯特尔和哈尔德转告利斯特元帅，利已被解除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A 集团军群的指挥于当晚起，由凯自己接任！凯特尔也借机向陆军总参谋长暗示，他的职务也将在很短时间内，以另一种方式被夺占。另外，据说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务将由凯塞林接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将由第6 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接替。国防军统帅部的两位将军由于这种原因，一反常态，开始对瓦利蒙特讲起真心话了。凯特尔尽管是希特勒的一个百依百顺的“忠实待从”，也并没有完全参与事情的全过程，但也与约德尔一样，遭到了希特勒的轻蔑。他私下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他能否以他的自重，长期与希特勒协调下去，继续留在这一职位上，这是一个只能由他自己回答的问题。约德尔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向一个独裁者指出他的过失，因为这样就伤害了他作为其人格和行为最强大支柱的自信。讲完对希特勒的认识之后，他还说道：“他还要在陆军将军里为我找一个接班人！象“编史员”舍尔夫和我这样可靠的民族社会党员。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他针对他的副手说：“您最好离形势讨论会远一点；参加这种会是令人感到压抑的”。
当时，作者数周没有见到希特勒的面。当作者后来奉命去参加形势讨论会时，才使他恍然大悟。当作者步入希特勒的掩蔽室时，迎接他的不是问侯声，而是一双凶杀仇怨的眼睛，久久地盯住作者，作者突然觉得，这个人使他丢了脸。不一会儿，他才明白，原来是希特勒的致命一招棋输掉了，苏俄未能在他的第二次行动中被摧垮，两线作战使德国陷入窘境。因此，凡是现在能成为他的错误、疏忽、错觉、空想见证人的将军们，他都再也无法忍受，他要立即与他们分手，寻找其他对他深信不疑的助手。
急转直下的形势——尤其是凯塞林和保卢斯分别离开地中海和斯大林格勒——所造成的压力，似乎成了更换陆军总参谋长的主要原因。既未得到晋升，也未获任何嘉奖，哈尔德于9 月24 日辞去其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哈尔德在希特勒最后一次接见他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他也不能恢复。我们必须分手了。”对于希特勒企图在领导陆军中采取的另一种全新的原则，哈尔德一语道破地写道：“教育总参谋部狂热地信仰他的思想，在陆军中要毫无保留地坚决贯彻他的意志。”
关于陆军总参谋长的接班人，希特勒选拔了蔡茨勒将军，这出乎各方面人士的意料之外。在大约一年半以后即1944 年6 月，蔡茨勒也辞去陆军总参谋长之职。
1939 年春季以前，蔡茨勒常年是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处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并作为约德尔的部下，是力主国防军实施统指挥的最积极的斗士之一。他作为装甲兵团高级司令部的参谋长，曾参加所有大型战局。积累了不寻常的经验，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此外，还要追溯到他与国防军的副官长施蒙特的友谊。希特勒平时几乎不留意总参谋部军官，甚至那些头头脑脑。可是由于施蒙特的这一层关系，希特勒却认识蔡茨勒，曾有好几次，邀请他单独去听报告，却没有请他的司令。1942 年4 月中旬，蔡茨勒又经施蒙特的推荐，但主要是希特勒的选择，被任命为两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受领了重整西线占领军的任务，为“欧洲堡垒”沿岸的防御作好准备。谨慎而勤奋地执行着这一任务，对大本营的“原则命令”和“个别命令”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行。1942 年8 月19 日，当德国在迪耶普取得反奇袭胜利后，蔡茨勒的好说的作风达到了顶点。不仅他的报告言过其实，而且大本营的公报也任意夸大；但另一方面，他也对海岸防御作了出色的总结。
因此，在迪耶普取胜数天，以及希特勒与哈尔德发生激烈争吵后，希特勒曾表示过，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象蔡茨勒这样的人”，作他的陆军总参谋长。这话是完全可信的。他希望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一个对一切都持乐观态度，不为任何闲难所吓倒，同时也没有象哈尔德那样的“永恒的疑虑”的总参谋部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戈林意外的推荐，蔡茨勒的任命也势在必行。当戈林从他在大本营的代表那里听说，对这个问题正踌躇未定时，这位“帝国元帅”急不可待地来到会议室，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为您经常与这个哈尔德生气，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您必须撤换他。我知道一个接班人，他可以省去您的一切烦恼。他就是蔡茨勒，他对您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人了。”
新上任的陆军总参谋长在致陆军总司令部军官的欢迎词中，强调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说：
“我要求每位总参谋部的军官。。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领导。心须利用各种机会，将这种信任传播给他的下级和周围的人。不符合这些要求的人，就不需要留在总参谋部。。”
蔡茨勒随着他的新的任命，被晋升为步兵上将。一开始，他不得不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东线持续不断的、困难重重的作战中。因为当时希特勒及其亲信认为有必要将其驻地由大本营迁回柏林，在那里逗留一周左右。尽管在总理府仍能与乌克兰第Ⅱ号宿营地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希特勒的这种变动，与履行他篡夺走的陆军总司令和位于遥远的高加索的A 集团军群司令的义务，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当大本营重新恢复日常工作之后，希特勒在形势讨论会上三番五次要求“区别精华和糟粕”。蔡茨勒对人总是和颜悦色，语调温和。这一点足以使戈林和希特勒的亲信们，以及其他侍从们乐于接受。与此同时，约德尔也由“失宠”逐渐恢复了工作。面对这种关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认识到，自他身后出现了这个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再没有机会组成“总参谋长顾问组”这样一类的组织，从而使国防军的指挥，在这一级失去了一个坚定的支柱。他似乎也相当清楚，即使蔡茨勒同意，希特勒和海军、空军总司令也将不能容忍有这样一个“分政府”存在。
另一方面，蔡茨勒也在试图利用对他的普遍好感，以及约德尔工作上的弱点，消除东线的双轨领导，夺回陆军总参谋部失去的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转变为具体措施，这势必就意味着结束约德尔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东线和“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的本来属于陆军指挥领域的影响。这样，也许能达到国防军清理最高领导组织的目的，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放手进行真正的领导，打开方便之门。
现在已没有任何依据说明蔡茨勒曾准备就“领书机构”问题——这是他多年在约德尔领导下的国防处工作中十分熟悉的问题，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交换意见。按照蔡茨勒的作法。他似乎更有可能采取实际步骤，澄清约德尔参与东线指挥的问题似乎无需大本营成员的建议，他就利用一条捷径，达到他的目的，即在中午形势讨论会，如有可能也在晚上发表一系列的报告。此外，他另辟蹊跷，还单独与希特勒和速记员进行特殊交谈，就东线下一步计划和企图，交换看法。此事的发展虽不是日新月异，但一切迹象表明是在毫无阻挡地顺利进行，这使得约德尔每天按部就班的对东线战况的汇报似乎成了多余之物；同时，也使他——自1938 年苏台德危机以来——干预陆军指挥的活动，从此告终。
蔡茨勒竭力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领导机构。并恢复陆军在那里的全部特许权的努力，因遭希特勒的拒绝而告终。估计，大概由于这一失败，促使蔡茨勒进一步在东线排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比如，他明确制止陆军作战处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回答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何询问。由于约德尔不顾其副手反复阐述的观点，对上述事情听之认之，满足于翻印陆军总参谋部的每日形势报告，以及蔡茨勒在形势讨论会上的口头汇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参谋部，在不长的时间内，自己便将自己排除于东线战事决断权之外。这对于其他战场，或者说对整个战争的领导都势必产生重大影响。
新任陆军总参谋长终以他健康、明智的头脑——同时在约德尔袖手旁观的客观帮助下，将国防军在最重要领域——陆战领域的最高指挥机构分成了两个并列的参谋部——蔡茨勒也到此止步，结束了他的奋争。这样，不仅使国防军最高司令无法得到统一的咨询，而且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份内任务也无法进行。然而，立于这块军事领率机构废墟上的唯一“胜利者”是希特勒。结果，似乎他却成了整个战场上永远正确的行家里手。
因此，人们认为仅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走向衰亡阶段这一点——这是战前约德尔和蔡茨勒所代表原则的尖锐反映——就预示着风暴的来临，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后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日日夜夜里，约德尔只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只有蔡茨勒和希特勒两人单独在一起。从那时起，所有一切事情，不管是东线战事，还是整个德国战争指挥事宜都是这样决定的。但从广义上来说，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对各战场，也包括东线战场并不是没有责任。但若把“国防军统帅部”从那时起事实上已失去的责任，不论巨细都推到它的身上，也是历史的错误和违背实际情况的。
蔡茨勒将军走马上任的最初几周里，深得各方面的宠爱，在人们的眼里，他自然成了希特勒军事高参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为了在对他最重要的问题上，“毫无顾忌”地绕过国防军统帅部战场这个障碍，不久他找到了新的方法和途径，即利用希特勒准备撤下东线疲惫不堪的部队，换上士气旺盛的西线部队、以片面满足东线需要的做法。但换到东线来的师，无论从装备状况
上，还是训练水平上，都不适宜东线作战的需要。而且希特勒的东线兵力西调的命令也未能认真执行。
当时，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不到陆军总参谋部的支持，因此想通过一条捷径，用国防军其他两个军种尤其是空军的多余部队，为它东线日益衰减的陆军输送新鲜血液。诚然，首先双方要达成完全一致，而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经过长期受压后，鼓起勇气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起草的命令草案根据这个计划海军抽掉10 万或20 万人，空军抽掉50 万人支援陆军——这是凯特尔对原计划打了一半折扣上报给希特勒的数字。然而，正当这个命令刚要发布时，就在第二天的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空军总参谋长在瓦利蒙特耳边问道，他是不是这个安排的倡仪者。当瓦利蒙特点头称是后，耶顺内克微笑着说：“亏您想得出来”。一会儿，戈林到来，他没有赞许国防军指挥参谋长部副参谋长一个字，而是满脸怒气地看着希特勒。当戈林以清脆的声音大声说话的时候，希特勒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却立刻准备屈服，而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戈林说，他不期望他的那些纳粹小伙子们穿上灰色的——所谓反动的——陆军制服，他却很想成立自己的空军师，从师长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空军人员。
这就是不幸的“空军野战师”诞生的时刻！希特勒只字不提他原来的命令，立刻表示同意，并要求戈林组建双倍的部队同时免除海军在这方面的任务。对此，凯特尔立即表示赞同；约德尔再次摆出一副事不关已的样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向陆军总参谋部提出的抗议因此而得不到支持。
尽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