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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后几天里，敌军不断增强兵力，元首举棋不定，致使这些计划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落空了。6 月24 日夜，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向约德尔呈送了一份关于对西线总司令部企图的意见书，建议在其他沿海地段甘冒风险，也要大力加强进攻的兵力；并建议把7 月5 日作为发动集中反突击的日期。而当天，希特勒却命令，已经到达的部队，不必等全部兵力集中，随时做好阻止敌人实施突破的积极防御准备。这样，最后一次符合行动准则的尝试也因此夭折了，摆脱敌人的控制的希望也随之破火了。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心血来潮，命令刚刚抵达的装甲部队投入瑟堡的战斗，为此将这些部队运到科唐坦西海岸使本来就变幻无常的指挥更加飘浮不定。鉴于敌情我情，西线总司令部认为，在敌方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德军要想远距离横穿敌军主攻方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希特勒却一意孤行，越发顽固地坚持他这一新的设想，直到6 月26 日瑟堡失陷。
6 月底，刚刚赶到的最后一个装甲师加入了对诺曼底敌人登陆地域展开包围的单纯防御行列，使这种动摇不定的指挥和企图通过反突击铲除登陆场的计划归于破灭。这个支离破碎的包围圈，处处吃紧，面临被突破的危险，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攻行动和歼灭敌人。盟军的登陆成功了，由此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更确切说是第三条战线。然而，在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闭口不提盟军在西线的成功，将对战争产生何等决定性影响，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而是当着与会者的面，摆弄着园规和直尺，计算了一下敌人在诺曼底占领的那一小块上地的面积，并与控制在德国人手中的大片法国国土相比较。难道当年在进攻波兰的最初日子里，他真的也是拿这种标准来衡量德军的战绩吗？或许是他企图以这种幼稚的方式，对周围的人施加心理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当时的那种表演，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
消极防御——至7 月末
整个7 月份，德军在诺曼底都在进行消极防御。
在这个阶段伊始，希特勒便不顾前线吃紧，于6 月29 日将西线两位总司令第二次召到贝希特斯加登。就在他们动身的那天晚上，希特勒就在一个较大范围里发表了一次讲话。从邓尼茨的记录中——它比约德尔的记录更为详细——可以清楚地看出，迫于形势，德军已放弃在诺曼底实施任何较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希特勒与西线两位总司令的会商，是在由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造成的阴郁气氛中进行的。自6 月22 日以来，即德国的俄国战局开始3 周年的日子之后，东线的中部防线仅在数日之内便被突破，北方集团军群面临被割裂的威胁；在意大利，凯塞林各集团军遵照希特勒的旨意不得不“日渐减小的军队，在开阔的战场上，徒劳地抵御占优势的敌军；在芬兰，在俄国军队突破卡累利阿地峡以后，企图摆脱德国联盟的迹象越趋明显，甚至在保加利亚也是如此。对慕尼黑这个“运动之都”的连续不断的空袭，近日又扩展到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就连“山间别墅”的上空，敌机也频繁出现。在距离“山间别墅”不远的地方，人们正在为遇难身亡的迪特尔大将举行国葬忙碌着。两天后，在惨淡无光的葬礼上，参加者们仿佛看到了“第三帝国”随同迪特尔的棺木一同被送进了坟墓。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每天仍然为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收集战报并向约德尔提交有关的指示和判断。对历次形势讨论会的意图，没有一次事先通知，设在施特鲁布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因此也无人出席会议，他们即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对诺曼底的形势发表意见，也不能对被占领的西线地域所产生的无法预料的危险后果发表评论，更谈不上对整个德国战局表示自己的观点了。会上，希特勒既不对整个战局进行分析，作出充分的预见，也不去了解敌情和友情，而是通过发表一通罗里罗嗦的讲话，来阐述从他那片面的思路中得出的结论。作为这种会议参加者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在他事后的日记中，没有发表任何个人的看法。事实上，他只不过发挥着一个希特勒秘书的作用。
根据海军总司令对两次形势讨论会所做的详细记载，西线的形势可以概括如下：
敌人的空中优势和海岸附近敌舰的猛烈炮火，限制了己方实施较大规模进攻行动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确定进攻时间，因为空中态势使我们无法比较准确地计算部队和物资准备的到达时间；
我们绝不能在暴露的战场上打运动战，因为敌人掌握了制空权，并具备各种运输手段；
鉴于上述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敌人的登陆场，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拖住他们，通过不停顿的战斗，消耗其力量，最后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
这项继续自欺欺人的作战方针，对海军和空军也提了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就对此提出了异议。第二天，又对这项方针作了一些具体补充，并写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7 月7 日拟制的两项指令中。突击瑟堡的计划，以及利用强大的装甲部队的猛烈进攻切断英美两军联系的意图，因无法付诸实施，未写入指令。希特勒对距离巴黎很近的位于奥恩河东岸的
英军登陆场感到极为不适，曾要求加强兵力一旦到达，须切断其翼侧与主力的联系。现在，这一要求也无声无息了。拥有三个完整装甲师的第15 和第19 集团军，也一直没有投入诺曼底战场。对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曾多次恳切提出建议，但直到7 月中旬仍一无所获。其原因，除了希特勒本人的犹豫不决之外，西线总司令的报告，也越来越激起最高统帅对盟军在海峡和地中海地区可能实施第二次登陆的关注。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也只是“估计”沿海一线可能受到“削弱”，但诺曼底也不能从其他战线得到可观的兵力兵器。鉴于这些问题，所以多次提出的关于将装甲师从前线抽出来，组成预备队的设想，终未成行。
在大本营的人们正忙于落实刚刚结束的形势讨论会作出的决定的时候，西线总司令似乎对会议结果并不满意，决定再次采用他自己原来提出的以机动作战抵御盟军登陆的设想。他刚一回到法国，便根据西线装甲集群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对形势的判断，建议实施他那个还刚刚被希特勒指责为“决不允计实施的”行动。盖尔在判断里说，只有通过“富有弹性的作战”才能“至少暂时赢得主动性”。如果继续在“固守防御的基础上，实施修修补补的战术”，只会把全部主动权拱手交给敌人。隆美尔元帅赞同这种公然反对希特勒基本原则的做法。
西线总司令的提议，在大本营里，——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引起极大的反晌和不安。“按照常规”，驻在施特鲁布兵营的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首先收到了电文。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使“高层领导”的视线从战术的纠缠中，转移到战局总体上来的机会。他们在向约德尔呈送这份报告时，还补充写道：正如西线总司令在他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经过理智的观察”应放弃“在诺曼底实施决战”的企图，从法国撤军，迅速占领“西方壁垒”这条最短、最坚固的防线。
如果这两位西线指挥官在贝希特斯加登当面向希特勒提出这些建议，会立即遭到希特勒无条件的拒绝。现在，希特勒感到他的指挥受到了别人的无理奚落，因而他在否定这些建议时，特别引据论证，以佐证他的观点：
在西线空旷的战场上实施机动和作战，在盟军绝对空中优势的威胁下，势必使部队的防御能力丧夫殆尽；
步兵师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远距离行军机动；
由于离海岸线越来越远，从陆地向英国发射火箭的可能性将会消失。
西线总司令的建议除了遭到断然否定外，盖尔将军作为“主谋”，也被解职，就连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也难以幸免。当他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时，凯特尔对他说，他看上去需要休息，最好是长期休假。7 月7 日，因车祸受伤，现已康复的冯·克卢格元帅取代了龙德施泰特的职位。前一段时间大本营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他一般都去参加，已经熟悉各种意见。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位总司令上任不到6 周，就以自杀逃脱了希特勒的魔掌。
对于指挥参谋部对西线总司令的建议所作的评注，尽管约德尔大将在几周前同邓尼茨交换意见时就已经不谋而合，但在希特勒面前，他却只字未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其书面报告中，还再次提出另一种抉择，即“甘冒风险，孤注一掷，投入最后的兵力”，以扭转诺曼底的形势，但这一建议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与其陷入一种毫无成功希望的境地，还不如依靠短缺的兵力兵器，不顾惨重损失，作最后一拼。
7 月9 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驻扎数月之久的大本营，提前搬回“狼穴”’。
数百名工人正为把第1 号宿营地内轻型的防弹室加固改造成巨大的混凝土堡分几班忙碌着。以往小心翼翼维持的宁静和女全，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喧嚣喝闹声所替代。希特勒对于搬迁已急不可待。因为，他觉得，中央集团军群的崩溃，以及对其友邻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后果，都急需由他对东线指挥亲自施加持继不断的和近距离的影响。然而，就在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数月里，除了经常把远在前线的总司令们召来之外，负责东线指挥的陆军总参谋部和指挥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也只是偶尔出入这里。在此期间，陆军参谋部的全体人员都驻在安格堡，况且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大将因长期患病来能工作
。德国大本营迁回东普鲁士的战地宿营地，尤如1941 年那样，离前线近在咫尺。如果说3 年前，大本营在这里指挥着德军势如破竹地向东方挺进，那么今天，主要的是在这个省的边界地区收容整编溃败下来的师团和散兵游勇。此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这些日子的紧迫任务是保卫帝国的边境，这在这场战争中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其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构筑“东普鲁士阵地”打好基础。主要工作是将这个省不适于防御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为此，必须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对在战事扩展到德国境内时的权力，重新进行划分。后备军以及海、空军和党卫队与之相当的机构，要确保稍有作战能力的分队、学校以及其他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实施动员。所有这些命令的共同出发点是，由于东普鲁士受到了直接威胁。不久，这些命令的原则也应用到其他边境省份，甚至于边境以外的省份，对这些地方——例如南蒂罗尔和弗里奥尔，希特勒始终想把它们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在构筑阵地的工作中，”纳粹省党部头日”四处指手划脚，成了“工头”。他们以党的理论的灌输者自居，因此也有权从人民的各个阶层中征集劳动力。国防军的地方勤务机构的人员只能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人们对希特勒发布的这些违背军事需要的命令，不断提出指摘，但都徒劳无益。相反，长期以来充当“保卫帝国特派员”的角色的“省党部头目”，在保卫帝国的过程中越来越要求占据领导地位。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7 月17 日，大本营得到一个大感意外的消息，隆美尔元帅在诺曼底躲避敌军空袭时，身负重伤。他退出了西线的指挥，但没有任命新的指挥官来接替他的职务。冯·克卢格元帅除了担任西线总司令之外，在隆美尔负伤后，还兼任了B 集团军群司令，搬进了隆美尔迄今的驻地拉罗什吉永宫。他在诺曼底实施指挥时的第一个助手，是B 集团军群参谋长，当时的施派达尔中将。
德国国防军的防线和指挥，在盟军登陆后遭受了种种打击和经受恐惧之后，经历了7 月20 日形势讨论会上爆炸的人，起初还认为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局。人们逃命，到处满目疮痍，剩下的只有伤员的呻吟、刺鼻的黑烟和随风飘散的地图残片和纸张。有的踉踉跄跄挣扎起来，想夺窗逃生，有人赶忙跑去救护同事。首先需要急救的是勃兰特上校，他是一位众口称赞的总参谋部军官，战前是世界有名的赛马运动员，他的一条腿被炸碎了，他挣扎着，试图扶着窗子站起来，逃出这个令人胆寒的地方。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临时房屋前，个个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先挨炸的那个人，由凯特尔搀扶着，走进他那间临时小屋，他似乎没有受伤，只是他那条黑裤子从上到下撕裂了长长的一条大口子。
作者不顾党卫队哨兵的警告，再次闯进会议室，冒着随时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尽一切可能去抢求那些宝贵的文件。他只觉得一阵目眩，嗡的一声，失去知觉。作者的司机和传令兵即使在此时，也没有忘记德国军人的那种特有的忠诚在他们的帮助下，作者通过路障、双重哨卡和种种充满怀疑的盘问，终于离开“宿营地”，被送往医院。
由于大本营需要重建，因此暂时迁到附一座名叫“格利茨”的乡村别墅中，此时，大本营的人们似乎才从睡梦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谈起所发生的事情。起初人们并没有问“为什么”，更多的是出于愤慨，再次到出事地点，看一看这场由希特勒的军事“指挥”带给国防军、人民和国家的灾难。那么谁是凶手？从何而来？也许费尔吉贝尔将军说的对，他在离开第Ⅰ号宿营地时，大声对作者说：“大本营离前线这么近，怎么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是特务混进了建筑工人中？爆炸之后，再也没见到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踪影，可是人们一直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队伍中寻找凶手。时至今日，人们还仍然记得那难以忘却的场面；施陶芬贝格在“形势讨论会”开始后不久便走了进来，他托着因战争而至残的身驱——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又今人肃然起敬。凯特尔把他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以惯有的考察眼光打量了他一下，无声地表示欢迎。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习以为常地出出进进，而施陶芬贝格肯定是在爆炸之前就离开了现场。至此，人们再也没有往下想。
当瓦利蒙特于18 时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从参谋部的军官那里得知一些在此次事件背景更大范围内与此有关的传闻，使他觉得有必要到第I 号宿营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在那里他首先找到了凯特尔元帅。凯特尔情绪激动地对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并委托他立即通过电话，向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的所有司令官们通报事件的真实经过。陆军总参谋部也应以同样方式向东线说明事件经过。当作者遵照命令，在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战地木板房里，正与陆军组织处长施蒂夫少将通话的时候，约德尔突然出现了，他头上缠着绷带，凶狠的问道：“您在跟谁讲话？”瓦利蒙特赶忙一闪，才没有被他的上司夺走话筒。从此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直没有消除对自己的副手参与反希特勒阴谋的怀疑。
当天晚上约德尔专程赶到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对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作了一次讲话，要求军官们对国防军最高统帅尽到新的、崇高的义务。军官们就象士兵一样，默默地听着他演讲。与会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完全赞同这次事件，还有少数人持遣责态度，而大多数人则在内心里希望在德国陷入混乱之前，由别人接替希特勒的领导，从而最终结束这场战争。然而，这种想法无意识地与另外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