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为制定西线作战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加希特勒与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几乎每天举行的会商。如有必要，会商的结果将由他们自己，或委托国防处军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三军总司令部传达。这其中还有对所谓的“单个行动”所下达的命令，这些行动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终尽脑汁、经过多次反复而确定的，即随着西线进攻的开始，将以运输滑翔机、强击工兵和伞兵群，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迅速夺占重要的边防工事和桥梁，保证部队的快速机动。第一道命令是1939 年11 月7 日下达的，接着在尔后的两个多月内，一般每隔2 至7 大便发布一次命令，共计有30 道命令。在这些命令中，进攻时间朝令夕改，不断推延。而在此期间，“事务”工作全部落在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身上。但是，指挥参谋部也至少作出了自己本应作出的成绩，其中包括2 月2 日制定的为隐蔽德方意图的“迷惑敌人的方针”，以及1940 年2 月22 日汇编的“大事年表”它按日期、内容和伪装方法，汇集了希特勒后期所作出的历次决定。
除指挥工作外，指挥参谋部还担负了大量其他工作，其中主要是组织工作，即尽力挖掘国内的人力、物力、潜力，弥补装备与兵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为前送物资积累必要的储备。此外、还要同帝国最高当局一起，澄清和修订占领区行政管理的依据。起初，这些任务由国防处内的“组织”和“管理”两个工作小组担负，后来，指挥参谋部参谋氏为完成内容广泛的任务，在建立领率机构的通讯网和为进攻作宣传准备工作之际，又组建了两个处。除了西方攻势以外，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个月里，还发布了在海上进行贸易战的指令，它的依据无疑都是基于海军和空军的计划和建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为此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将海、空军有限的力量集中使用到最重要的目标上，然而多数情况仍未能满足空军及其总司令戈林的特殊愿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除了俯首听命、孜孜不倦地，以各种言辞和形式来表达希特勒准备发动西线攻势的意愿，却没有在这段建设时期，用更宽广的军事、政治和战略眼光来研究战争的发展趋势，从而起码能为制定一份“战争计划”提供依据。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可以举出下面这个事例作为充足的证据，即当时德国统帅部对地中海地区的完全疏忽；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西方战局在短短的6 个星期就胜利结束时。统帅部没有制定任何有关该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作任何准备工作。在战争条件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本来完全能够在其参谋长领导下，立于国防军之首，恢复它本应担负的任务。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工作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而赋予他的巨大份量，将会阻止最高统帅将指挥参谋部视为他的“办公室”’，甚至也许会对他的武断决定产生一定影响。这样一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就将高于三军总司令部，且更加巩固，就不会象已经发生的那样，由于希特勒的不断插手而被人另眼相看；参谋长和约德尔将军就必然会与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保持紧密联系。而事实上，在整个战争中都缺乏这种联系，或者从未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作为领率机构，在英国称之为“参谋长委员会”，在美国称之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它们的联合机构为“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而在德国却是个多灾多难的真空。
现在来看这一切失误似乎都难以理解。然而，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指挥参谋部也完全能够在没有希特勒同意和命令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大型任务。之所以没有如此，是因为国防处在它人力、物力有限的状况下，只能发表一些鉴定性意见，在统帅部多方阻挠下，无法成为各军种总参谋部的自愿合作者。事实上，希特勒不但没有要求过这种合作，反而将各军种总参谋部的多次提示——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倡议，弃之一边，没有一次传达给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例如，希特勒在他1939 年10 月9 日的备忘录中说，战胜法国后夺占的大西洋沿岸地段，足可以为“空军残酷轰炸英国抵抗意志的心脏”提供基地，以最终结束战争。如果这个思想在国防军统帅部于1939 年冬季正在为“围困英国”而拟制的指令中有进一步的表述，那么就很容易被发现，从而将工作停下来，对作战的前景进行认真负责的审查——尽管当时还缺乏“空战”的经验，潜艇数量也有限。但是，在那几个月里，国防军最高领导根本就没有对英国列岛实施登陆作战的想法，当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不是他的参谋部，从1939 年11 月日志中第一次得知，海军总部正在作在英国登陆的研究，他并没有对此表示赞同。12 月初，他又得知陆军总司令部也有登陆的考虑。甚至当海军总司令于1940 年5 月和6 月两次向希特勒报告其研究情况时，约德尔依然无动于衷，其最中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对登陆计划并不感兴趣。另外一个在1939 年秋尚属正确的理由，在这个时期也不尽合理了，即有人说国防军年老的军官们，还有希特勒自己，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之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线攻势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胜利。
1940 年春季，国防军最高统帅还多次有过这种想法，即争取大加称颂的“钢铁同盟”的盟友意大利，派20 至30 个师，经德国突破马奇诺防线，向朗格勒高原方向进攻。这种思想也成了当时陆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的作战课题。但是，靠联盟的力量即联合意大利来完成的大型战略任务，或者对在地中海作战的条件和前景的问题的研究，当时都一概未加考虑。当时，德国军事领导部门只是对叙利亚的魏刚的法国军队采取了认真的防范措施，以应付他可能对萨洛尼卡和罗马尼亚油田的进攻，对这一危险的估计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希特勒如同墨索里尼特别是那些罗马将军们一样，决心将地中海这一战争舞台交给意大利人单独掌握，这无疑是他拒绝指挥参谋部进攻地中海地区建议的另一个原因。
这样，俄国东方问题最迟要在1940 年春以后才能列入国防军最高领导的研究计划。1940 年3 月27 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当着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面，谈到他对“东方的形势。。不断给以极大关注”，对这句话的抵触情绪大概前者要比后者少得多。当时俄国仍坚守在波兰的分界线上，另外，希特勒对按协议向俄国提供作战物资表现出犹豫不决，这些对一个反应敏锐的军事领导来说，都是应当进行初步研究的明显征兆，而无需发出警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 年春季以前这段德国领率机构进行内部建设时期，很少将统帅部参谋部用来为准备未来作战服务。这与毛奇或施利芬时期不同，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部缺少在和平时期对超越国防以外目标的研究。希特勒以其“单个行动”取代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对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各项措施严加管束，甚至将其排斥在外——如进攻丹麦和挪威的行动，而自己包揽一切，这是一种不务正业的倾向，它不仅会给国防军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还会损害更大范围的内部联系。
与三军种的关系
如果说国防军统帅部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其核心是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在1938 年晚秋时还尚未表面化，那么到1939 年9 月27 日，当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线发动攻势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便骤然紧张起来。对于陆军来讲，已不是单纯地抵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人憎恶的“作战上的干预”，对于这一点，陆军早己从约德尔以往的活动中领教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将陆军首脑完全撇在一边，擅自决断；而且，除了定下进攻决心外，还亲自为作战指挥制定方针，规定“何时”和“如何”行动。这意味着，国防军最高统帅已着手接管陆军的指挥了。如果希特勒能把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这股国防军中最强大的指挥力量拉到自己一边，同时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排挤出这种指挥领域，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处于建设时期的德国大本营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时又以陆军总参谋部取代了指挥参谋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干预所带来的结果，与他期望的截然相反。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巩固他在军事领域里的独裁，以“对下绝对专制”来替代陆军总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将来依然如此——在军事专业上的、认真负责的咨询，摆脱陆军总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为了尽快和稳妥地实现这一目的，为了将陆军总参谋部排挤到——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仅是他的决心和命令的执行机构的位置，同时为了竭力利用这部得到他赞许但又无法代替的下达命令的机器，希特勒想在未来作战中，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小参谋部安排在自己身边，从距离人手约束他们的行动。这样，陆军总司令部到1939 年秋季面临着一种冯·弗里奇大将曾经发出警告的形势，弗里奇男爵在过去围绕领率机构体制的争论中，曾以警告的语言指出：“人们休想要求一位陆军总司令根据别人的方案去夺取胜利。”但是，事态发展的结果还是形成了一种元首与总参谋部那样的关系。在以后的年月里，希特勒不厌其烦地以他当年任土官时，与其8 个人的“班”的关系来比喻今天这种关系。
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没有参与最高统帅下定西进的决心。但是，由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所以他们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关系，再次陷入苏台德危机时期那样的对立状态——尽管程度不同。凯特尔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为面前不是没有压抑感，但他仍是对陆军首脑好言相劝，在独裁者的要求下无把握的担保——一厢情愿地从中斡旋。约德尔却恰恰相反，他将这一事态的发展，视为是朝他所主张的小型陆军总参谋部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丝毫也没有考虑划分职责界限的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机会打入陆军的领导。贝克曾警告过，严防“暗处的和不负责任的影响”；而今，陆军却为这种影响打开放便之门。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并不是轻易地屈从于最高指挥的要求。在他们两者之间，再次出现了对方向问题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专制权势，相信能够迫使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们的要求；另一方，没有被政变所吓倒，主张应自觉为普鲁士德国军人的财富免遭厄运而尽力。1938 年秋当危机达到高峰时，布劳希奇曾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发誓”，他要忠于职守，而现在他却将以往的豪言壮语抛在脑后，不敢起来反抗希特勒的西进决定。这样，陆军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还必须违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设想来拟制作战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司令部起初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仅对希特勒的意愿表示支持。后来，陆军总司令在西线部队高级指挥官们的一致支持下，终于在1939 年11 月5 日，这个下达最终进攻命令的第一个规定日期，采取行动，提出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和迄今的战争计划的观点，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断了陆军总司令的报告。在戏剧性的11 月23 日，气氛依然十分紧张，希特勒在空、海两军种将军代表面前，指摘陆军全体将军们是掣肘于他的优柔寡断之徒，并拒绝了布劳希奇会后提出的退职申请。尽管如此，大约从1939年岁末开始，陆军总司令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愿意符合希特勒意愿的倾向，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和，这样将凶线攻势的发起时间推至1940 年存季就有了客观基础。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重国防军统帅部，轻陆军总司令部的状况，而且，不久就带来灾难性后果，使陆军受害非浅。
在这里，似应再次强调指出，战后敌、友广为传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把在国防军和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在大本营建设时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对希特勒及其作战指挥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锐冲突，也归咎于冲突双方的全体军官。
具有独立思想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们存有很多误解了赖歇瑙大将。起初，他心甘情愿地与民族社会主义为伍，使得他在1938 年1 月和2月危机中，几乎成了弗里奇大将的接班人。对此不仅希特勒竭力反对，就连凯特尔和约德尔都认为他是陆军老军官团中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早在波兰战局前，赖歇踏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就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并公然反对希特勒在1939 年秋季在西线发动攻势从而扩大战争的企图。两年后，由于情况的逆转直下，希特勒于1941 年12 月拒绝了赖歇刷作布劳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议，并说：“他对我来说过于政治化了；猫总是要捉老鼠的”。
海军和空军在那几个月里，在关于西线的问题上没有提出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陆军实施的作战行动和指挥上，空、海军总司令也懂得尽力避开希特勒的影响和干涉，或者在发生意见分歧时，竭力贯彻自己的意图。希特勒由于在空、海军问题上的知识贫乏，所以对戈林和雷德尔十分尊重，至使约德尔在他们面前也退避三舍。海军和空军由于在专业和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与陆军相比，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除个别事件外，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与空军的关系是由于空军的力量不断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绝出兵，导致希特勒介入以后，才变得紧张的。
直至战争后期，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对海、空军总司令有特殊照顾。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他们按照希特勒偶尔所作的口头报告行事就足够了，自己保持有较大的独立。他们对希特勒周围的一群军事幕僚敬而远之，他们也常常目睹陆军首脑在总理府受刁难的窘态。在雷德尔自己的与希特勒谈话记录中，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三者。戈林几乎总是“下不违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报告时间以外，他还可以经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门。而他对战争的影响很少是有根有据的，这就足以使第三帝国的这两个巨头的诡秘举止，多次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遇有机会，戈林便派他的总参谋长，越过约德尔，直接去见希特勒。海军和空军总司令采取的这种作法，常常在海战和空战领域产生弊端。希特勒在海、空战方面所作的有关决定，也没有一次通知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希特勒和他周围的将军们，对陆军总司令、对本军种的责任感，有意采取蔑视态度——除非陆军对战争全局具有关键作用之时。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到希特勒那里去作口头汇报，一般都是应召而去，而且在大本营建设时期的数月里，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次。甚至连希特勒举行的为决定进攻开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气形势报告会，直到1939 年12 月初以前还没有陆军代表参加。这种矜持态度，早在波兰战局中，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就曾采取过，这在“措森精神”与希特勒的个性对立情况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特别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尽管在其高级军事职位上，表现得能力超群，举止高雅，但与希特勒的会见，对他来说，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