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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凯特尔和约德尔分头与陆军总司令部里的新任军官们保持口头联系，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潜在的紧张有增无减：统帅部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保持联系，约德尔则与陆军作战处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格赖芬贝格保持联系。当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需要向陆军总参谋邻传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强行让他们接受时，多次被召来总理府的是冯。格赖芬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总参谋部中校豪辛格。据当时8、9 个月的日志记载，约德尔与哈尔德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同样，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仅同哈尔德的第一助手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进行过一次工作会晤。凯特尔和哈尔德之间也进行过一次谈话，并达成谅解。
不久，这种工作会晤少、更多是应召来总理府的现象——这是效仿，1938年春季进军奥地利前的作法——还逐渐变成与受宠的陆军将军们进行个别磋商。譬如，希特勒与当时的第16 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曾讨论组建一个特种突杰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线；凯特尔也为此向占德里安将军面授机宜。几个月以后，即在准备进攻丹麦和挪威之时，约德尔甚至将陆军高级职位的任命视为己任——这使国防军统帅部将干预陆军指挥领域全然成了习惯。
当时和后来德国大本营颁发的重要书面意见即“国防军统帅部指令”，大致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具有较强的战略性质，在这类指令中，大部分是将希特勒的决定作为尔后的作战方针下达的，第6 号指令；另一部分是陆军总参谋部的“思想财富”。是指导某次战局的，譬如第8 号指令，或者是在夺取某一地段后为尔后作战拟制，并以国防军统帅部的名义下达的命令。这两部分文件要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亲自起草的，要么由国防处提供必要的数据。而后者是经常性的。
以类似方式完成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对个别战局所下达的“特别指令”在拟制这些指令过程中，往往要克服许多特殊困难，因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由希特勒亲自来定，而无数其他决定，如边界和消息的封锁、货币兑换率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均需有帝国最高民事当局的合作，但这些又因保密缘故，不能及时加以解决。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希特勒并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允许国防军统帅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权威，因此，统帅部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与盟国的关系
在波兰战局和法国战局之间的数月里，德国在军事上处于孤立的境地。意大利这个德国未来唯一的盟国，在战争一开始就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参战与不参战之间摇摆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视了自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到1940 年1 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约德尔将军转呈的国防处的意见。该意见认为，鉴于未来对作战物资的大量要求，意大利的参战不会给德国带来多大利益。如果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组织上与意大利进行联合作战。然而，希特勒对“与领袖（指墨索里尼）的会谈，喜形于色，十分满足”——似乎意大利不久即将参战。1940 年3 月19 日他自会谈返回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如此，希特勒为了迷惑朋友和敌人，与墨索里尼的第一次会晤中，仍向对方展示了一份远远夸大的“己方兵力区分图”，这就是德、意双方即将合作的唯一基础。在一阵欢欣鼓舞之后，德国逐渐冷静下来。双方商定，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保持进一步接触，就战略方面互相通报各自的依据和目的。德国方面对此事犹豫不决。这一心理状态在几天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所写的日记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元首在报告中讲到了，我们如何在与意大利总参谋部会谈中取得领先地位。首先，通过驻罗马大使馆弄清，他们准备通过什么途径，来减轻我们的负担，然后，才有可能谈渡过莱茵河上游实施作战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的牌亮出以后，才能考虑双方总参谋部的会谈”
由于意大利的军事首脑们一直反对他们的国家参战，更谈不上与德国国防军的紧密合作。因此，根本不会作任何思想准备工作，因此，双方不可能组成联合参谋部，共同指挥这场同盟战争。
在“轴心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整个时期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里尼周围的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愿提前透露他的作战计划；而意大利人考虑的是，首先进行一场“平行战争”，尔后，在德国进行的战争中，成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希特勒不愿意对意大利施加更大的影响，因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伤害意大利领袖的事情，也没有导致损害“轴心”最宝贵的链节，即两国元首间的相互信任的因素。后来的观察证实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推测，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于，靠这种方法竭力维护墨索里尼这位“轴心”政策在意大利的真正执行者，在意大利人民、军官团和王室面前的威望。
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根据三国条约，于1942 年1 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它给人以假象，似乎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效仿西方同盟国的“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成立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际，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离了它原来的目标——起码从希特勒方面来说是如此。如果军事委员会中的德国成员。连自己本国的作战计划都知之甚少，那就谈不上对作战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研究，军事委员会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仍是为希特勒自己设置的，他打算以此来取代联合参谋部的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家首脑的偶尔会晤、文件往来，成了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最基本的手段。三军驻意大利武官被任命为为军事委员会中的“联络将宫”，但只在需要时，才命令他们参加工作。德国步兵上将冯·林特伦是“驻意大利大本营的德国将官”’，驻地安排在罗马的意大利大本营附近，能够每天参加那里的形势讨论会，但他很少到会；意大利长驻柏林的代表，也同样很少在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里露面。
第三章特别行动：占领丹麦—挪威
1940 年春季，德国大本营的建设工作尚未就绪，德军便占领了丹麦和挪威。它从诸多方面反映出德国在战争期间所实施的特别行动的特点。这一点，前文已经作了简要阐述，它主要表现在：
希特勒对于海军总司令向他提出的德军主要应采取守势的观点，起初是犹犹豫豫地采纳了；尔后，又顽固坚持，其程度远远胜过他的倡议者。同时，将原来的纯军事和受战争制约的根据，置于他自己的世界政治和进攻目标之下；
在此次战局中，希特勒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作战处，排斥在陆军兵团的备战和指挥工作之外，仅依靠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其他他自己指定的机构，第一次亲自担负起陆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任务；
在他尚未将大本营全部组建完毕之前，就已经以一种违背迄今一切准则的指挥体制，将大本营的组织基础破坏殆尽；
此次战局带来的危机，已经将在性格和军事能力上的缺陷表露无遗，给以后的指挥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1938 年12 月12 日，海军大将雷德尔，结合前不久刚刚爆发的俄芬冬季战争，提醒希特勒注意英国占领挪威可能给德国的作战和军事经济带来的危险。他不仅把这看成是他的权力，而且是海军总司令的应尽义务。他不知道，此时他所作的与温斯顿·丘吉尔不谋而合：这位英国海军大臣此时正急于占领挪威重要港口，其中包括纳尔维克和卑尔根，企图以此和其他手段控制挪威的海岸线。如果在这种论据十分充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沉默，那么对雷德尔来说，将意味着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央职。至于由这种观点得出什么结论，只能留待国家元首根据政治和战争之间的关系作出定夺。
希特勒选择了军事道路。在1939 年在总理府举行的12 月大会上，——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座，经过一番讨论，首先提出问题和任务。对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两个方案：如果我们宣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必须以武力站住脚跟，我们要作此什么？国防军统帅部应拟定方案”。
这里，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希特勒只满足于他作为最高统所应尽的义务，即将有关军事部门召来，从各种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作战中的新问题。可是我们再看一看约德尔下面这句话，刚刚那种假象就会被彻底揭穿，他写道：“同时就应支持前国防大臣”。这里指的是吉斯林，他并不是受挪威政府的委托而是作为挪威政府的敌人来到柏林的。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日记中的这后一句活，对于吉斯林来说，是一语双关。然而，希特勒却公然宣称，吉斯林会“有求于我们”，并认为他是“我们必须以武力站住脚跟”这一方案中的重要的中间人。
希特勒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着。他原来的军事动机，随着1940 年3 月12 日俄国和芬兰冬季战争地迅速结束，失去了它的紧迫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他最原始的政治思想愿望。然而“阿尔特马克”事件又使他竭全力为占领挪威寻找理由。1940 年3 月10 日，当约德尔第一次获悉俄芬战争停战的消息后，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军事形势已被打乱，因为两国一旦媾和，我们准备采取行动的动机。。就会站不住脚”。两天后，他更露骨地写道：“芬俄媾和，剥夺了英国，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占领挪威的政治依据”。
对于这件事，国防处长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经过自己独立思考之后，在这些天里向他的上司递呈了一份书面的“形势判断”，从各个不同角度充分阐述了他认为目前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大可不必的观点。同时，他还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德国即将发动的西方攻势，必将把英、法的全部兵力吸到该线，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无需考虑英国进攻挪威的问题。约德尔的观点却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由于德国在发起西方战局时，将要破坏比荷卢三国的中立，英国将会“立即占领纳尔纵克”。然而，他在3 月13 日的日记里，却完全抛弃了他以前的论点，他写道：“元首还没有下达进行维悉河演习——此次作战行动的代号——的命令他还在寻找藉口”。
3 月1 日，希特勒签署了占领丹麦和挪威的“指令”，促使他下定这一决心的主要动力可以从他下面的言行中找到说明。4 月9 日傍晚，即开始行动的第一天，希特勒对“帝国领袖”罗森贝格说：“1866 年出现了俾斯麦帝国，今天，将要出现大日耳曼帝国！”在这种思想里隐藏着一种特殊的期望，即扩展海、空军基地以对付英国，从长远考虑，即从狭窄的德国海湾中解放出来，为确立帝国的海上优势地位创造条件。
在大本营里能够发挥巨大影响的海军总司令。为了表示他对英国侵犯斯堪的纳维亚的担忧，徒劳地强调维护挪威中立的好处，以阻止事态的发展。担负此次行动的陆军部队司令法尔肯霍尔斯特将军提出，在军事占领前，应采取“外交行动”，争取在时间上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以尽量避免付诸武力。他的这一建议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对抱有与法尔肯霍尔斯特相同思想的些担任要职的下级军官，约德尔也以同样方式打发了他们，就象以前打发国防处长一样。约德尔在3 月28 日日记里写道：“某些海军军官在威悉河演习问题上表现得滑稽可笑，看样子要使用灭火器了。法尔肯霍尔斯特的三位参谋长的想法怎么样。”
这些充满希特勒本性和意志的语言，是“总理府精神”的一种强烈象征，它意味着“审慎”在“冒险”中是怯懦的表现。同时，也典型地表现出当时大本营存在的那些基本的、从未克服的缺点，即人们相信无需掌握部队及其指挥宫们的脉搏，就可以发号施令——甚至具体到细枝末节，——就可“指挥”军队。
众所周知，同盟国也已经决定占领挪威，并几乎与德国同时即4 月7 日，开始向挪威港口运送部队。但人们很少知道，英国原来借以采取行动的所谓防御和战争经济的理由，个久便被否决，认为是超越了界限。在德国西线攻势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战时内阁于1940 年5 月24 日从挪威的纳尔维克地区撤出最后一批，也是最重要的一批盟军部队。到1940 年6 月10 日，英军全部从挪威撤出。德军未受任何攻击便占领了挪威和丹麦，直至1945 年5 月停战，其全部兵力一直驻扎在那里。
在挪威战局中出现的第二个奇怪现象。是违反一切常规和准则的命令体制。
需要三军强大部队实施准确协同的“联合作战”，恰恰要求有一个联合司令部，并根据当初组建指挥参谋部时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然而，约德尔将军也许不会忘记，1937 年秋季举行国防军演习期间，由于他的指挥参谋部力单势薄，国防军统帅部不得不只赋予他下达一般指示的任务，把组织演习的大大小小工作都委托给陆军总司令部。此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体制几乎没有扩大，因此对约德尔来说，在这战争的严重关头，他不得不选择两年前在军事演习中那样的出路。由于受这种旧事的束缚，以及受一种认为挪威行动的重担应由空军担负的意见的影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首先想到是，根据统帅部的指示，将挪威作战行动的组织和指挥转交给空军总司令部。按照这个逻辑，约德尔便违反常规地将希特勒12 月13 日的命令转给了国防处中空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施佩克·冯·施特恩堡上尉。命令中写道：“应探讨以最小型的参谋部占领挪威的方法。”数天后，约德尔在与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谈论“挪威事宜”时，他的中心一句话是：“挪威问题应怎样进一步处理？”似乎就在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了这次谈话之后，希特勒第一次出面进行干涉，并指出，“挪威方案不能放手”。这样，此项任务又回到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手里。
12 月底，国防处将加工后的第一份草案呈报给希特勒，不久，希特勒——可能是偷偷地——将草案转给了三军总司令部。其中有一条虽是新的、但改动不甚大的建议，要求组建一个由空军总司令领导的指挥部，继续筹划。希特勒对组织形式一贯弃新厌旧，贪婪地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必须为占领挪威成立一个特别司令部。但是他再次拒绝在空军组建；他指示应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特别司令部”。希特勒还拒绝这个“特别司令部”由一名空军军官领导的建议，而是由三军各派一名”组成，由统帅部参谋长领导。戈林对这一规定一直表示反对，但未获任何结果。
促使希特勒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可以从1 月27 日的命令中找到答案。命令说：北方行动草案，应在“他个人直接影响下，并紧密结合作战全局进行拟制”。这就是说——事态的发展也表明，希特勒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