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他们会有共同语言。
命运向他微笑了。
这时的苏洵和从前完全判若两人，年轻时的跳脱浮燥，变得深沉寡言，当时满腹的应试文体，换作了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见解以及解决的办法。
他成了一位大儒。所谓大儒，不仅要精通百典，更要自成一家，向内可以自省己身，向外可以为天下排忧解难。以这样的见识和胸怀所写出来的文章，才是自孔子始，至韩愈兴的中华儒家的正宗体系。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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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思量，会发现苏洵的人生，就像宋朝的国运一样，是偶然还是必然呢？透着出那么多的巧合，让人掩卷深思，摇头苦笑。
比如他的人生曙光。
在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前后，苏洵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都己经写成。但是地处边疆，无人问津，眼看着要老死乡里，默默无闻终生。别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突然间刀兵四起，烽火连连。
侬智高叛变了。之后整个南方都传颂着鬼面元帅狄青的威名，一战成功，飞越天险，他的名字一直到南宋都让人怀念。打住，请问有谁能把这样的大事和一个眉山地区的乡巴佬联系起来呢？
事情就是这么的奇妙，这居然是苏洵的春天。侬智高逃到了大理，之后都有个传言，他会再打回来，其突破口就是与大理邻近的四川。
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可以杀人，更能轰动天下。最后连开封城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除了从陕西调重兵向四川集结外，还派去了一位能人，前三司使张方平。
张方平，字安道，河南人。这个人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却不是进士出身，要说学问从哪儿来，比苏洵可强了好多。据说两宋文人大排名，如果以聪明强记为标准，他名列第二。只比苏洵的那个儿子，不出世的大天才苏轼稍逊一点点。
他能一目十行，过目不忘。曾经向人借“三史”，10天即归还，里边的每一句话都能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这么强，也是迫不得己。他家太穷了，生活都成问题，想读书只能去借，现实逼得他必须又快又牢地记住。
简短地讲，张方平把四川的局势稳住，军政两手抓之后，还重视文化，是他发掘出了苏洵，并且替苏洵铺设了一条通往帝都开封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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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方平给欧阳修写了封信。这封信非同小可，据考证这是张与欧阳间仅有的几封信之一，他们俩人本是冤家死对头。
张方平当年是吕夷简的亲信，欧阳修是范仲淹的“朋党”，几十年间斗得手段用尽，你死我活，但是只要回归到文学上，他们就又变成了谦谦君子，古道热肠。这一点是后来的神宗、哲宗、徽宗年间的文臣们所不能比的。
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他们都是君子。
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来到了京城。这是他第三次进京了，此番不比往常，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在短时间内，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名臣都建立了联系。比如欧阳修、余靖、田况、文彦博、韩琦、富弼等等人，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
无一例外的，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却对他的人微笑不语。
苏洵很纳闷，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回头细想，他来京城是有目的，儒家是入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看到了现实中宋朝的各种问题，想要为天下人实实在在地做些事，这些想法，甚至解决的办法都在文章里，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
那么为什么朝廷里的名人们不理他呢？
这就是他的命运，他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早15年的话，那时与西夏开战，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有用的想法就都会采纳，他那时出现，不难搏取功名；可是15年之后，不说现在皇帝都在病中，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己经有明文规定，不许越级提拔人才，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
人人都在体制内，您得是什么样的圣贤，才让给您个例外？
何况他的具体做法也太彪悍了些。比如给韩琦的信里，他要求韩琦大开杀戒，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军心士气立即就振作了。方法对不对，对，狄青就这么做的。可那是临敌，现在还是和平时期。并且今日之韩琦，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
杀人？韩琦高洁得像天空中飞翔的羽翼，凝炼得像雪山之巅的冰雪，再也不做那些粗活儿了。
再比如给富弼的信，他开口就是指责，从庆历年间说起，直到这次上任毫无建树，一点情面都没留，怎么狠怎么讲，一点没给当朝宰相留面子。
是不是失心疯了？不，之所以这样做，是孟子教他的。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063）
（2009…09…12 17：24：52）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这是孟子一生的行动准则，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到梁惠王时，除了言语不逊之外，转身就能说出：“……望之不似人君。”的话。
看你就不像个当皇上的料。
可以说是胆大妄为，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更可以说，他违背了儒家的最高宗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下尊卑有序，不管他是不是圣人，绝对没有这样藐视上级的道理。
可他就是做了，说句到家话，这也是迫不得以。战国时，以及后来所有的战乱时期，只有用这样的手段，才能让当权者信服。例子就是诸葛亮怎样说服孙权的。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苏洵这个人，在学问上的巨大缺陷了。他是大儒不假，文章写得超迈古人，独步当时更是真的。但有一点，他这个大儒，准确归纳，是先秦时代的大儒。他自学成材，一直闷在蜀川之中冥思苦想，把先秦时代最高层的思想都研究透彻了，可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离得就更远了。其结果，很像一个落寞武士的自白。
那位武士输给一个人后，用十年光阴闭门寻找对手的缺陷。十年后终于豁然开朗，自信可以击败对手。可是转念一想，又沮丧得要死。明白自己和对方的差距比当年更远了。
他找到的是对手十年前的破绽，这十年来对手没有进步吗？可他自己的进境却仍然是十年前！
苏洵就是这样，用先秦时的理论、做派在千余年后的宋朝实践，其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还一片茫然，给整个权力层留下恶劣的印象都不自知。说句难听的话，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们运气超好，正好这届科考是欧阳修主管的话，父子三人灰溜溜回川都是可能的！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当年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时，难道就得到了什么好果子吃吗？儒家学说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弥补的大缺陷，在初创者时代就没有完善过。研究历史，就是要正视当年发生的事，像寻病根一样，找到问题所在，好在现实中避免，这才是历史学问的存在理由。
而不是变成追念古代辉煌，让现代人活在梦里，来缓和眼前不如意心态的故事书。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064）
（2009…09…12 17：27：02）
说到这里，索性多说几句题外话。关于大儒这个词，对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到底需不需要他们。
首先，作为百家学说，或者人类文明的起源，儒家的存在，绝对是划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这个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根基。这是积极的，了不起的。
但是有一点，儒家学说里有个大缺陷直到今天也没法自圆其说。比如它是入世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如军事，或者经济。这就出事了，现在我们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现实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 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得创新，得研究才能出现。就好比新病毒和新疫苗的关系。
但是在儒家学说的统治下，解决的办法不在现实中研究，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这就是大家看中国的各种古代文献时，动不动开头就是“古人云”的出现原因。什么事都要看古人老神宗是怎么解决的，然后我们大家照搬就是。
这样行得通吗？！
这就是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了解到这一点，就会清楚，作为时代进步的要求，大儒早就是废物了。不光是进入21世纪，就算在千余年前的北宋时期，苏洵都碰到了死对头，那就是后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大臣王安石。
王安石这时奉旨回京，做群牧判官，负责全国各地养马的事情。他们在欧阳修的家里见过，初见面就互相看着不顺眼，两人都是一样的倔脾气，一样的持材傲物，碰巧更是一样的自学成材。这样理想的冤家对头你说还能去哪里再找呢？
老苏和王安石成仇，连带着大苏和小苏后来也和王相公长久不和。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说过了大儒，下面进入科考正题，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科考终于开始了。那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辉煌璀璨的宋代文化的人，苏轼苏子瞻，终于横空出世。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065）
（2009…09…14 17：25：57）
关于苏轼的才华，在中国己经是一个神话。他的名字，都被称为“坡仙”。当然，那是在他叫苏东坡之后的事了。
东坡，这两个字一点都不美妙，是他个人的一次惨痛记忆。不过也正是自那以后，他的文采、书画才超凡入圣，达到了有宋一代，才子第一的程度。
至于他的才华是怎么来的，每个时代的教育家都会强调，跟李白一样，“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也不管人家李白是不是愿意，就下这样的定义。苏轼就很坦诚，他成年之后曾经交过一次底。说“书到今生读己迟。”
做事要有天赋，他的学问是从前生带来的。
传说他的妈妈，程氏夫人生他的时候，曾经梦到了一个俊俏的和尚，向她顽皮地眨着眼微笑。妈妈，我做你的儿子好吗？苏轼由此而诞生，这也是他后来一生中都喜欢与和尚为伍的一大原因吧。稍微长大，他的父亲把他和弟弟苏辙送进了眉山当地的一座道观里，跟道士张易简读书，主要学的是声律。
这是个关键点，是苏轼的造化，更是中国人的幸运。就是声律学的重要。它对苏家人的影响，可以说，成也声律，败也声律。
声律，就是作诗赋词的技术。一个读书人，怎么能不会作诗呢？但就是这样的尴尬，老苏就倒在了这上面。他什么都强，就是不会作诗。每次科考都是勉勉强强地凑数交上去，其结果自然是被考官扔进废纸篓。苏轼就不同，他的声律功力睥睨千古，傲视当代，让宋词只要流传一天，就永远会有人记得眉山苏氏。
这就从苏洵有自知之明，把儿子送给别人来启蒙有关。不然苏轼和苏辙就又是两位大儒，而不是坡仙与宰相了。不过不管是什么，他们都得先跟着同学们一起迈进贡院的大门，吃几天考生饭再说。
要说科考，在大家的印象里，估计就是在一座像省级监狱的高墙之内，排列着像一排排进口猪舍一样的低矮小房间，没有窗户，没有大门，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唯一的出口就是标准的铁栅栏，走进来就上锁，每天只会递进来些吃的喝的。
除此之外，严防烟火，因为就算有火灾地震了，这道铁门都得到交卷时才能开！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066）
（2009…09…14 17：27：32）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在宋代比较特殊的就是时间和一些制度。
比如说主考官欧阳修就得在贡院里至少呆上50天之久。至于为什么，请看他的工作量。他得出题，还要阅卷。每届至少一两千名的考生，每个考生都有声律、墨义等各种答卷，都得由专人抄写，让字迹不可辨认，光这一项工作，得多少个工时才能完成？
所以说考试嘛，不仅是考学生，更是折腾老师。而折腾，就更是宋代科考的一大特色。
印象里考生们不许走动，只能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一直憋着写字，直到交卷。宋代不这样，比如某考生在答卷时有疑问，不光是对题目的疑问，就算自己的学识哪处叫不准了，都可以去请教主考官。这叫做“扣帘”。
欧阳修在这一届里就被扣了，扣得他瞠目结舌，终身难忘。
那时是黄昏，欧阳修己是半百的人了，一介书生，既是近视眼，更有糖尿病（史书记载），累得实在懒得动弹，可一考生“扣”过来了。
——学生打算在文章中引用尧舜的典故，但不知尧舜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请先生指教。
轰的一声周围彻底笑场，欧阳修目瞪口呆。这就是宋朝这一届科考之前，通过乡试的学子们的功夫！更绝的是，都这样了，那个考生还在帘外毕恭毕敬地等着。
欧阳修想了想，很正经地回答——这个……嗯，是有点难度，我看你还是别用了吧。
到了阅卷的时候，乐子就更多。比如说某位考生的大作里就有这样的词句——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想必大家都能理解几分，可是有必要在说事论理的文章里，玩这样的词句游戏吗？欧阳修这次存心寻这人的开心，给了6个字的评语。
——秀才刺，试官刷。
然后用大红朱笔从头到尾像刷墙似的抹了个全红，有个名目叫“红勒帛”，再批上“大紕缪”三个字，贴到外面的大墙示众，以儆效尤。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067）
（2009…09…15 17：26：04）
朋友们大家好，觉得下午写得很不好，晚上重新改了下，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会好些？
以此类推，欧阳修砍掉了绝大多数的“优秀”考生，也把人都得罪了。三年才有一次科考，大家都是按照老规矩，老要求来复习的，你凭什么这样难为人啊？！
考生们想不通，发榜之日在大街上就把欧阳修给拦住了，那情形就像农民工找黑心工头要债一样，污言秽语，推搡叫骂，要不是当天遇上了巡街的禁军，大才子欧阳修就得进医院。就这样，他回家后，院子里还被扔进了一大堆一大堆的问候纸条。
这时候苏氏兄弟己经在繁华的东京街头游玩闲走了。他们是幸运的，比他们的父亲幸运太多了。苏洵之所以总是落榜，除了声律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文章的底蕴和之前科考的标准严重不合拍。而作为他教出来的两个儿子，如果还是遇上之前的考官们，想想结果是怎样的？
父子三人把家还，六行长泪落涟涟，一个字，惨；两个字，非常惨！
这就是这届科考的重要性和幸运点了。没有欧阳修，就没有三苏名扬天下；而三苏不来，欧阳修也没法妆点起文学盛世的门面，他要改变天下学子的文风，就更是一句笑谈了。简单地讲，公元1057年的正月，是三苏的幸运月，苏轼、苏辙都顺利通过了礼部试，就等着殿试时大显身手了。闲来无事，初到帝都，想想人世间最繁华的东京汴梁城就在房门的外面，能想像20出头的青年会闷在房里，一动不动吗？
苏洵与苏辙很可能一静到底，苏轼却一定会悄悄地溜出去，把开封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走遍，看清这举世无双的繁华盛景。
首先是回忆，他从西南方的四川来，正好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都城的精华。即东京城外城13个城门（包括水门）中的正南方“南薰门”到内城，即皇城的“宣德门”这条御街。
进城之前，他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宽约120尺，植满垂柳的护城河，以及那条蜿蜒曲折，像一条游龙一样凹凸不平，不规则地建在护城河岸边的外城城墙。这道城墙很怪，让人看着高深莫测，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不够平整漂亮。
包括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他把这道城墙给拆了，重新砌了一道整齐的方矩型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