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 第16部分

　　　　敌人的坦克出动了，紧随其后的是密集的突击士兵。士兵头上的钢盔犹如瓜地里的西瓜；波浪似的滚动着，在残雪中泛出暗绿色的寒光。夹在队伍中的各级指挥官，都在不时地挥动手臂，鼓励和催促他们的士兵前进。他们没有遭到阻击，他们坚信自己炮火的威力，他们感到胜利了。

　　　　可是当他们刚踏入那满目疮痍的村落时，我军将士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有的利用地形猛烈射击，有的毫不畏惧地朝坦克扑去。15师3营唯一的火箭筒手陈凤祥趴在墙头后沉着应战；一发炮弹就将头辆坦克击毁。这时一发炮弹飞过来；院墙倒塌；陈凤祥被埋住半截身子；头和腿都负了伤。他挣扎地爬起来；抓过被炸断腿的火箭筒；又将一辆坦克炸毁；他也昏了过去。

　　　　没有火箭筒；爆破组上。战士李润太、朴宪吉甩出两枚手榴弹；冲上去爬上坦克。那坦克炮塔猛的一转；将他们甩了下来。阵地上的人看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连长正要命令第二爆破组上；只见李润太一个飞身又翻了上去；奋力揭开顶盖；塞进一颗手榴弹。

　　　　坦克一辆接一辆被炸毁，随坦克冲击的步兵群在我军旋风般的火力下，像受惊的羊群，惊惶失措，争先恐后地往回跑……

　　　　第二次进攻开始了，敌人两个军以步兵团为单位，采取集团冲锋，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许多地段不惜伤亡，反复冲击五六次，以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程度，双方均付出巨大伤亡。

　　　　敌人多次进攻失败，使我军遭到更猛烈的炮火报复，五纵的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密集的坦克在我军阵地上横冲直撞，阵地多处被突破。蝗虫般的敌群在军官的驱赶下，向我军最后的防线涌来。尽管我军轻重机枪构成一道道密集的火网，一部分敌人还是疯狂吼叫着冲了上来，有的敌人甚至冲到吴瑞林纵队指挥所一箭之遥的地方。

　　　　打得最激烈、也是最残酷的是39团。没找到七间房；却遇到了攻不动的“财主大院”。敌人看我军孤军深入；想吃掉我们，向我猛扑过来。我军用28挺轻重机枪断后；把敌人放到100米以内突然开火；子弹扫过去像刮风似的。两辆坦克不知死活往前冲；被爆破筒炸毁了。

　　　　11点左右；敌一个师兵力分三路向39团阵地扑来。一路是从北平开出来的两辆装甲列车；车厢在前；车头在后；推着30来节车皮，车厢是装甲的；两侧有射孔；车顶上还堆着沙袋；伸出枪口、炮口；沿着铁路；冲向丰台。

　　　　我军顽强抵抗；机枪子弹打在车上却像手指头弹脑门似的毫无作用。装甲列车一路轰击扫射；向前、后、左、右倾泻着火力。一下把三营的防线撕开、隔断了。另外两路敌人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一路从38团与三营结合部突破；一路从7连、8连之间锲入；将7连包围了。

　　　　7连9班被围在一个土窑上；班长姜新良带着8个战士；打退了敌人约一个营的7次进攻。

　　　　7连长阎春宝驳壳枪子弹打光了；敌人已冲到面前；来不及换弹匣；抓起包炸药就往上冲。通信员见了；一把夺下；拉开导火索冲了上去。

　　　　8连长魏修堤也抱着炸药包和战士一起炸毁了两辆装甲车。连连长都抱着炸药包炸坦克，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天黑时；从8连方向突入一股敌人；摸到三营营部的院子里。正在3营指挥战斗的副团长杨针见状；抄起卡宾枪喊了声“跟我冲”；便猛扑上去。几个敌人刚进大门；他一梭子扫过去；跟在后面的政治处主任、营长、教导员、医生、警卫员；用手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通猛砸；把这股敌人顶了回去。

　　　　15日晚；打得最惨烈的是一连。一连坚守观音堂及以西一带；身后就是团指挥所。敌人两个营不到1小时；发起6次冲锋；阵地不断被突破。

　　　　吴瑞林果断指挥纵队炮兵对敌进行火力拦阻，同时命令部队沉着应战，迅速歼灭突入阵地的敌人。我军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枪炮声稀疏了，呐喊声、枪刺的搏击声清晰入耳。

　　　　在1连指挥战斗的副营长负伤了；连长、指导员负伤了、正副排长负伤了。一条胳膊被炸断的指导员邱正亚；战场上几次宣布立功受奖的就有30多人；生前死后入党的20多人。

副连长于新球带个班；守个地主大院；死战不退。于新球3次负伤；2次重伤；最后牺牲。光是打进大院没爆炸的88式掷弹筒炮弹就有30多发。

　　　　后面的敌人被阵地上的肉搏吓呆了，敌营开始动摇，我军一鼓作气，又将敌人推了回去……

　　　　广安门外：

　　　　一处地图上找不到的无名村落。村子虽小，但却一头通丰台镇，一头连南苑机场，位置实在太重要了。

　　　　五纵13师37团一营一连坚守在这里。此时整个村落已被炮火轰得千疮百孔，一片废墟，到处布满了尸体的残肢碎片，是敌人的？还是烈士的？谁也无法分清楚。

　　　　也不知道打退了敌人一个团多少次进攻了，在头三个小时的激战中，所有的连级干部和两个排的战士全部阵亡。阵地多次被突破，又被我夺回，剩下不多的战士均全部负伤。副指导员在牺牲前，将阵地交给了头部负伤的一排长。一排长组织仅存下来的同志还未来得及隐蔽，无数炮弹便铺天盖地地飞来，疾风暴雨一般，整个阵地被浓烟垄罩。

　　　　阵地上又出现了横冲直撞的坦克，一排长组织两次出击均失利，8名突击战士全部被坦克射中。危急之中，一排长命令集中火力射击坦克后面的步兵，自己用毛巾裹住四枚手榴弹，猛地窜出壕沟，时而匍匐，时而翻滚，向坦克扑去……

　　　　在这场血肉和钢铁的搏斗中，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有的连队生还人员所剩无几，重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因无法下撤，全被敌人的炮火和坦克碾碎，整个阵地到处是一摊摊黑红色的鲜血……惨不忍睹。但是，阵地上一面鲜红的旗帜，仍在冬日的寒风中猎猎飘扬。

　　　　铁路线上同埠、孟咸、沙帽园防线：

　　　　五纵13师35团政委张同新一直随三营行动。一天来他水米未沾，一颗紧缩的心一直提到嗓子眼上。此时三营虽然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伤亡过半。正面进攻的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刚投过来的94军一个主力师，几道防线被突破，我军做最后顽强阻击，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混成一片。

　　　　忽然，从广安门方向冲出来一辆铁甲列车，车上机炮、机枪密集的弹雨像灼热的蜂群撕扯着我军阵地。顿时，阵地上被打得飞沙走石，如同刮沙尘暴一般，有的子弹甚至打到了三营侧后纵队指挥所的大砖窑上。

　　　　显然，这是敌人看正面攻不动，妄图从铁路突围。张同新命令：立即炸掉铁路！九连长带领战士上去了；三营长带领战士上去了，他们都被打倒在铁路上。装甲列车轰隆隆向我阵地急驶过来，眼看就要突破我军防线了，形势异常严峻。张同新一面组织火力射杀火车后面的步兵，一面请求纵队炮兵支援。此时吴瑞林在砖窑上目睹了一切，他果断指挥纵队炮兵向铁路实施覆盖射击，炸毁了路基，迫使装甲列车后撤。张同新随即率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击，突然，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他永远倒在了京郊大地上。

　　　　对于丰台的久攻不下，傅作义大为恼火，他训斥部下：“共军在丰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师兵力，留下预备队，用在前沿上顶多就是两个团，并且是多面防御，从兵力来讲，我大于敌……为什么拿不下来！”

　　　颓然而立的部下们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迷茫，现实使他们在傅长官面前做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最后只能无奈地说：“共军的部队士气太盛，异常勇猛，当兵的根本拿死不当回事，国军实在敌不过他们。”

　　　　正当五纵在丰台与敌激战时，野战军领导为减轻丰台五纵压力，急令韩先楚率三纵火速攻占南苑机场，顶住了敌人一个师的进攻。

　　　　傅作义在丰台屡战屡败，南苑机场又丢失，攻击丰台的部队处于我军两面夹击之中，深感气数已尽，便以“共军顽强，我军疲劳，不宜再攻”为由，把部队撤回到了广安门内。

　　　　丰台阻击战胜利结束，吴瑞林率五纵这个“小老弟”在“四野”大哥哥面前打出了威风。

　　　　丰台阻击战的胜利，受到中央军委和“四野”的表彰，纵队多人被授予“毛泽东奖章”和“战斗英雄”称号。军委周恩来副主席说：“五纵完成了军委原准备交给两个纵队去完成的任务，提前50多小时截断了平绥、平汉、平津铁路和公路线，兵贵神速，进攻打得好，防御也打得不错。敌人在飞机、坦克、装甲车、大炮掩护下，一天内多次反击丰台，最多一次使用了6个师，你们都顶住了，真不简单啊！而且你们一个纵队一次战斗中就缴获敌人106辆坦克，到目前为止，在全军也是少有的呀！”

　　　　丰台阻击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平津前线部队。随着敌35军在新保安被华野围歼和天津战役的胜利，穷途末路的傅作义，终于万般无奈地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平津战役后，1949年1月底，五纵奉命进入涿县、良乡地区进行整训，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第四十二军，吴瑞林任军长。

　　　　3月中旬，吴瑞林奉命到北京饭店；“四野”参谋长刘亚楼交给他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授命四十二军负责护卫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

　　　　接到任务后；吴瑞林深感责任重大；回到部队住地后立刻做了精心部署。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位中央领导率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

　　　　这一天春风和煦，阳光明媚，20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我军沿途护卫，当晚在部队住地宿营。部队腾出最好的房子；火炕烧得暖暖的。为加强戒备；这天晚上；吴瑞林和师领导亲自代班；一宿没睡，岗哨全部由团、营、连级干部担任。

　　　　那天的晚饭是大锅的鸡丝挂面；热气腾腾的。马上要进北京了；大家心情格外的好。朱德总司令吃得满头大汗，高兴地说：”真香啊！好长时间没吃这东西了。”

完成护送任务后；吴瑞林又率42军汇入了解放全中国南下大军的洪流中。




四野是怎么炼成的

　　　　——刘亚楼在四野



　　　　　　　　　　　　　　　　　　　　　　　　　　　　　　　　留苏生涯


　　　　1937年４月初，身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训练部长的刘亚楼（入校前为红一军团２师师长），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被选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刘亚楼告别了“抗大”和怀孕的妻子员凌漪，与李天佑、卢冬生、钟赤兵、谭家述、杨至诚等人一起，经甘肃、新疆，踏上了赴苏学习的行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刘亚楼成为红军时期为数不多的赴苏军事留学生之一。

　　　　伏龙芝军事学院院址在莫斯科，是苏联武装力量培养合成军队军官的高等军事学府，也是研究诸兵种合成作战的科研中心。

　　　　学院对学员要求极为严格。除了要求学员具备优良的军事素质与实践经验外，还要求学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基础，而刘亚楼初中还没读完。于是入学后，一切都要从基础补起。超负荷的作业使他深感学习的繁重和艰难，然而更为困难的还是语言不通。初到苏联因语言障碍，刘亚楼吃尽了苦头。

　　　　刚入校，刘亚楼因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当时苏联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十分匮乏。手术前医生征求他的意见是否需要麻醉？因为说的是俄语，他听不懂，两人就用手势比划，但是，麻醉不麻醉是很难用手势比划清楚的。刘亚楼先是点头，又感不对，赶忙摇头。医生自然懂得摇头不算点头算的道理，以他最后摇头为态度，把他抬上手术台，将他手脚定在手术台上，实施了开腹手术。刘亚楼痛得死去活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落，在极其恐怖的气氛中完成了手术。

　　　　术后修养，病榻上的刘亚楼嫌枕头太薄，用手势比划着请护士小姐帮忙增加两个枕头，护士小姐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要求和她一起睡觉，于是哭哭啼啼报告了护士长。护士长大怒，冲进病房训斥刘亚楼。不管刘亚楼怎样比划，护士长还是认为中国留学生就是要和她的女护士睡觉。

　　　　这件事闹到院长那里。幸而院长初通汉语，他到病房看了刘亚楼的比划并听取了他的说明，才平息了这个“桃色”事件。

　　　　这两次“误会”使刘亚楼痛下决心，攻下语言关。

　　　　出院后，他以顽强的毅力投入了学习。他起早贪黑，利用一切场合与苏联人练习俄语发音，用俄文背课文、记单词，在很短的时间里，刘亚楼就能熟练地用俄文对话，并能记录，为学习军事理论打下良好基础。

　　　　在校期间，刘亚楼在提高军政理论水平的同时，更多的是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嘱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帮助共产国际执委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支持我党的政治路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的指挥管理经验，追踪外军发展动向，同时，结合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在学校组织的学术研究和课题演练中，刘亚楼富于谋略，善于组织的作战能力博得师生们的赞扬。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军队以突袭方式入侵苏联。9月底，刘亚楼等中国学员依照苏军总参谋部的安排，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他化名萨沙，被授予少校军衔。伟大的卫国战争是社会主义苏联最严重的时期，刘亚楼和苏联人民一道，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随着严寒降临，身处南欧的德国军队因缺乏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明显削弱。刘亚楼及时向苏军指挥部建议，针对德军弱点，利用严寒大规模聚歼敌人有生力量。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障碍。后勤运输应有别于德军，采取机械化与非机械化结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渠道保障战争物资及时到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由擅长冬季作战的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对德军反击。

　　　　刘亚楼提出的作战方式受到苏军统帅部的关注，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这种方法切实可行。苏军高层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都被他谢绝了。

　　　　1943年夏，刘亚楼被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在军区机关做见习参谋工作（苏军规定，在苏联服役的外籍军人只能当参谋，不能当主官），同时对“抗联”教导旅（苏联远东军区步兵独立第８８旅）的军政训练进行指导。为使军政训练收到实效，刘亚楼亲自动手，先后编写了《中共党史》、《红军长征史》、《西安事变》、《统一战线中的联合与斗争》、《平型关战斗胜利的意义》以及《中国地形》、《正规战》等教材，并亲自施教，全面提高了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留苏生活中，刘亚楼付出了艰辛，经受了磨炼。

　　　　1945年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８月９日凌晨，百万苏军在长达4000余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海陆两方面分四路进入我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值得一提的是，由刘亚楼负责训练的“抗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