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 第20部分

　　　　这原本是大使职责范围内的事，意见本身也是对的。然而当时极“左”思潮已在国内形势气候，上述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另外，也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柯柏年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被调回国。

　　　　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这一任命本是对他的降职使用！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外交官却很高兴。他多次对人说：“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是愉快的。到底是研究机关，有时间看书，学术空气浓。我听到很多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在外交部是听不到的。”

　　　　50年代，柯柏年对中苏、中美关系就有很独到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些看起来还与当时中央的宣传相悖。他认为，中苏关系交恶始于中苏“蜜月”期。还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曾多次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但没能得逞。又从经济上打压中国。例如：当时卢布对人民币比价，官价是１：10，市场价是１：4。我国在与前苏联贸易中却一直用官价交易，这种明显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做法，使中国吃了大亏。但那时西方封锁我们，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处境极无奈。

　　　　柯柏年认为，中美关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让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样两国在建交前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做很多事情；第二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尽快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部日常工作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保护之列，当时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

　　　　受难大使们平时扫厕所，并随时听从召唤，接受批判斗争。柯柏年不认罪，也不按照造反派要求说违心话，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一次，柯柏年挨批斗回家，颇为得意地对孩子们讲，他们（指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的“死党”。我对他们说，我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王光美是我的“死党”才对呀！

　　　　1968年，周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被全部解放出来，但外交部并未安排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也没闲着，看书、听唱片、解数字题、装半导体话匣子，他将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

　　　　柯柏年看书十分博杂，除了线装古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淅刻《九通》、《二十四史》（这些都是1949年进城在琉璃厂购得）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字、音乐，甚至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柯柏年还有一个习惯，无论看什么书，经常有感而发在边边角角加批注。所以他看过的书往往布满了朱色和黑色的涂鸦。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文革”结果后，柯柏年改任外交部顾问。他翻译了周总理生前交办的澳大利亚作家麦克思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文译稿的审定工作，并被中国翻译工作协会聘为顾问。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柯柏年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两条建议十分尖锐，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这两条建议是：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还要量力而行。在当时，柯柏年能提出这条意见是需要有经济学知识的。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美元的外援，我们一分钱的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

　　　　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他举了几个亚、非、欧国家的例子。

　　　　以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为例，中国政府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文革”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1978年中阿关系交恶，中国被迫停止了全部对阿援助。

　　　　在此期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100多亿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高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元。

　　　　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大地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了，必痛得直掉眼泪。当中方人员提醒阿方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尔巴尼亚人员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成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每亩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需要。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凡是你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却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在此期间，阿国与我们也有少量的交换。在我们援建的纺织厂，他们用从埃及进口的棉花制成成衣硬卖给我们。下一次水，成人装便缩成了童装。他们生产的钻石牌香烟，连霍查自己都不抽（上海卷烟厂给他专门做烟），这种烟在我国１毛２分一盒，笔者曾抽过，一股生烟叶子味道！

　　　　就是这样，霍查还不满意，他白天对我们谈友好，夜里写日记却大骂中国。特别是中美建交后，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指责由影射到公开，大骂中国人和赫鲁晓夫一样坏！

　　　　在亚洲，为了支援抗美前线的兄弟，中国人民几乎倾其所有。一些没有装备部队的试验用车，参加完天安门阅兵便直接从丰台火车站装车运往越南抗美前线。回过头来，他们竟将枪炮对准了我们。

　　　　鉴于多年事实，柯柏年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党中央采纳了。

　　　　柯柏年离开我们近20年了。纵观老人的一生，他为人耿直、秉性刚烈，不随俗、不媚上，表里一致，敢于直言相谏。在政治上，他一贯独立思考；在学术上，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晚辈可以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虽九死，犹未悔

　　　　——一个真实的红军欧阳启旭


　　　　有人说；回顾是为了缅怀。就我个人的情感和喜好；我更愿意从回顾中去追求一种感动；去品味人的内在品质。当好友孙照蒂来电话说：“写写我岳父吧；他的一生不寻常。”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走进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见到久病的欧阳老人；疾病已将他折磨得不成样子：瘦骨嶙峋；支枕而坐；说话明显气力不足。人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曾任协和医院院长、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的瘦弱老人；参军前不曾念过一天书；13岁便追随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两次负伤；九死一生；几乎亲历了共和国的所有战争。革命战争使他见证了我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将他培养成为著名的野战外科专家。



　　　　　　　　　　　　　　　　　　　　　　　　　　　　为寻父亲　参加红军　


　　　　欧阳启旭1919年7月9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白水乡卢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靠父亲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和到矿山背矿维持生活。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围剿”部队重压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地区立足；即突破敌人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到四川北部建立了川北根据地。

　　　　红军来到欧阳的家乡；带领百姓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穷苦人顿感扬眉吐气。欧阳的父亲欧隆浩受进步思想影响；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被大家推选为村长和赤卫队长。那时红军每到一地；为壮大实力都要进行“扩红”。卢家坝的赤卫队集体组建了一个红军连队；由欧阳的父亲任连长；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川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自从父亲随红军走后；家里的生活没有了依靠；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养活不了兄弟俩；便让他和哥哥去自谋生路。欧阳小小年纪就去背矿、打柴、扯猪草、上山放牛；日子苦不堪言。由于受父亲影响；欧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的想法很简单：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当红军能找到父亲；当红军有饭吃。

　　　　1933年3月的一天；欧阳在山上放牛；遇见一支红军队伍开过；他将牛拴在树上；与同伴打了个招呼；就跟上了这支队伍；走了10多公里来到一个叫快活岭的小镇子上。部队开饭了；他就站在旁边看；实在饿极了；就跑到部队伙房门口蹲着。这时一个50多岁的红军老炊事员问他是哪里人；来干什么？欧阳说：“我想参加红军！”老炊事员给他盛了碗米饭说：“孩子；你太小；吃完饭回家去吧。”

　　　　吃饱肚子欧阳更不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他悄悄地跟在后面；半夜部队在一个村子宿营；欧阳也靠在一户老乡家的门上睡着了。清晨老乡一开门；他被摔到屋里去；着实把老乡吓了一跳。这时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看；哪里还有红军的踪影！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他又追了下去；就这样；13岁的欧阳终于找到了红军参加了队伍。

　　　　参军后；欧阳被分到红四方面军73师217团2营6连当战士。由于年龄太小；被分配给师首长当勤务员；每天做些打扫卫生、帮伙房买菜做饭之类的杂活。他个子太矮；给师长张才子备马鞍时还需踩着凳子上才行。

　　　　1933年10月；部队进攻万源县高皮寨；刚刚占领寨子；敌人的飞机和炮弹就跟了过来；一阵狂轰乱炸；还使用了当时罕见的燃烧弹。寨子里一片火海；许多战士被炸死烧伤。欧阳后脑勺被严重炸伤。浑身是火；他就势趴在水田里才将身上的火扑灭。至今；在他后脑勺还留着深深的伤痕；不长头发。他的团长陈锡联在这次轰炸中被炸掉了一个手指头。

　　　受伤的欧阳住进了师医院治疗。当时红军医院非常简陋；全班人马也就是一个班长带五六个卫生员、看护员；基本没有药品和医疗器械；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工作；之后伤员能不能活下来全看自身的；恢复能力了。那时；许多重伤员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欧阳年轻；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就回部队了。这时部队要南征；策应主力北渡嘉陵江；师长张才千说：“欧阳这个小鬼蛮乖巧；只是年岁太小；去学医吧。”当时欧阳并不知道“学医”是干什么的；就被稀里糊涂送回了师医院；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培训；学一些简单的止血、包扎、固定和战场应急救护常识；便走上了从医的道路。

　　　　1913年9月；部队离开根据地进行南征；当时欧阳只有14岁；已是红四方面军10师31团3营卫生班长了。部队强渡嘉陵江后；遇到敌人主力；打了一场恶仗；牺牲了许多同志。经过急行军；由绵阳的梓潼经油江到了懋功。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部队昼夜都在急行军。大家不知道往哪去；只知道一味往前赶路。后来部队进入了藏民区；只觉得周围山高陡峭；地势险要；经常有山石滚落；塌方处处可见。但有时也会经过景色很美的地方；一天部队经过了被誉为旅游圣地的九寨沟；只因军情危急；大家无暇顾及罢了。这时；欧阳他们不知道；除了敌情；红军正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1935年6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毛泽东、朱德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突围；冲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到达川西北的懋功地区；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8个多月的搏杀；此时的中央红军实力已大不如前。按朱德的说法：一方面军过去是个巨人；现在全身筋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架。8个月前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人数约9万；仅湘江战役就折兵—半。一路上转战数省；在敌人重兵层层围堵中杀出一条血路。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到达懋功时剩下不足1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每支步枪平均不足5颗子弹；几乎走到绝路。

　　　　这时的红四方面军却不一样。尽管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川北地区与敌人多有较量；也打了不少硬仗；但情况要好得多。当时四方面军人数近10万；武器弹药也颇丰。人们看到；四方面军的战士们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骡马驮着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在张国焘眼里；眼前这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就如同一群叫花子；而我们的红军之父朱德就像一个伙夫头；至于毛泽东他就更不放在眼里了。于是他的个人野心膨胀起来；开始搞分裂了。

　　　　张国焘分裂红军；抗拒北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不知情的；但他们却是真正的受害者。此后四方面军误入歧途；付出了血的代价。



　　　　　　　　　　　　　　　　　　　　　　　　　　　　　　　三过雪山草地　


　　　　红一方面军雪山草地走了一趟；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来回走了三趟。

　　　　1935年6月；为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翻过长年积雪的红桥雪山；进驻西河口抚边镇。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部队在东、西、南三个方向对我红军形成合围态势。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刘文辉　部队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队则集结于雅州（今四川雅安）。为了摆脱困境；红军只有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才能寻求北上的出路。

　　　　过草地前；中央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是有所警惕的。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队。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指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随左路军行动；由四方面军抽调四个团加强左路军；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由张国焘指挥。朱德、刘伯承指挥一方面军五军团、三十二军随右路军行动。

　　　　前出毛儿盖、松潘以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方圆几百里；茫茫无边。草丛上面时常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人畜都不能饮用；否则会中毒。人的手脚不慎划伤后被这毒水浸泡；会立刻红肿化脓。这里没有石头；没有树木；更没人烟；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踩穿；越陷越深；甚至整个身子都陷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为了过草地；部队开始筹粮。欧阳说在藏区筹粮困难呀！本身就没几户人家；又集中了那么多部队。那里的土司（地主）毕竟是少数；打两次就没了。寺庙里的粮食都藏了起来；就是有也不能拿；有宗教政策在那里；搞得那里的藏民负担很重。部队费了很大的劲；也搞不到多少粮食。

　　　　欧阳只有14岁；是卫生班长。他带着十几名平均年龄不足15岁的红军战士随部队走进了茫茫大草地。除了枪支、干粮外；他们每人身上还有一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