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表现的美国人科恩不失时机地将庄则栋赠送的那幅织锦高高举起，任记者们拍照，并高兴地说，他觉得中国人非常友好，如果他们邀请我，我愿去中国看看，云云。
第二天，日本各大报刊都登出了醒目的中美友好的标题和大幅照片。代表团同志看到报纸后一片哗然，有的领导认为鲁挺捅了篓子。日本友好人士后藤甲二为此还跟赵正洪等发了脾气，认为这么大的事不跟他打招呼，太不够朋友了。然而鲁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举动不必大惊小怪。但代表团对此事非常重视，专门由鲁挺作了一次答记者问。又过了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在球场上找到鲁挺，提出赛后要访问中国，代表团立刻将这一动态传回国内。
据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已拟就了一个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总理批示。周写了“拟同意”三个字，但在旁边又加上了一句“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并请毛主席批示。
也就是在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看来毛泽东也并未打算邀请美国队访华，他要吴旭君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文件退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提前吃了安眠药。晚上11点多，吴旭君和张玉凤陪毛泽东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毛泽东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要昏昏睡去。
突然他说话了，嘟嘟嚷嚷的，吴旭君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吴旭君给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不熟悉他口音的人是根本听不懂这些话的。吴旭君一下子愣住了。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中方意见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按毛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完全有可能办错。况且，主席平时曾明确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
吴旭君很为难。假如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来说我没说让这么办，那还了得？这岂不是“假传圣旨”？可又一想，主席这些天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新决定。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吴旭君犹豫了。她既无人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了，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
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
吴旭君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证实毛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得想办法让主席再主动讲话。
吴旭君决定冒一次险。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主席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泽东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吴旭君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办？”
毛泽东平时一般都叫吴旭君“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小吴”。
吴旭君故意大声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您再说一遍。”
于是，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话算数吗？”
毛泽东向吴旭君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吴旭君可真着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
电话通了，她把毛泽东的决定告诉了王海容。王海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吴旭君肯定地说。
通完电话，吴旭君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
吴旭君把刚才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完以后，毛点头表示：“好，就这样。”然后才上床躺下。
第二天毛泽东醒后刚一按电铃，吴旭君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卧室去，要和主席核对这件事。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您还记得吗？”吴旭君问。
“记得清清楚楚。”
“您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毛泽东慢悠悠地抽着烟，并不着急。
“您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吴旭君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苦笑着说：“唉！主席，您可真行。您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您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英明决策，通过乒乓球队打开中美之间交流的闸门，可以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国政府邀请美国队访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世界范围内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国际舆论惊诧地大加欢呼：这一举动向尼克松来访迈出了象征性的重要一步。
谈起这段经历，鲁老深情地说：“乒乓外交”纯属由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引发的，是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不过第三十一届世乒赛提供了一个机会。毛主席及时把握住时机，推动了中美改善关系的进程。对于这些，我们下面是不知情的，我们只是做了一个体育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一些报刊在宣传这段历史时过分夸大某个运动员的作用，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当然个别人也因此被“四人帮”利用，在政治上发了迹，为此步入政坛。翌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庄则栋成了团长，而体委领导李梦华却成了副团长……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友谊重于比赛
在谈话中，鲁挺多次对我说：体育里面有政治，有辩证法。国运盛而体育强，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不可能有体育的全面发展。一个运动队仅有夺金实力是不够的，体育竞赛不仅是体能和智慧的较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赛，传播友谊，展现民族精神。这一点他从周总理身上学到很多……
1961年1月，为参加缅甸联邦独立节和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的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一个庞大代表团赴缅。总团长是周恩来总理，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轻工业部长李烛尘，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张致祥，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廷锴，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云南省副省长刘明辉等高级军政官员。下辖八个代表团：军事代表团、文化艺术代表团、电影代表团、云南省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佛教代表团、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和体育代表团。
在代表团里不仅有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中将这样的高级将领，还不乏像佛教协会会长喜绕嘉措大师和副会长赵朴初居士等知名人士。鲁挺虽然是体育代表团长，但职位最低，军衔仅为上校。然而，他所率领的八一足球队却格外引人关注。
为了适应缅甸炎热的气候，八一足球队提前半个月到昆明做适应性训练。秦基伟将军等多次到驻地看球队训练，并和运动员一起用餐。这些老军人性格好斗，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他们要求八一足球队这次出访一定要赢。球队队员们也摩拳擦掌，决心不辜负首长期望。按常规，与缅甸国家队的比赛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八一队必胜无疑。但是赛前的一件事却改变了人们的初衷。
代表团到达仰光后，缅甸总统吴温貌第一次接见周总理及代表团团长，不谈别的，专谈足球。他当着全体团长的面对鲁挺说：“上次我们球队到你们国家比赛时输了，这次我们一定要赢你们。”在场的人都笑了，原以为只是句玩笑话，并没很在意。但周总理却将此事记在心上，回来后专门找到鲁挺商量：这场球不能赢！并第一次提出了“友谊重于比赛”的口号。比赛那天，首都仰光万人空巷，政府首脑全部都到了场，不仅体育场内人山人海，连四周的树上、房上都站满了观球的群众。鲁挺根据周总理的意图及时调整部署，让比赛打了个平手。缅方反映很好，缅甸各报均做了报道，盛赞这场比赛堪称是中缅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驻缅使馆的同志评价，这场比赛的结果与中国代表团的访问结果是一致的。
实践证明，由于双方的共同呵护，中缅关系经受了历史考验，中缅边界成为一条和平安宁的边界。陈毅元帅在《赠缅甸友人》一诗中，深情地抒发了这种情怀：我住江之头，君主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优美的诗句至今被两国人民广为传诵。
在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前的准备会议上，周总理给运动员们讲徐寅生的《怎样打乒乓球》，说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辩证法，毛主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还问女队员郑敏芝学过没有。他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把党和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才能在比赛中打出水平，赛出风格，为人民立新功，并正式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谈到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会，鲁老尤为兴奋，这是体育界多少代为之奋斗的结果啊！是国家的盛事。他说，举办亚运会，争办奥运会，依然是政治的需要。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以此提升本国政治地位，促进经济发展的，否则，大家都争它干啥？切不可忽视它的综合效应，我们体育工作者要通过比赛为祖国的强盛作贡献。鲁老尽管年事已高早已离休，仍然笔耕不辍，他将自己多年的工作实践汇集成文，写出了《通向冠军的道路》《离休散记》等多篇论文，用以教育培养下一代。诗人张恒用诗句高度概括了鲁老的体育人生：
心血浇灌强国路，累累硕果慰平生，前浪如潮后浪涌，老骥欣然望前程。
是战士，才能演好战士
——我所知道的李长华
当初，我与长华叔叔并不熟悉，最早我是从银幕和舞台上认识长华叔叔的。他曾在电影《狼牙山五壮土》中饰班长马宝玉、《碧海丹心》中饰连长肖丁、《战上海》中饰连长李永刚、《江山多娇》中饰男一号高国林；在话剧《带兵的人》中饰连长林智勇、《英雄工兵》中饰连长丁战……他原本就是战士，他扮演的角色基本上都与士兵有关。他的表演，将部队战士演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不仅形似，更为神似，在我幼小心中深深扎了根。后来我也成为了战士，并和长华叔叔的儿子同在一个连队。那时，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在我们部队扎了根，长华叔叔隔三差五带着团队到部队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他说部队是“娘家”，要经常走动。这又使我对长华叔叔平添了几分敬佩。
“九一三”事件后，我受父亲株连，被处理复员，分到一个山区里“三线”小厂工作。由于离市区太远，工厂每两周进城休息两天。对于家住广州的工人来说，返城之日犹如过年，个个喜气洋洋。对于我却痛苦不堪，因为广州没有家。我家原在广州，兄妹几人也是从广州入伍。随着父母远调北京工作，广州早已没有了栖身之地。按国家政策规定，复员兵应哪儿来回哪儿去。此时我们兄妹几人处在既回不了北京、又无法在广州落脚的两难境地。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揭、批、查”和“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大家人人自危、个个反目，有谁还敢收留我们这些落难子弟。
就在这极其窘迫的境遇下，身为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长华叔叔收留了我。尽管当时他的处境并不好，我却成了他家的常客，有时还与他在一张床上共眠。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长华叔叔这样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与长华叔叔有了更多接触，对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曾经被遗弃的生命
秦岭中央的陕西商县，曾是商鞅的封邑，自古被称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这里最大的特产是“穷”。但这穷乡僻壤却又是关中通往中原的通衢，历朝历代征战必经于此，兵祸连年、徭役无度、土匪如麻，各方势力横行乡里，百姓一贫如洗。
1925年９月，长华生不逢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李臣是一个靠挑脚为生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担着200多斤重的担子去河南、过四川、下湖北、上山西，满世界给人挑脚、送货，还是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这时又有了长华娃，养不活啊！父母一狠心，把他给扔了出去。谁知这孩子命大，在西渠里风吹雨打整整一夜，狼没吃，狗没衔，第二天四娘上山剜野菜时，见他还活着，便硬把他抱回来。四娘一跨进门槛就说：“嫂子快看，这娃还活着！这娃好着哩，命大，说不定今辈子还要得他的济哩！”母亲夺过孩子，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还没出月子，母亲就带着他去帮工，干活时往草庵子里一撂，老鼠嗑、老鹰抓、乌鸦啄，头都睡扁了。５岁上还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长年没鞋穿，满脚磨得都是鸡眼。1929年，商县大旱，穷人饿死一大半，长华身上长了鸡蛋大的８个脓包，每个脓包一挤就是半碗脓血水，天天高烧不退。娘寻思他活不成了，从涝地里捞了些黑泥巴往他身上糊，谁知倒让他活了过来。第二年2月，身上脓疮又复发了，小长华初九夜里断了气，娘哭得死去活来。父亲说：“别哭了，趁天黑把娃埋了吧！”母亲不答应，非要等天亮后找块席子裹上再埋。父亲只好把他抱到牛槽子里。天亮后，当父母拿着席子到牛槽边一看，着实被吓了一跳。只见小长华瞪着两只大眼睛望着父母。母亲说：“他大，这是阎王爷捉弄娃哩！嫌他在阳间的罪还没受够，叫娃再回来接着受罪的！”父亲说：“不管阎王爷咋打算，我李臣只要有口气，就一定要供我这小娃子上学念书！”为了这个承诺，父亲没有歇过一天，整年在外头跑。有一次，父亲从四川回来，刚放下扁担，商洛镇货行里来人说，有批货要急送湖北竹山县，脚钱给双份。父亲说这是成全娃念书的好机会，他顾不上休息，领上三哥和村里几个乡亲就走。没承想，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三哥也没有了下落。母亲成日里带着小长华在官路畔的大榆树下哭啊，嚎啊！８个月后，同去的村里人才说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肩胳子（肩膀）叫扁担压破中了毒死的，三哥害怕，几年后才敢回家。
1931年，家里租了巩家湾二亩稻地。稻子刚熟，老天不长眼，从河南又杀上来个叫李长有的大杆子土匪。半年里血洗了几个村寨，杀了2000多人，抓走了1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