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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演戏效果，剧团从文化俱乐部萧三主任那里借了台留声机。戏演完了，送留声机的任务就交给了长华和杜虎。老式留声机体积大，方不楞登的不能提也不能背，只能使杠子两人抬。因为杠子不合适，机器捆绑得又不好，不是碰屁股就是磕膝盖，15里路竟走了大半天，弄得两人精疲力尽。可是到了萧三同志窑洞前还要爬一个不小的坡。两人抬着杠子，前高后低，留声机贴着长华的肚子，挡着腿迈不开步子，眼看着机器要滑脱，长华失声大喊：“杜虎拽住了，不能松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杠子离开了长华肩头，一个纯厚的川音说道：“小李子你挪开。”他让开身子定神一看，是朱德总司令一只手举着杠子。他高兴地喊了声：“总司令！”朱总司令冲着杜虎说：“小娃娃，上！”一鼓作气冲上山坡。长华接过杠子谢谢总司令，总司令说：“莫客气！”还完留声机，长华看见总司令在坡下向他招手，他和杜虎跑到总司令身边。总司令和蔼地问为什么派两个娃娃出公差呀？并指着杜虎说：“这个娃娃我没见过，叫啥子名啊？”杜虎过去也没见过总司令，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总司令说：“噢，这还了得，斗虎，敢和老虎斗。”杜虎忙说：“不，是杜梨树的杜，不是斗老虎的斗。”朱总说：“好哇，那可有杜梨吃了呀！”杜虎说：“你这个老同志真有意思，那他姓李一定有李子吃了！你姓啥？”总司令说：“我姓朱。”杜虎说：“那你家一定有猪肉吃了！”长华觉得不礼貌了，忙喊：“杜虎！”可是总司令笑眯眯按住他的手不让他阻止杜虎说话，说：“我那个朱是红颜色的朱，不是猪肉的猪。”杜虎高兴了，“嗬，那就是红猪了！ ”
这时延安的工运理论家朱宝亭老人骑着毛驴走过来。朱总司令拦住他说：“这两个娃娃累了，让他们坐会儿驴吧。”说罢，便亲自牵着驴缰绳，和朱老边走边聊，还让警卫员为他俩买了烧饼充饥。小哥俩吃饱了，坐舒服了，竟然在驴背上昏昏欲睡了。
在那个年代，中央领导无时无刻地关心、呵护着烽火剧社。周恩来副主席多次来剧社审查节目、看彩排。每次来团就像回家一样，和长华他们拉家常，还让警卫员帮助长华挑水洒舞台。有一阵子，长华单独在中央大礼堂看道具，任弼时同志每天早上都来叫他起床，和他聊天，还亲自帮助他修改日记。长华叔叔深情地说，在他们这些小八路眼里，中央领导就像一群慈祥的长者，没有一点架子，是娃娃们最亲的亲人。
在战火中成长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长华随宣传队开赴东北。他们边行军，边演出，追赶这汹涌向前的大部队。当时敌情严重，在山东烟台渡海时，不得不换上便装扮成逃荒的难民。把军装书籍日记本裹上石头放在船舷两边，一旦有了敌情就把它推下海去。半道上船还坏了，又遇国民党兵舰，真是祸不单行。幸而突然天降大雨才逃过一劫。经历千辛万苦才踏上了东北这块沦陷了14年的土地，许多同志掉下了激动的泪水。到达辽宁安东后，只见满大街都是无人管理的日本败兵。据说日本投降后，光安东就有20万之多。他们成群结伙四处游荡，早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见到我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点头哈腰的，还管我们叫“太君”！
紧接着，长华随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经历了整个辽沈平津战役的全过程，在战火中得到锻炼。战争年代文工团员的工作远比现在复杂繁重得多。他们不仅要用文艺做武器，配合部队进行战前动员，行军鼓动，同时还要承担大量的战争勤务工作。组织担架、抢运伤员、设查兵站、组建政府、筹粮筹款等等。在战争中，宣传队员又是各级指挥机关最可调动使用的机动力量，作为兵源补充到部队。在塔山阻击战中，各宣传队一直坚持在前沿阵地上，传决心书递鼓动口号，每打退敌人一次冲锋，宣传队立即把作战勇敢者的事迹写成诗歌快板活报剧沿交通壕分段演出。阵地上常是锣鼓喧天，欢呼声不断，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夜间，宣传队把阵地前敌人的尸体像柴火垛一样高高摞起来，旁边竖起芦席，上面画着一只指着敌尸的大手，手旁写着：“你们看！”带惊叹号的三个大字，让敌人心惊肉跳！
在辽沈战役每个战斗发起前，文工团都不失时机地到部队进行宣传鼓动。这期间，长华演出的节目有《徐海水锄奸》，在戏中演徐海水；《军民互助》演主角陈勇；《刘顺清开辟南泥湾》演张老汉。还有《霸王鞭》《斗笠舞》都有他的角色。经常忙得连换装都来不及。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团里专门组织人写了几个演唱节目穿插在幕间，才解决了难题。那时长华是名角台柱子，走到哪里，干部战士都要指指点点议论他，向他微笑点头致意或者问长问短。随后长华又在《杨勇立功》中饰杨勇，在“四野”更是名声大震。但是他并没因自己是名演员而得意忘形，反而更加严格自律，认真去演好每一场戏，他用戏中的人物激励自己，保持着一个普通战士的本色。在整个战役期间，长华多次跟随部队进入战区，清点俘虏，破坏敌人铁路线，深入部队了解情况，组织兵站抢运物资护送伤员，押车运送伤员时曾被敌机追赶扫射轰炸，多次遇险。二下江南在德惠为抢运伤员累得瘫倒，一时不省人事。我军撤退，敌人反扑过来的枪声都没把他惊醒，险些落入敌手……
心里永远有战士
长华叔叔是靠出演战士而成名，他又是一名表里如一的战士。由于他在话剧中成功塑造了各类基层干部战士的形象，为部队广大干部战士所喜爱，也受到电影界的关注，使他成为部队演员中最早“触电”的人。1950年8月正随第四野战军南下的他，被调往长春东北电影制片厂，参加电影《人民战士》的拍摄，在影片中担任主角刘兴。尽管长华从未接触过电影；尽管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影片还是在1951年3月份完成拍摄，6月份在全国上演，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1952年《人民战士》被国家送去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卡罗维伐利第七届国际电影节。并组成了由蔡楚生为团长王震之为秘书长，田华李长华等为团员的电影代表团一同前往。代表团出发前夕，他恰好去长影补录台词，完成任务后匆匆赶回北京与代表团汇合。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在我东北许多地方投放了细菌炸弹，所以进出山海关要打预防针。此时他出关时注射的疫苗开始反应，发烧浑身不适，迷迷糊糊的。不料黎明前，从大虎山押上一个送锦州处决的死囚犯，利用上厕所卸掉手铐的时机，抢夺押送人员的枪支。当时软座车厢里只有他一个军人，他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与囚犯搏斗，手臂多处受伤，十个指甲缝里鲜血淋漓。因没工夫治疗，只好双手裹着纱布随团登上了出访的飞机。
建国后，尽管长华叔叔已经做了领导，他仍然对部队倾注着一往深情。他多次到基层连队代职，长期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月。他将当战士的体会真实充分地运用到今后的表演实践中。他把扎根基层视为团队建设的基本宗旨，战士话剧团每年有8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基层演出锻炼，家中自然无暇照顾。儿子出生两个月了，他才匆匆从长影赶回来。儿子4岁以前可以说是话剧团的公共“财物”，整天被同志们抱走，逮哪吃哪住哪，成了吃“百家饭”的人。为此儿子两岁就被教会喝啤酒、一次能喝大半缸子。两口子工作实在太忙，女儿在襁褓中就交给保姆看管。由于好东西都让保姆偷吃了，女儿缺乏营养长得黑矮瘦小。女儿长期跟着姥姥，和父母彼此显得生疏；而且性格倔强，非常独立。
长华叔叔很重视培养演员们的军人情结。他非常熟悉部队，和许多干部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下部队能随口叫出许多基层干部战士的名字。50多年来，部队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人成为了将军，更多的人回到地方成为平头百姓。他们分散在祖国各地，不管在哪里，他们始终忘不了与长华叔叔建立的友谊。凡到广州出差，都要到他家里走动走动，因此他的家总是显得热闹些。长华叔叔不仅自己成天“泡”在部队里，而且他要求团队必须深入基层。他将战士话剧团的实践基地放在野战军下面的部队，每年大多时间都在部队渡过。我多次听到曾在战士话剧团工作过的同志说：长华团长规定，凡是新学员，必须到部队体验士兵的滋味，不在部队呆上个一年半载，把兵当够了，别回来演戏！就是他自己在部队搞创作，也从不放过接触战士的机会。我就见过在部队写剧本的长华叔叔，穿着大裤衩，光着大膀子，挥汗如雨地帮助师部招待所垒猪圈。
“文革”以前，是长华叔叔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他在许多电影和话剧中都担纲主要角色，受到全军指战员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喜爱。那时我们都为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有李长华曹会渠（铁道游击队里饰刘洪大队长）这样大腕级的演员而自豪。但是长华叔叔对角色从不挑剔，只要演戏，什么角色都愿意。他曾在一些影视剧中客串过搬运工人政委老将军什么的，我还听他说，曾在一部战争片里演过坏蛋！长华叔叔把演戏视为生命，为此可以放弃做官！同时，他把演戏作为人生中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是一种享受。他从不计报酬，一些做影视工作的朋友对我说：这老头好，拍戏不要钱！
文化大革命时，在军队中，文艺团体是最早受冲击的单位。作为军区文化部领导兼战士话剧团长的长华叔叔自然难逃噩运。他和老伴赵晶辉阿姨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造反派”批斗他时，甚至残忍地将钢针扎进他的臀部。“九一三”事件后，新上任的军区领导秉承江青旨意，以钦差自居，对广州军区内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重新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长华叔叔再一次受到冲击。在那是非不清、人妖不分的年月，他们老俩口始终坚信党和毛主席，坚守着做人的最后防线，不为一时的利益而去伤害别人，维护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对于这场周而复始烙饼似的政治运动，长华叔叔除了感到茫然无措外，更多的是对国家命运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就是在自己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念念不忘帮助处在危难中的同志。我的情况且不用说，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文革”期间被江青一伙扣了许多莫须有罪名，被开除党籍，两口子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境遇十分凄惨。1972年落实政策后，当时八一电影厂无法安排工作。张良非常苦闷，便贸然给长华叔叔写信陈述了自己的处境。长华叔叔不仅为帮助他，更是为了解放军保留人才，他大胆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几经波折，最后让张良夫妇在珠江电影制片厂落了户。“珠影”稳定的环境使张良和爱人王静珠艺术事业得到发展。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夫妻二人不断有佳作推出，被电影界公认为最佳拍档。到目前为止，张良到广州已30余年了，他把长华当作良师益友，年年相聚。凡有新作，无不聆听他的意见。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张良获国家人事部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光荣称号。
八一厂的陶玉玲（电影《霓红灯下的哨兵》春妮扮演者）也有类似经历，只是由于当时南京军区领导干预才没办成。“文革”期间，广州地区相对稳定，珠江电影制片厂也成为许多文艺工作者的庇护场所。我就曾在“珠影”看到邢吉田张怀志等30多位原八一厂的电影演员在此落户。
长华叔叔非常注重在艺术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人才。现八一厂演员宋春丽就是他培养起来的。他将宋春丽由一个跑龙套的舞蹈演员培养成影视演员实属不易。宋春丽刚进话剧团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这场摧残文化的“革命”不仅影响了大的，也耽误了小的。派性武斗使幼小的宋春丽十分茫然，有人还借口她是长华的人给她小鞋穿，甚至要将她处理复员。眼看一颗好苗苗夭折，长华叔叔比谁都着急。尽管当时已被免职靠边站，他还是设法动用了一切关系，将宋春丽借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宋春丽不负众望，通过自己努力，在八一厂站稳了脚跟，成为著名的影视剧演员。到目前为止，从长华叔叔麾下走出的演员仍有许多活跃在影视舞台上。如：张国民、宋春丽、谢钢等，在他们永恒的话题里，永远不会忘记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培养；永远不会忘记老团长李长华。
尽管长华叔叔因为年龄的缘故，早已淡出影视圈，但他每年必须回部队走走。此举并不为了表演和创作，而是追求一种心境，是一种习惯。如果不和战士们接触，叔叔心里就会犯闷，他已将自己的生命深深根植于部队这方沃土之中。
现如今，在国内红火的影视剧市场，已难觅像长华叔叔这样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影，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他的思念。因为这些老艺术家用自己一生的追求，诠释了一个党的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内在品格，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用自己的言行在人们心目中铺就了一条红地毯，永远被人们所尊敬。长华叔叔，我永远是你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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