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萧衍精通阴阳、纬候、卜筮、占决，晚年溺信佛教，大造佛寺，亲制佛经，几次舍身出家，群臣以亿万钱将赎回。侯景作乱，他智穷力竭，设坛告天地神，困饿而死。
梁元帝萧绎喜好方术，《南史·元帝纪》记载他“于伎术无所不该，尝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当遣左右委心往看。’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凡所占决皆然。初从刘景受相术，困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会，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矣。特多禁忌，墙壁崩倒，屋宇倾颓，年月不便，终不修改。庭草芜没，令鞭去之，其慎护如此。”
宋武帝陈霸先以天命代梁，像其他的篡位皇帝一样，即位前在南郊柴燎告天，称梁氏历运有极，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日月呈瑞，纬聚东井，是谓改朝换代的瑞兆。
宋后主陈叔宝溺信兆。《南史·陈本纪》记载：“覆舟山及蒋山柏林，冬月常多采醴，后主以为甘露之瑞……后主又梦黄衣人围城，乃尽去绕城橘树。又见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饮，忽变为血。有血霪阶至于坐床头而火起。有狐入其床下，捕之不见，以为妖，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禳之。于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层塔，未毕，火从中起，飞至石头，烧死者甚众。”
宋齐梁陈都是历史上短暂的政权，每个政权都是靠武将武变而来。政权不稳及其变动，使迷信活动得以泛滥。迷信家借迷信在政治上捞取政治资本，造成迷信传播的恶性循环。
（三）唐宋皇帝误入邪门
唐代的邪门左道盛行。术士充分表演，皇帝笃信无疑。
唐初术士叶法善，能施摄养占卜之术。他擅长符篆斋醮。《旧唐书》191卷记载：“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念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竟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不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法善活了107岁，生前一直受到尊宠。
五 帝王迷信方术（2）
术士潘师正隐居嵩山道遥谷，自称吃松叶，喝泉水达20年。
术士刘道合在嵩山修行，擅长止雨之术。《旧唐书》卷192记载高宗“将封泰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
术士邢和璞等人自称有神术，试之则不灵验。《旧唐书》191卷记载：“有邢和璞者，善等人而知夭寿善恶，玄宗令笄（张）果，则怦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师夜光者，善视鬼，玄宗召（张）果与密坐，令夜光视之，夜光进曰：‘（张）果今安在？’夜光对面终莫能见。”
唐玄宗大兴醮祭。《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
唐肃宗胜过其父，《旧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且无虚月。”此文中的黎干就是因道术为肃宗重用。
宋朝的道教一席兴盛。统治者面对外族的侵犯，企图借用本土产生的道教作为巩固统治的工具。
宋真宗梦见神人降授天书，以为吉兆，改元为大中祥符，又追封始祖为“保生天尊大帝”。真宗下诏天下并建天庆观，使道教大大普及。真宗相信邪门左道，什么枯桧再生、菽麦再实，什么符瑞封祀，都认为是朝廷大事。
邪门左道都是人为制造的，宋代大臣丁谓曾经教唆道士编造谎言。《续通鉴》卷35记载：“女道士刘德妙尝以巫师出入丁谓家。谓败，逮系德妙，内侍鞫之。德妙具言：‘谓尝教之曰：汝所为不过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祸福，足以动人。’于是即谓家夜醮于园中，雷允恭数至请祷。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龟蛇，令德妙持入内，始言出其家山洞。”历代术士的玄言大话都是骗人的，只有编造得越玄，才越能骗得愚民相信。女道士刘德妙的供词，昭然若揭。
宋徽宗是个虔诚的道教徒，他崇道抑指。宣和元年（1119）五月，徽宗诏德士（和尚）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宣和七年，徽宗诏内禅，自称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降，道士称他为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人迷恋服气辟谷，道士尤甚。宋初，道士丁少微善服气，多饵药，年百余岁，康强无疾，与陈抟齐名，《宋史》卷461记载了几个服气的事例：有个叫赵自然的梦见神人教辟谷法，从此“每闻火食气即呕，惟生果清泉而已”。还有一个叫赵抱一的“凡火化者未尝历口，茹甘菊，柏叶，果实、井泉，间亦饮酒，貌如婴儿”。《宋史》卷462记载，辟谷者可以“冬夏常衣皮裘”，“渐反童颜，攀高蹑危，轻若飞举”。
（四）明清帝王有昏有明
明太祖朱元璋在年轻时当过和尚，登基后一度宠信佛僧，后来醒悟，抑制佛道等宗教活动。《明史》卷139记载：“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遥卖囊拢偃虢校妥虢猜邸Ｎ庥 ⒒饲谥簦园芜链蠊伲笔奔囊远俊劢ブ钌嗖蛔ⅲ汹謇硎偷蓝淘啤！薄�
朱元璋主张敬天以爱民。《明史》卷3记载，在一次大祀活动时，朱元璋说：“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已，实为天下苍生也。”
明成祖不相信炼丹术。据《明史》卷7，永乐十五年（1417），“瓯宁人进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饵之，毁其方书。’”。
仁宗笃信仙药和神仙。《明史》卷299记载：“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仙方以进，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忠彻一日待，进谏曰：‘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帝怒曰：‘仙药不服，服凡药耶？’”
宪宗对佛道二教都很重视，授佛教徒称号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赏赐以金印、王冠、玉带、玉王圭。
孝宗初年屏弃佛老之教，革除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追夺诰敕、印章、仪仗诸法物，遣僧还谷。孝宗在位日久，渐渐相信烧炼斋醮，中官李广等人得以受宠。
武宗曾经自称大庆法王，在西华门内建寺，用番僧住持，廷臣莫敢言。
世宗特好神仙斋醮，命令官吏搜寻珠玉宝石，用三十多万斤黄白蜡炼丹药。又于禁中筑乩仙台，专意成仙之道。太仆卿杨最说了几句直话，竟然被活活打死。郑一鹏、赵时春、顾存仁等人直谏，世宗不听。
穆宗即位，罢一切斋醮工作及例外采买。此后，明代皇帝再没有像世宗那样大肆进行迷信活动。
满清入关，仍然尊重中原的神秘观念。对汉人供奉的关羽大加推崇，顺治帝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帝追封关羽三代公爵。据《清史稿》卷84记载，乾隆帝下诏彰扬关羽：“关帝力扶炎汉，节气凛然，陈寿撰《志》，多存私见。正史存谥，犹寓讥评，昌由传信？今方录《四库书》，改曰忠义。武英殿可刊此旨传末，用彰大公。”
五 帝王迷信方术（3）
清统治者对龙虎山的张氏后裔采取怀柔政策，顺治帝颁赐敕谕，命五十代天师张应京统率族属，不要玩弄异端邪术，不得惑乱愚民。谕给一品印，顺治以后的清帝很宠信张氏，如康熙帝在宫中为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设宴，赐香扇缎匹。
康熙帝禁止民间宗的害人活动，凡跳神驱鬼邪以惑民心者治罪。白莲教、焚香教、混元教、洪阳教受到严格监视。清统治者信奉黄教，黄教是藏传佛教派别。
道教的地位逐渐下降，乾隆四年曾禁止正乙真人传度。道教日益江湖化，道人的形象变得很神秘。如康熙年间的罗真人颇多传奇色彩。《白云仙表》记载他“或取生米麦以口吹之即熟；晚间店家火未及燃，罗吹之亦炽……人馈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馨其所馈或舆斗米饭，鸡卵三百一啖而尽，亦无饱色，或馈生姜四十斤，片时啖尽。”
明清皇帝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康熙，他不盲目排斥西方的传教士，而是虚心向传教士学习外语、数学、地理等知识，是一位少有的明哲君主。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1）
中国历代的社会下层民众都对方术有偏好，特别是每次农民战争都利用了方术，这形成了一个传统。
为什么古代会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呢？
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水平有限，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处于浅层次，人们对宇宙及社会缺乏认识，教育不普及，愚昧的意识很浓厚，他们在严酷的政治压迫和自然灾害面前，只有寄托于方术，以为方术会给自己带来吉运，如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记载宋朝建炎年间，“有土人妖巫钟相，久以幻怪鼓惑本土乡村愚民，连洛澧、峡州无知之俗，悉来归奉，（谓之投）拜法下，莫知其数。若受其法，则必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应有病患，不药自安，所以人多向之。钟相乃妄称‘天大圣’名号，亦曰‘钟老爷’，于武陵县管唐乡水连村，地名天子岗。”明清时期的秘密社会组织在吸收农民加入时，声称可以在天堂挂号，在地府抽名，生前躲劫避难，遇难成祥，超生不死，永脱轮回。在困苦中煎熬的农民对神秘主义抱有幻想，成为神秘主义信徒。
其次，在农民起义队伍中，有一批巫师术士活动频繁，以神秘主义为倡导，深得农民领袖的依赖。如，陈胜在大泽乡征求卜者意见，卜者心领神会，为之谋略。《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樊崇的“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
有的农民领袖本人就是一个大术士，以巫术鼓动民众。《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道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张角以巫术取信于民，广收教徒，一当时机成熟，即行起义。又如，宋朝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巫士黄捉鬼率众数千，往来于湖南，杀官军，朝廷用了四年时间才平息黄捉鬼及其残余部众。
再次，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是必要的。他们面对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庞大的官僚体系，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有能够窒息造反火花的意识形态，有集中的财力和物力，而他们所领导的农民却是一群本来就极不情愿造反而又迫不得已造反的农民，农民们思想涣散，缺乏武装，缺乏组织纪律，缺乏权威观念，而他们所要担当的重任是推翻腐朽的朝廷，重新调整生产关系。在殊死的斗争中，只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意识形态，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组织农民、鼓舞农民去战斗。
农民领袖利用方术神秘主义，在调动农民参加起义的同时，可以出其不意地掀起大的波澜，使封建统治阶级防不胜防。南宋陆游在《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说过：“自古盗贼之兴，若止水旱饥馑，迫于寒饿，啸聚攻劫，则措置有方，便可抚定，必不能大为朝廷之忧。惟是妖幻邪人，平时诳惑良民，结连素定，待时而发，则其这害，未易可测。”陆游是站在封建官吏的立场上，道出了他们对农民战争利用神秘主义的胆怯。
到了晚清，这种传统必然会继承下来。晚清的下层民众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主体力量，他们包括农民、游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矿工、水手等。他们人数众多，受压迫深重，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义和团、会党的部众基本上是下层民众。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低，思想保守，生活涣散，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很不容易，何况，封建官吏遍布城乡，对下层民众看管得很紧。因此，下层民众只能采用方术神秘主义进行组织。
下层民众对传统有很深的依恋之情，对传统方术神秘主义能够接受。当然，这种接受不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而是困苦生活所迫。当代学者俞青松在《明清时代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一文说得很清楚：“吸引劳苦群众到宗教结社行列中去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贫困。农民和手工工人们受尽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惨的境遇，然而，他们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祈求神灵的庇佑，依附于超人的权威，用精神的解脱，补偿现实的苦难。”
太平天国对吉日凶日、军营朝向都有忌讳。嘉定人陈庆甲在《金陵纪事诗》从敌意的立场讥笑太平天国：“忌讳多端甲令宣，干支点窜亦编年，满城斓语争传遍，月晦刚逢月正圆。”为了避凶日，竟然违背时节规律，历法差错达半个月，这是不可取的。当然，陈庆甲在诗中作了过多的夸张，不必尽信。选择吉日，古代称之为择吉术，明清最为流行，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回避煞神，这是一种迷信。
太平天国还不时利用测字术。历史上大人物之所以被神化，不仅靠他自己，而且还靠他周围的人。洪仁曾经以测字术神化洪秀全的姓名，他在《己未九年会试题》说：“以字形释之氵旁加共洪也；禾下添乃秀也；王上添人全也，隐然寓真主之圣名，显然作民极之圣主，玉食万方，岂徒然乎！”
太平天国还流行一些罕见的杂术，如《天兄圣旨》记载了一种以灯照面术：“天兄复下凡谕曰：先将灯亮照西王面，化西王心。次将灯亮照南王日纲、玉书同众小面，化南王、日纲、玉已众小心。各各宽草放草，尽草理天事，不可顶颈。”这种杂术类似于宗教的洗礼仪式，又有巫术以火驱邪照心的成分，在古籍中很少看到。
六 方术与农民战争（2）
在历代下层民众举事过程中，义和团利用方术的特征最为突出。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一些江湖上的巫师、僧人、道士混进来，自称来自峨嵋山古刹或其他仙境，修炼了几百年，有神术，擅长巫道。他们略有小技，却无限夸大本领。如某村中一妪自云为神所遣，号龙天圣母；又称其幼子为童子观音，以香灰符水为人治病辄效，远近村民多惑之。即后来之红灯照仙姑。这部分人人数不多，能量很大，常常居于核心和领导的地位，对义和团大搞方术神秘主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义和团的方术神秘主义十分愚昧，时人在《庚子国变记》记载团民“谓神来皆以夜，每薄暮，会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
义和团自称可以念咒避枪炮，有一首咒语云：“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我，日月照我。”在这种愚昧观念驱使下，团民用血肉之躯挡洋人的枪火，死者遍地，而团首又念咒语，称死者七日可复活，等不到三日，尸体已腐臭难嗅，路人掩鼻。
义和团的神术大多是吹牛，很少付诸实践，也不可能实践。如，团民说红灯罩有一把神扇，“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