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的观念是宿命论在社会观上的反映。
宿命论是一种神秘主义，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一直倡导之。宿命论认定生死轮回，人的吉凶祸福皆由命定，今生积功德，来世有善报。西方的基督教不太讲宿命，洪秀全等人却屡屡宣传宿命思想。
方术认为每个朝代的天数是有限的。如果社会混乱，朝纲不振，就表明天数已尽，劫祸将到，需要避劫，此类例子很多，如汉代方士看到汉代江河日下，就主张改元，重新受命。于是，由方士导演，汉哀帝主持了“再受命”丑剧。成帝死后，方士又向哀帝陈述改元事宜及利弊：“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民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替，皇子生，灾异息矣。”哀帝听从了方士的建议，下诏改元：“盖闻《尚书》‘五日考终命’，言大运壹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惧焉，战战兢兢，惟恐陵夷。”
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记载洪秀全的《谕众兵将遵天令诏》云：“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升天堂，便长生不死。若尔贪生便不生，怕死便会死。又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尔若贪安便不安，怕苦便会苦。总之，遵天诫，享天福，逆天令，落地狱。”此书又记载杨秀清的传言：“自古死生天排定，哪有由己得成人。灵魂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这些观念明显地是宿命论的反映。
宿命论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劫”是大难，劫的先兆是灾异：地震、天旱、洪水、瘟疫。民谣有“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太平天国利用了“劫”的思想号召人民入教避劫，洪秀全托言天父之语：“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瘟疫……当召汝之家人及亲戚至此。”中国下层民众自明清以来很相信“劫”，也很畏惧“劫”，所以纷纷聚集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
太平天国的将领大多相信劫数。《李秀成自述》谈到毁弃旧神时说：“今除神像，是天王之意，亦是神圣久受香烟之劫数。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像，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我亦不知理数，揣度来情，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以数尽国崩，观之可也。”李秀成把社会变化看成是命运决定，这是农民阶级朴素的社会神秘观念。
太平天国认为命运是由上帝决定的，洪秀全颁行的《天理要论》云：“至于天命，岂非上帝旨意乎？《书》云：‘富贵在天，生死有命’，正乃上帝所立之主张也。上帝坐高位，广视天下，定人分业，限人祸福，照其本意也。凡人不能自专，众生不得所欲，只上帝理之，随其圣旨也。”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2）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不仅仅太平天国有“劫”的观念，其他下层民众也经常讲“劫”，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东南海县农民与英国兵发生冲突，当地青莲教就“据称劫数已到，即有兵戈之灾”。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金丹道发动武装起义，称“奉天伐暴”，“能避刀兵劫数”。
义和团运动广泛流行“劫”观念，在1899年称“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诸神下降”；1900年称“大劫临头，只在今秋”、“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
据陈振江等人研究，“劫”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灾难，即侵略、暴政和天灾所造成的民生维艰。二是指动乱，义和团要诛杀洋人、恶者。“劫”的观念是义和团动员群众反抗侵略的重要思想武器。
“劫”的观念有某些积极意义。喻青松曾作过分析，我认为是有道理的。第一，“劫”的观念虽然有神秘成分或迷信内容，但它是现实生活苦难的反映，是对封建统治的抗议，是对未来的憧憬，可以转化为反抗斗争的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第二，“劫”的观念包含辩证和进化的因素，它与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劫是“现世”向“未来世”转变的急骤过程。
当然“劫”与社会转型不是同一观念，“劫”的含义在于大乱临头，新旧交替，社会动荡不安。通过“劫”观念，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心态，它是社会暴风雨来临的晴雨表，是下层民众首领发动民众的法宝，是社会神秘主义很重要的概念，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社会转型是由什么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段经典论述是我们理解社会转型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即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转型是社会发展至一定程度的必然过程。
由于历史造成的认识局限性，先哲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转型，更不能洞察社会转型的原因，他们提出了一套朴素而神秘的看法。
古代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兴衰皆由命定，人不能改变。汉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受神秘主义影响，认为朝代的昌衰兴废皆由天数决定。他在《论衡·治期篇》云：“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又云：“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可见王充是个社会宿命论者。
有的神秘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存亡由气数决定。他们认为新朝代之兴时，必有旺气显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晋书·元帝纪》记载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堑北山以绝其势。”他们还认为朝代衰败时，气色呈凶兆。《晋书·郭璞传》记载，司马睿当政时，刑狱严重，民不聊生，郭璞上疏，以“青黑之气共相搏击”的天象，劝晋朝统治者刷新政务。所谓气，就是命运；所谓数，就是规定性，气数说是对社会的迷信解释。
先民认为，如果上天要更换一个朝代，必然降下一位天子，天子所在之地呈天子气，天子气代表了不可战胜的新兴力量。刘邦最早利用“天子气”观念为自己服务，借以神化自己。《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在地面上浮现“天子气”，纯属无稽之谈，如果把“天子气”解释为“民心所向的吸引力”尚可。文中“季”即刘邦，他周围已有一批图谋造反的文武之士，为他大造舆论，使人民甘心情愿地跟着他投入反秦斗争。《汉书》所载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刘邦的谋臣用天美化刘邦，宣扬君权神授。
近代一些思想家继承了古代的看法，如：魏源相信“气说”，认为社会的前进与倒退是由气决定的。他在《默觚·治篇》云：“三代以上之人才，出于教化，三代以下之才，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又云：“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汉以后，元以前，一气运焉；其历年有远近，即其得于先王维持之道有厚薄。”至于什么是气运，气运由什么决定，魏源没有说明。
近代民众不乏相信“气说”者，《清稗类钞·方技传》记载了太平天国期间的一件事：
张立帆以精通天文名，咸丰庚申春，苏州失，昆山继陷，粤寇所到，迁避一空。张独留不去，且为之赞划一切。或问其故，张曰：“吾夜观天象，知清运已贵，意即在此乎？”张尝为粤寇筹饷，邑中富室按名勒派，不允，则拘而敲扑之，故皆衔之刺骨。粤寇乱平，遂为怨家告发。张大恐，倾家营谋之，乃免。后有人问以太平天国天象如何者，张辄摇着太息曰：气数，气数！
三 方术的转型观——“劫”（3）
张立帆身为太平天国的一个小办事员，自以为懂得天命，善观气数，顺从天命而投身于洪秀全，最终却没有算准。这说明当时的人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的兴衰规律。
四 方士的预测观（1）
社会神秘主义认为社会未来发生的事可以预测，“智者见于未萌”，术士遥知将来。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五行》相信神秘的预测。他说：“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赵达之明风角，单扬识魏祚于黄龙，董养征晋乱于苍鸟，斯皆肇彰先觉，取验将来，言必有中，语无虚发，苟志之竹帛，其谁曰不然。”
古代的社会预测家有梓慎、鬼谷子、邹衍、诸葛亮、管辂、郭璞、陶弘景、李淳风、袁天纲、陈抟、邵雍、张铁冠、张三丰、刘基等。如《南史·陶弘景传》记载，梁武帝特别相信茅山道士陶弘景的预言，“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唐李渊在未定天下以前，有道士吉善行托言李耳语，说唐代将享国一千年，使李渊大受鼓舞。
历代社会的神秘主义预测，主要有谶纬、扶乩虎、占星、占梦、测字等形式。试析若干：
（一）谶纬预测
谶纬预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
早在先秦就有了谶语。《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天策，火中成军，号公其奔”。这就是预言晋国灭掉虢国的谶谣。
秦代有了谶图。《史记·秦始皇相纪》记载：“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文中的“图书”，就是谶图，它是一种配有图文的迷信书籍。“亡秦者，胡也”，就是谶语。《史记·项羽本纪》也记载：“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令吴广“夜篝火，狐鸣呼：‘大楚兴，陈胜王’”。
西汉末年哀、平之际，谶纬合一，谶以辅纬，纬以配经。谶，又被称作符命之书，意为符合神意。纬书纷纷涌出，不仅方士造作纬书，儒生也以此为本职。谶与纬是有区别的。谶，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的解释，就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它是一种宗教预言。纬，是用谶语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
王莽为了篡夺汉家天下，借助神学作为思想工具，一批堕落文人为他编造了不少谶语，如《汉书·王莽传》记载的“赤世计尽，黄德当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这是以五德运转的历史观为王莽制造舆论。《王莽传》还记载：“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记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
从晋至隋，不少君主痛恨谶纬对社会的干扰，下令禁止谶纬。晋武帝在泰始三年（公元268）禁令谶纬，违者服刑两年。后赵皇帝石虎在建武二年（公元336）严禁谶纬。隋朝的禁令最严，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公元593）下令私家不得藏谶纬图书，隋炀帝派人在民间搜访，重惩胆敢藏谶纬的方士。
唐宋元明清时期，谶纬锐减，但时有谶谣流传于世。如五代十国末年、宋朝末年、明朝末年，谶谣作为政权的舆论不径而走，对于涣散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唐代以来一直比较消沉的谶纬迷信，在清代中叶以后突然异常活跃，出现在下层民众中。
乾隆中叶，浙江鄞县吴家山村的农民搞到一本《五公经》，此书中的隐诲谶语，预言朝代兴替，宣扬明王复兴，自称是星宿下凡，组织武装起义。
晚清，有不少人以谶纬作预测。据《劫余灰录》记载：“《推背图》、《盘陀经》《万年歌》皆谶纬之书，例禁甚严。昔见黄叶道人与天台老僧之偈，悉历朝治乱之事，有云：‘金陵称福地，淮水作渔阳，从此干戈起，钱塘作战场，相持十二月，空靡百万粮。’此盘陀经也。至发逆伪苏福省，浙中丞王有龄绝粮殉难，则无一不验矣。又云：‘甲子乱如麻，人人不在家，弓长空努力，木子例生叉。男子充军役，婆娘浪里花。兔走江南定，池塘处处蛙。’亦验于后。弓长谓张国梁殉溃兵之难也。木子者，李少卿之开城，伪忠李秀成之占居，李抚军之克复，一例叉而事，未战一仗也。”这是把太平天国的兴衰附会到古代的预测书中。
民国初年成书的《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近有一道人，自言能知未来事，语人曰：‘都城平列三城门，东曰崇文。崇文者，应明崇祯帝，以文臣贪黩亡国之验。西曰宣武者，乃清宣统帝，以武臣革命亡国之验。中曰正阳者，以中华民国正用阳历代满清而起之验也。”按：这类谶纬的随意性很大，有的术士把正阳门表示元朝至正年灭亡，而不是释为民国代清。用三个门的名字来说朝代兴衰，完全是望文生义，主观的附会。
《新燕语》叙述“京师谶纬之言”云：“辛亥十月，革军正盛时，天津童谣云：‘红棍打老鼋，铜子换制钱，若要世太平，还须一两年。’后又有一谣，与此文小有异同。解者曰：红棍者，元代末年南方红军革元之命者，故云打老鼋。铜子者，清帝宣统，上继同治，而方在冲龄。换制钱改换民国之阳文币制也。……吾国每逢国家将亡及有大乱发生之时，往往有此，而李淳风之推背图，刘青田之烧饼歌，黄蘖禅师之汉中语录，意至畅销于南方者，亦此类也。”天下每有变动，必有征兆，谶谣即是一种征兆。它反映了民情和民心。
晚清政局动荡，人们思想不安，有人作谶语，预测皇帝的在位时间。枕梓在《避寇日记》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记载：“大清历世传有‘木立斗世共中，之谣，木者十八，谓顺治也。立者六一，谓康熙也。斗者十三，谓雍正也；世者二卅，谓乾隆也。共者甘六少一，谓嘉庆也。中者横甘加作卅，谓道光也。惟字不得其解。去年咸丰升遐，亦无人能解之者。朱星河从宁波来，云已得解人矣，其木旁者谓十八月也，其字，谓口外又一年则了也，咸丰于庚申年八月蒙尘北狞，不复回跸，至辛酉七月崩于热河，则口外又一年了，其确解也。”“木”代表顺治在位十年；“立”代表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斗”代表雍正在位十三年；“世”代表乾隆在位60年，“共”代表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中”代表道光在位三十年；“”代表咸丰于十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一年后死去。
四 方士的预测观（2）
这套预测看起来很神秘，实际上是术士们用隐秘的测字方法，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又托之于前人。作为一种舆论，它神化了方术，刻意说明清朝的兴衰是天命决定的。
（二）扶乩预测
近代下层民众经常采用扶乩预测。扶乩是一种方术，伪托神的感应，在沙盘上显示笔迹，由乩者解释征兆。
扶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的“请紫姑”。紫姑神在刘宋时就已有传闻，宋代以来很流行扶乩，这大约与举子预测科场有关。元末用于预测国事。如元末流行乩语：“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陶宗仪《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