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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遗址”的名称来源于我们所说的尼雅河，这条河流的名称却又是来源于一个更古老的地名“尼壤”（nina）。这个名称在卢文书中曾反复提到过。尼雅河从民丰县城的东面流过，从海拔五千多米的昆仑山上流下来。当它经过民丰时，山前缓缓地向着北方倾斜的地势，已经使河流变得平静下来。被大地抚慰的河水静静地在这片绿州上流淌，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到了这里，那个像传说一般的古代遗址距离已经不远了，从民丰街头的尘土里，还有矗立在大街中心的“语录碑”上，甚至可以嗅到尼雅遗址的气味了。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9节 活着的遗址
在新修成的沙漠公路通车以前，到民丰的路沿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延续。从两个方向可以到达这个偏远的绿洲小城：一个是从库尔勒向西，沿沙漠的北、西和南缘，从西面进入民丰；另一条路走塔克拉玛干沙漠与罗布荒原之间的“绿色走廊”，然后从若羌向西，这条路荒凉、艰辛，人迹罕至，更富有冒险性。
早年的民丰县城像一座活着的遗址，光阴在这里仿佛是静止的，因为它还保留着一个古老历史的记忆。它的简陋的大街上走动着心灵宁静的人，说不定公元7世纪时的“唐僧”玄奘就在这里伫立过……路两边长满了高大苍劲的白杨树，用粘土建筑的平房，围成了一个十字街头。街头中央树立着一座方柱体形的语录碑，上面用汉、维两种文字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沙漠边缘的小城，这座属于上一个时代的纪念性建筑被保存了下来。
但是，“民丰”并不是古老的名称，它始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在维语中，县城所在的绿洲一带被称作“尼雅巴扎”或“巴扎”，意即“尼雅河上的集市”。在当地，这个名称现在还有人使用。当初，“民丰”的名称取的是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的意思，所设的民丰县隶属于和田行政区。这是个善良的汉语祝愿。这个名称和它的行政区划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10节 探险家
大约从唐代以后，这个地方一直受到外界的忽视，那些大名鼎鼎的西行和东行游记忽略了它，这是因为遭到长时间废弃的缘故。
到了19世纪的末年至20世纪初期，这条河流开始变得知名起来。在戴布斯（JackA。Dabbs）写的《新疆探察史》一书中曾经被提到，在1889年5月，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第5次探险队，探察了昆仑山西北部、叶尔羌河流域和尼雅（应当指民丰县城一带）等地区。这个探险队是否了解到尼雅河古代三角洲上的秘密，现在还不得而知。到了第二年（1890），法国的杜特雷依探险队（MissionDutreuildeRhins）也到达了尼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支探险队都没有进入尼雅遗址。上述杜特雷依探险队的队员戈厄纳（又译格伦纳，M。Grenard）似乎听说过关于尼雅遗址的传闻，曾设想着到伊玛目贾法尔·沙迪克麻扎（即“大麻扎”）以北的沙漠里去寻找精绝，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这个探险队是著名的和田古桦树皮卢文佛经抄本《法句经》的获得者之一。
1900年～1931年间斯坦因（M·A·Stein，1862年～1943年）的4次探险，使尼雅这个地方变得广为人知。他本是匈牙利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1900年，他从印度经过克什米尔地区进入新疆，开始第一次中亚探险。翌年的年初——准确地说是1月20日，他和他的探险队来到了尼雅河绿洲。1903年出版的《沙埋和田废墟记》一书中，他描写了当时尼雅巴扎的景象：
“尼雅绿洲是由沿着从苏喀克附近山上流下来的小河两旁一系列小村庄和乡镇组成的，小河的上游叫做乌鲁克沙依峡谷河。下午3时以后，我来到了耕作区西部边缘的康沙利小村庄，再行2英里路远，就进入了尼雅巴扎所在的中心村镇，受到了当地伯克代表的热情接待，并且在街口附近一家巴依的房子里为我们准备了满意的宿处。正赶上尼雅巴扎每周一次的集日。虽然已近黄昏，可是在这长约八分之一英里的狭窄街道两侧，棚舍前仍显出一派热闹景象。巴扎上摆着很多从和田运来的干果和糖果、葡萄干，还有中原出产的茶叶及各种调味品，优质核桃和一种淡红色的葡萄则是当地出产的。人们似乎都正忙于为了过好开斋节而选购这些奢侈品。”
一位名叫哈桑阿洪的年青驼夫，好奇心很重，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伊不拉欣的当地农民从北方沙漠里带回来的两块写有字迹的木板。这些书写木板拥有的学名叫做“简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木简。斯坦因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是用一种早已死亡了的古代文字——卢文书写的。
所以，准确地说，尼雅遗址的最初发现者，应当是那个叫做伊不拉欣的民丰当地人。如果细究起来，这个说法也可以怀疑，理由是那些居住在尼雅河现代三角洲上的沙漠居民，可能早已经了解到沙漠深处的秘密了。
愚昧无知的伊不拉欣是个“寻宝人”，他熟悉周围的地形，所以斯坦因将他聘为寻找尼雅遗址的向导。斯坦因预感到，一个旷世的考古大发现可能正等待着他：
“……我极力按捺住自己的喜悦心情，并不失时机地邀请伊不拉欣当我的向导，还向他保证，如果他能把我带到那所他发现过的被埋没了的房屋去，就可以得到一笔优厚的报酬。……在灯下仔细查看这些充满了希望的发现品，使我愉快地度过了这一夜晚。”
1901年1月，斯坦因在当地人引导下，进入尼雅遗址并做了调查和挖掘。他在遗址里的活动情况，是实地测绘了遗址的遗迹分布图和一部分房屋遗迹群（编号N。I～N。IX）的平面图，并且获得了595件卢文和汉文简牍、皮革文书，除此外还有数量巨大的木、铜、陶、金、玻璃器和纺织品等遗物。这一次探险之后，他出版了两部书——《古代和田》和《沙埋和田废墟记》，记录了他在大沙漠的考古探险和发现物。
此后的3次探险期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6年，1930年～1931年），每一次都进入了遗址。他在遗址中挖掘的详细情况，分别由几部书做了记录（《西域考古图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因为每次考察都有新的遗迹被发现，所以需要不断地进行测绘，他的几位测绘专家——印度军官拉姆辛等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每一次的挖掘中都有数量巨大的文物出土，尤其是文书以及一些艺术品，具有极高的价值，被运到了印度和英国，按照探险前达成的协议，根据提供资助金的额度进行了分成。这种状况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也为后来的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斯坦因的掠获物，如果列一份清单的话，他通过挖掘以及收集的古代文物包括以下这些种类：
卢文和汉文文书：大约一千零一十二件左右；
木质艺术品：具有精美雕刻图案的家具、建筑构件等；
古代纺织品：用毛和丝绸制作的衣物；
印章：具有艺术化的造型，用来作身份的证明和模印装饰性的图案等；
金、银、玻璃、漆器等：比较珍贵的器物；
各种材料的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和乐器等，包括陶、石、木、铜、铁、皮革、角、骨制品；还有一把“吉他”。
最后一次的探险（1930年～1931年）鲜为人知。幸亏王冀青教授的费心调查，在大英博物馆的档案里，查找到斯坦因当年的日记和照片。这一次活动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限制，使他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挖掘了。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这个时期在尼雅遗址工作的情形，让这个老牌探险家感到不满和无奈：
在斯坦因首次探险之后，有一位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Huntington），于1905年～1906年考察了塔里木盆地。他是著名的“亚洲气候脉状波动”理论的创立者，也是《文明与气候》和《亚洲的脉搏》的作者。这个理论建立在对于气候以及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上，而且被归纳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个似乎充满悲观色彩的科学理论上，受到过不少学者的批判。当他看到像尼雅遗址那样的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的古代城镇、聚落废墟时，仿佛目睹了气候与文明这二者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生命的存在并不全部在植物生长区，在有些地区，除了死去的植物，常常会有少许在无望的与变化的气候搏斗中逐渐适应下来的生命。许多这样的地方，生命得以繁衍生存的仅有之地，是一些十至五十英尺高的大山丘，山丘上笼罩着柽柳丛干枯的死干与轻柔的新枝，清楚地证明气候变迁的过程。呈现出白色、黄色，或边缘灰白、中心淡红的沙漠，比我们想象的要美丽。的确，在这里生命是凋零的，但沙丘那迷人的曲线和混合着各种色彩的谐调的波纹，却给人长久的愉悦。确实，人们的审美精神是超然于现实之外的。
远古文明的废墟在其遮蔽物——沙丘清晰、幽雅的曲线下，甚至可以说是美丽的，只有在遥远的东部，在罗布泊湖心那寸草不生的盐碱和黏土地带，人们才真正进入了令人窒息的、可怕的荒芜之地。”（《亚洲的脉搏》）
1905年的10月，他来到了尼雅河流域。在这里他听当地人讲到了斯坦因的事迹，实际上主要是在尼雅河下游一个遥远的古代三角洲的挖掘，证明那里曾经是一处古老的村镇。亨廷顿在尼雅遗址里也做了一番“考察”。他看到了那些房屋庭院和寺庙的废墟，也采集了几枚卢文木简。对于他的“中亚气候持续变干”的理论来说，尼雅遗址的资料显然是很有用的。1908年和1911年，日本探险家橘瑞超两次旅行经过了尼雅（民丰县城一带），并做了短暂停留。至少他到过大麻扎一带。在1908年第一次探险期间，他表示受到了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掘物的诱惑，“想尝试发掘古城址，去过两三次。”据说收藏在京都大学图书馆的“大谷光瑞藏品”中，有十几件木牍文书出自楼兰和尼雅，大概是橘瑞超的挖掘物。在他的探险记里只有简略的记录。最近有人研究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泰晤士报》的报道以及橘瑞超本人写给大谷光瑞的信，断定他并未进入过尼雅遗址。橘瑞超出版过他在新疆等地的探险记《新疆探险记》和《中亚探险》，这些书现在已有了汉文的节译本。
早期尼雅河流域的探察史看上去令人感到沮丧，原因是解放之前的这些探险、考察，都是由外国人进行的，充满了文化掠夺的色彩。这些所谓的“科学考察”，对于尼雅遗址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至少是鼓励了盗掘文物的疯狂浪潮。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11节 尼雅考古新曲
到了1959年，自斯坦因后沉寂了近三十年的尼雅遗址考古活动，又重新被启动。当年为了配合南疆地区的生产建设，新疆博物馆组织的一支考古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参加的人有李遇春等人。他们一共清理了10处房屋遗迹以及一座属于东汉王朝时期的合葬墓，出土了一批木、陶、石、铁、玻璃器和纺织品（毛和丝质）等遗物，另有66枚卢文的木简。大约在这同一年。文物学家史树青也调查了尼雅遗址，采集了一部分遗物。
1959年之后，尼雅遗址的考古又是一阵沉默，一直到1981吴景山的旅行为止。这几次零星的调查，揭开了尼雅遗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考察的序幕，这就是1988年和1990年～1997年间，由中国、日本有关方面联合组织的“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对遗址开展的连续的调查和发掘。“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的田野工作，一共进行了9次预备考察和正式考察。
似乎又回到了尼雅考古的“黄金时代”，这个古老的沙漠遗址又重新拥有了知名度，也许应当归功于传媒和考古学家的努力，使得即使一般的人也多少耳闻了尼雅的大名。这是一件令人感到激动的事业。到1997年，当连续的野外考察工作暂告一段落时，9年调查、发掘的资料进入了室内整理和研究阶段。对于尼雅遗址来讲，这是不是它的辉煌一时的考古工作的结束呢？但是，看上去关于尼雅遗址的探察史还有着新的篇章。公众从一些新闻报道中，已经陆续了解到考古发现的情况，有可能的话，这样的报道将来还会更多、更详细。任何时代的人们，对于比自己早的古代都有着一种奇妙的热情。我们应该感谢尼雅遗址，因为正是它重新激起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浪漫主义感情。
第二部分 活着的遗址第12节 梦幻般的沙漠恋曲
令人迷恋的大沙漠终于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座世上最大的流动沙漠，比大自然创造的一切地形都更惊心动魄。要知道它是由太古的海洋演变过来的，虽然至今仍然被称作“海”——“死亡之海”，但却是真正的生命的海洋，自一个古老的时代起，人类就生存在它的星罗棋布的绿洲上。
它的沙丘的优美线条，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无论在什么时候观察，都呈现出一种真正具有特色的浪漫气质：自由，舒畅，优雅，危险。因为沙子的柔软性，在阳光下发出的金子一样的光泽，使它看上去令人陶醉、着迷，像美丽而危险的女郎。看到这个大沙漠就会产生遐想：唉！那些无缘领略塔克拉玛干沙漠魅力的人，一生中不知会有多大的遗憾呀！
这神奇的存在既哺育着生命又毁灭着生命，要想在这一点上把它区分开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对它的感情的两极性——热爱与恐惧，也是无法割裂开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考验真性情的地方。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美和爱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奇怪的是，这么壮丽的景观，在一些人的眼里，竟幻化成如此可怕的东西：
“……度沙河。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法显传》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从军行》）
“沙漠中无食可觅，故禽兽绝迹。然有一奇事，请为君等述之。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或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欲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使其失道。由是丧命者为数已多。甚至日间亦闻鬼言，有时闻乐声，其中鼓声尤显。”（《马可波罗行纪》）
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是平庸的、应酬式的美，它的美是超越常识甚至是残酷的。它也超出了文字表达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