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国人民景仰蒋公的威望，推为国民政府主席，以为从此可以安享太平。不料党内党外都有野心家利欲熏心，不为大局着想，假借名义，实行夺权叛变。十八、十九两年都免不了有战争，蒋公以寡敌众，敉平了严重的内乱。由于连年的东征西讨，席不暇暖，共产党就乘势坐大，先占据广东的海丰、陆丰两县作为根据地。但当地的老百姓不服从共产党，于是他们就大开杀戒，海、陆丰的人民几乎被他们杀光，惨酷的情形与日本人一样。他们被逐出海、陆丰后，又窜到了江西，盘踞在井岗山做山大王，喘息了一阵，推举了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主任，慢慢地啸聚万余人，再向福建方面推展，势力愈来愈大，遂成为国家重大威胁。民国二十年开始，国军不能不认真剿共了。
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是世界动乱时期，没有一处安静土。无论什么地方，左右两派的激进分子都闹得不可开交，同时经济情形也坏透，到处饥荒，民不聊生。就在这慌乱时期，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炸死了张作霖之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痛悼万分，誓报父仇。他本是个宅心纯厚的人，不过由于出身纨绔，又生得英俊，生活不免浪漫。但自从遭遇到不共戴天的大恨后，他突然改变了花花公子的外貌，成为一个非常有心机的青年。他一面归顺了中央，一面励精图治，开始建设。他为了抵制日本的侵略，另外去开辟新港口，刻意地经营葫芦岛，使得日本投资兴建的南满铁路大受打击。一九二九年满铁的盈余是四千五百万日圆。一九三○年，这条铁路只替日本赚了二千一百万日圆，还不及前一年的半数。到了一九三一年就更惨了，只剩下一千二百万日圆。所以日本军对于这种现象不能不慌张，势必要驱逐张学良不可，否则无从挽回颓势。但是日本国内币原正任外相，一向采取和平政策，希望中日两方都能相忍为国，这恰和日本军人的想法相反。于是日本军人效法意大利的做法，大搞宣传，说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谁要是侵犯日本的生命线，皇军必定加以膺惩。全国到处都张贴了同样的警告，为了使民众掀起敌忾心，特别是对中国，军人做得如火如荼，几个大城市尤其热闹，好像已经大难临头。一班文人噤若寒蝉，不再有大正年间护宪的勇气。法西斯潮流侵袭了日本。为了做得像真有其事一样，不惜假造许多惨案，用苦肉计，牺牲一两个人，以完成他们的阴谋。一九三一年六月底，日军假说要调查洮南地方的地形，派了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曹长二人前往。洮南是中国地界，平日有军队守护，虽然日本参谋本部有公文书通知我方，但地方辽阔，人迹荒凉，很难加以保护。不料二人行至中途，竟为中国兵射杀。继之在七月初，长春东北有个地方名叫万宝山的，有朝鲜农民和当地地主起了纠纷。为排解争议，当地的日本官吏免不了出面干涉。因为朝鲜人已经算作日本国籍的臣民，当然判定朝鲜人有理。于是中国人不服，和日本官吏起了冲突，动起武来。中国方面死伤了很多人，中国政府派了驻日使臣汪荣宝去调查，那时他已在任八年，撰了一篇有名的报告，洋洋万余言，将经过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日本方面并不认错，只怪这两件案子是因为管辖不够清楚所致，认为如果满蒙地方都归日本，而中国不再插足其间，就可以单纯得多。这是日本方面的歪理。西谚有谓强者总有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涉，都脱不了这一模式。事变经过及其后果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一点二十分，日本军部派了中尉河本末守和几名士兵，到沈阳郊外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的路轨上，撒上大量炸药，准备点上火，以轰然巨响为信号。军部预先和关东军联络好，各地一听有爆炸声，便同时起事。于是沈阳、营口、安东、南岭诸大城市，一夕间全被日军占领。很快地日军继续前进，到了二十日吉林也被占领，就这样整个东北陷入日军之手。国民政府将日军的侵略行为诉诸国际联盟。不巧那时正是国际间多事之秋，不景气的颓风正吹向欧美列强，大家都自顾不暇，并且深怕得罪日本。不过为了国际联盟的颜面关系，不能不敷衍一下中国。于是就依了日本的请求，派了一个以李顿爵士为首的考察团，团员中代表法国的是克洛戴儿中将，意大利是阿鲁得罗范第伯爵，德国是许乃博士，美国是马高尹少将。在李顿代表团还未组成之前，日本行动快速，已经在占领的东北地区成立了一个伪政权，号称王道乐土的满洲国。那时日本还没有想到迎接溥仪来当傀儡皇帝，只让一班想发洋财的浪人乱搞。一时满洲国成为抢夺的局面，官吏如盗贼，一片争权猎宝声，所谓的王道乐土，不过是骗人的口号。各地的中国老百姓本已不甘做亡国奴，这时更公然反抗起来，游击队到处隐藏。昭和六年李顿代表团组织完成，预备启程考察时，日本军人慌了手脚，不敢让调查团人看到混乱恶化了的满洲，于是少壮军人之一的坂垣想出了转移洋人注意力的办法，另在满洲地区之外制造事端。他命令驻在上海的武官田中少佐进行阴谋，发给田中两万大洋，令他买通当地的地痞流氓，在上海闹事。同时又叫川岛芳子杂在中国上等社会里，从事间谍活动。一九三二年的正月十八日，田中少佐乘一小群佛教徒自日本到中国观光，来到上海，在马玉山路沿途托钵的机会，唆使一批小流氓，用苦肉计制造事端，他指使流氓大声喊道：“这些和尚是日本人，坏蛋杀胚。”于是就有人向教徒一哄而上，拳打脚踢把教徒痛打一顿，有的甚至重伤，其中一名六天后死亡。淞沪之战在这件事发生前，日本天皇正月八日在东京亲临观赏陆军的始观兵式，回宫途中，走到樱田附近，有一个韩国志士扔了一枚炸弹，弹落在宫内大臣座车前面，宫内大臣受重伤，车全毁。天皇只受了一点虚惊。上海的报纸刊登了这条新闻，却加添了一句道：“不幸仅中副车”。在上海的日本侨民看了非常气愤，又受了田中少佐的煽动，认为上海人不友好，是幸灾乐祸，对友邦元首大不敬。由于受到田中的怂恿，居然有日侨结伙打起报馆来。上海人当然也不甘示弱，反过来召开市民大会，发动抗日，群情激昂。日侨方面又纠合了大队人马，游行示威，捣毁了四川路、虹口路一带中国人的商店。工部局甚至不能不发布租界戒严令，但是没有用，情形愈来愈险恶。到正月十八日，我十九路军和日本海军陆战队起了冲突，于是有名的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了。大战一起，全世界的传播媒体都认为是大新闻，很多记者集中到上海。坂垣的奸计 ──转移全世界的注意力 ── 居然得逞。他可以从容地完成满洲国的计划。不过他没有料到，淞沪之战引发了中国人长年被日寇欺凌的郁结，民心士气高昂得不可一世。国民政府为宣示抵抗到底的决心，声明迁都洛阳，以免受日方威胁。蒋公则坐镇南京，调中央第五军的两师增援十九路军。双方激战三十多天，全球的人民都以惊异与赞佩的眼光看我们，证明我军的战斗力并不输日本，而在毫无进展下的日本军部，也只有增援之一途。他们加派了久留米的十二师团和金泽的第九师团。日本向来以陆军为世界第一强自豪，这时却泄了气。内阁里很多人反对继续打下去。藏相高桥甚至在议会里公开表示，如果仗再打下去的话，财政只能维持到翌年的三月。十九路军奋勇抗战，使得日军陷入苦境。为了冲破庙行镇我方防线，日军不得不募敢死队，令三个士兵身裹炸药，冲开一条血路。结果炸得血肉横飞才得寸进，足见得我军防守的坚强，也可以看出日本人是如何凶狠。上海的战争始终胶着。到四月二十九日，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已经持续达三个月之久，这时恰好遇到天皇生日，日人名之为天长节。上海的日侨，虽然在漫天炮火当中，也不忘庆祝。他们当天假虹口公园举行大会，表示祝贺。哪知在总领事朗读贺词时，忽然又有一个韩国志士扔出一枚威力很强大的炸弹，当场炸死白川义则大将，炸瞎了野村中将一只眼睛和重光葵公使的一条腿。这全是坂垣大佐阴谋的代价。
国际联盟考察团（1）
满洲国算是成立了。溥仪被拥做了傀儡皇帝，日本的野心暴露无遗。各国对日态度也突然改变，连一向袒日的英国都表示不信任，而新加入为会员的美国，尤其反对这日益跋扈的日本。一九三一年十月八日，日本又毫无顾忌地炮击了锦州，各国大哗。于是召开国联的理事会，结果以十三对一日本大败。日本为了保持颜面，请组织一个调查团到现地查看是否构成侵略行为。这就是调查团产生的由来。为了表示公平起见，特地请中国方面也派了一位名外交官顾维钧先生参加在内为顾问。顾先生以他的外交长才，虽然与各团员处得十分融洽，并且博得他们的尊敬与友谊，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国家既定的国策。调查团工作了八个月，做成厚厚的一份报告，提交给国际联盟，由该会判定日本应该从满洲撤退。日本大怒，宣布从此脱离组织，不受任何拘束，同时挥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国腹地。全球列强对于日本这种侵略行动毫无表示。那时德国纳粹已经掌握了政权，十月里也效法日本，声明脱离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将不免了。中国共产党为扩张势力，利用两种利器，一是造谣，一是武装叛乱。那时人民对国民政府期望过高，政府也确有很多措施不能尽惬人意，于是谣言满天飞。凡是可以中伤政府威信的假话，全由共党散布出来，而老百姓多数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以致以讹传讹，造成很多误会。再就是用武力占据地区，但是共军究竟不是国军的敌手。屡败之余，只好向西北流窜，躲到陕北窑洞里去，总共走了二万五千里。残余的部队已经不足两万人。就在这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受了共党的诱惑，乘蒋公来西安视察之际，劫持统帅达两星期之久，并发出统一抗日的要求，停止内战。于是国军剿共行动功亏一篑。日本法西斯开始使用暴力了半年多以前日本已经吞并了满洲。但是凶蛮的日本军人还不满足，秘密组织了血盟团。他们拟了一份名单，名单里的人都该杀。这些人全是社会上响丁当的知名之士。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则全无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名气大，不大赞成用武。在一九三二年第一个被暗杀的，是已退职的藏相（即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第二个被刺杀的财界名人是三井的理事团琢磨。两人被杀的时间，相距不过一个月。到了五月里，一个温和的晚上，大家正在用膳的当口，忽然首相官邸门前冲进几个军官，打死了守卫，直冲到首相犬养毅的居室，拿枪对着犬养。犬养沉着气，大声喝道：“不脱鞋就上来吗？”军人不理。然后犬养又喝道：“有话慢慢说。”军人回说：“没有话好讲！开枪！”说完就朝犬养放了几枪，犬养立刻倒地，气绝身亡。一个七十六岁的老政治家，无缘无故地丧命在嗜杀的军人枪下。凶手杀了首相之后，向宪兵队去自首，结果最重的惩罚，只是一个无期徒刑。从犯是禁锢，由十五年到四年不等。这样轻的处罚，助长了法西斯思想。三年以后，又发生了二二六事件。五一五事件后日本朝野颇有不知所措的情形。七十余高龄的首相被年轻将校所杀，内阁当然垮了。不过后继内阁谁能担当，煞费周章。天皇请元老西园寺公望来推荐。西园寺和各方面的贤达磋商之后，只好暂时脱离“宪政常轨”，不在政党内遴选后任，而由能降服军人的人来组织内阁。挑来挑去，最后选出海军大将斋藤实来组成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不分党派、不分信仰。斋藤本来就是朝鲜总督，一向以老好人见称，是个稳健的人格者。不过稍嫌迟钝，似乎没有能制止那独断独行的军部。重光葵批评斋藤内阁有这么一段话：“斋藤不是一个积极的人。好像什么事都属于被动。在他手上本来有很多问题好管，但他都由它去，让它自己发展。所以这样他与军部方面能够相安无事。政府对满洲问题毫不关心，好像是别人的事。但是到问题发生，政府非负责任不可时，就不免慌了手脚。”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接到李顿报告后，在一九三二年的十二月二日，开会审议满洲问题。日本代表松冈洋右是个颇有才具、自视甚高、但非常莽撞的人。开会前他就声明，如果各国不能同意日本的要求，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声明，国联的组织是根据威尔逊总统所主张的十四点而成。基础在和平共存、互相容让。松冈的声明恰好与此相反。各国焉能接受？果然在讨论满洲议案时，根据李顿报告，满洲的现状应该回复到事变前的状态。大会投票结果，赞成决议案的共四十二票。反对一票弃权一票。反对的一票当然是日本。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只好训令松冈洋右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日本居然甘冒大不韪，自愿孤立，受天下人唾骂。此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接踵仿效日本的榜样，纷纷退出国联，使得国联就此无疾而终。日本占领满洲，虽被人指为侵略行为，但仍然蛮干到底，不顾一切，明目张胆地继续往华北进攻，派飞机到北平上空威胁。这时蒋公方在专心剿共，认为日寇不过是癣疥之病，而共匪才是心腹大患。日本因此毫无忌惮地占领了热河。蒋公看形势危急，请了息隐在莫干山的黄郛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先生是有名的知日学者，以前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圆满解决了极棘手的济案，此次再与日方交涉，签订了塘沽停战协议。华北算是稳住了。泷川幸辰事件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在国际上完全孤立，在国内也引起很多不满。尤其左派人士判定是极右派的恐怖时代已经来临。这反而激起右派真的走向暴力行动。一向喜欢用武的军人，于是发挥嗜杀的本性，慢慢指向知识分子。各学校的教授纷纷紧张起来。只要教授们有反抗武力的言论，都被目为共产党。尤其自从小林多喜二被杀之后，更使得人人自危。就在这种情形下，知识阶层屈服了。从此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反抗的声音。但是军方硬是不满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京都大学刑法教授泷川幸辰写了两本书，军方认为有“左”倾思想，要求把他开除，并且判他所写的书为禁书。不过在这之前，大审院却认为这两本着作非常有价值，还介绍给部下熟读，可见得对此书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不能骤加禁止。这样偏颇的处置于情理不合，京大当局当然不肯接受，于是军部授意文部省（即教育部）施以压力，非听命不可。结果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助教、讲师都提出辞呈。消息传出后变成学潮，东大、东北大、九大纷纷响应，弄得不可开交。文部省费了很大事才安抚好，学潮总算平定了，不过大学方面还是吃了亏，不能不依军部的要求，将泷川免了职。泷川不是马克思信徒，也和任何社会主义运动的人没有发生过关系，由于犯了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免职，真是冤枉透了。足见得军部的势力有多厉害。到了一九三四年，人们对斋藤内阁已经十分厌倦，觉得他无能，军部是希望他有魄力，能大刀阔斧地扩张军备，不料他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听从藏相（财政部长）高桥的话，不敢乱用钱，扣紧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