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 第62部分

　　　　赵顼自知理亏，只得把沈起就地免职，调处州知州刘彝接替沈起，出任桂州知州。

　　　　刘彝抵任后，虽取消了广南屯兵，却又在边隘屯驻重兵，建造戈船，取消与交趾互市，派兵巡逻边防线，切断交趾国与宋廷的交通。

　　　　宋的做法，彻底激怒了交趾王李乾德，他来了个先发制人，带领交趾军队从广府、钦州、昆仑关三路向宋发起进攻。

　　　　交趾兵抱着必死的决心，作战非常凶猛，一路攻城拔寨，连破钦州、廉州，杀死兵、民八千余人，直逼邕州城下。

　　　　邕州知州苏缄虽率兵奋力抵抗，仍不敌交趾国亡命之师。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邕州陷落敌手。知州苏缄率全家三十六口自杀而亡。邕州遭交趾人屠城之灾，城中军民五万八千余口惨遭屠杀。

　　　　赵顼命宣徽使郭逵为安南招讨使，天章阁待制赵卨为副，率兵征讨交趾。

　　　　交趾的布告传到汴梁，说宋宰相行新法，扰乱民生，特地出兵相救。

　　　　王安石看了这些布告，怒气冲天，命郭逵多带兵出征，许他调集鄜、延、河南诸旧部从征，并命召取占城、真腊两国兵夹击。

　　　　郭逵率兵到达长沙后，传令占城、真腊两国，并分兵攻打钦州、廉州。郭逵与赵卨率兵向西进发。大军走到富良江，从钦州、廉州传来捷报，两州已经收复。

　　　　熙宁八年（1075年），郭逵、赵卨率兵在富良江与交趾兵展开决战。交趾兵大败，交趾王太子李洪贞在乱军中中箭而亡，残兵逃回交趾。宋军夺得战船数十艘，杀敌数千，宋军也损兵万余。

　　　　郭逵率领的宋兵多为北方人，不服南方水土，加之触犯瘴气，很多士兵染病而亡。郭逵、赵卨不敢轻进，分兵占领广源州、门州、思浪州、苏茂州、桄榔县诸地，并将前方战况上报朝廷。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5节：王安石二次罢相

　　　　李乾德见大兵压境，也很害怕，派人告知宋军主帅，派使臣奉表到汴梁，请求和议。

　　　　赵顼也因宋军已攻到富良江，恶气已出，加之战祸是宋边将挑起来的，错不在交趾，因此，也就见好就收，赦李乾德罪，允许议和。

　　　　随后诏郭逵、赵卨班师回朝；改广源州为顺州。不久，李乾德遣使进贡，并归还俘虏的兵民。赵顼见他是真心修好，将顺州赐还给李乾德，后来又将二州六县也交还给交趾，此后，交趾没有再叛。

　　　　4。王安石二次罢相

　　　　交趾的战事平定了，王安石却遇到了麻烦。

　　　　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以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对吕惠卿加害父亲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欲置吕惠卿于死地而后快，恰好御史中丞邓绾也想讨好王安石，两人一合计，决定分头上表，请求皇上重新审理吕惠卿的案子。

　　　　吕惠卿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当他得知王雱与邓绾上表欲置他于死地时，便提前下手，向王安石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吕惠卿与王安石是多年的朋友，两人过去有很多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当然说了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话。吕惠卿是一个有心人，他将这些书信都完好地保存下来，预备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当他得知邓绾和王雱在背后做他的文章时，他便想起了这些书信。于是，他便把这些书信都呈交给皇帝，并控告王安石在背后图谋不轨。

　　　　在这些信中，有几封信上有“无令上知此一帖”、“无使上知，勿令齐年知”之句，就是说，不要让皇上知道此信中的内容。至于“齐年”是谁，当时却没有深究。

　　　　赵顼对这些纷乱如麻的事情早已厌倦，看了这些信后，第一次冲王安石发了脾气。

　　　　王安石回家之后，痛骂自己的儿子，骂他不该背着自己去招惹吕惠卿。父子二人为此大吵了一场。

　　　　王雱显然不知道吕惠卿手中藏有这些信，并且握有父亲的把柄。深悔自己行动鲁莽，给父亲带来灾难。受父亲的斥责后，心中憋气，以致抑郁成疾，立即就病倒了，不久，背上生出一个恶疮。

　　　　王安石遍请郎中医治，终究没有挽回儿子的生命，王雱撒手归西了。

　　　　老来丧子，是人生之大不幸。儿子的猝然离世，对王安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肝肠寸断，萌生退意，上表请求辞职。

　　　　御史中丞邓绾担心王安石一去，自己失去了靠山，禄位就不保，上表奏请赵顼挽留王安石。

　　　　赵顼认为邓绾身为御史，竟然为大臣请恩，免去邓绾之职，贬往虢州去为知州。王安石去意更坚，力请解除职务，

　　　　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赵顼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职。

　　　　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问政治。

　　　　王安石既退处金陵，经常书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因为是深悔被吕惠卿所误。

　　　　王安石罢相后，赵顼提拔吴充、王珪为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蔡确参知政事。

　　　　吴充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他一向不赞成王安石的所为，经常向赵顼奏陈新法不良，赵顼喜欢他不党附王安石，故提拔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是同年，王安石致吕惠卿私书中“勿令齐年知”一语中的齐年，指的就是冯京。赵顼事后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冯京是个贤者，召他知枢密院事。

　　　　吴充当了宰相后，欲对新法有所变革，但他认为自己才疏学浅，奏请赵顼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人，又举荐孙觉、李常、程灏等数十人。

　　　　赵顼采纳了吴充的建议，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进程灏判武学。

　　　　程灏自扶沟县进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赵顼仍命他回扶沟县任原官去了。吕公著上疏谏阻，并没有改变赵顼的决定。

　　　　司马光在洛阳，得知吴充为相后，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便给吴充写了一封信，介绍一些救济时弊的方法，并建议他全面废除新法。

　　　　吴充并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

　　　　蔡确曾经依附王安石，王安石罢相后，他又到处说王安石的过失，显示自己与王安石不同。吴充想要革除新法，他又说应该萧规曹随，遵守以前的法律。所以，王安石罢相以后，他所推行的新法仍然在继续执行。

　　　　王安石罢相的第二年，赵顼改年号为“元丰”，并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的阻力仍然很大，很多人对新法还是喋喋不休。失去了王安石，他本来就很伤心，如今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心烦，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更容易发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因不满新法而贬出京城、现任湖州太守的苏轼，不幸成为了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6节：苏轼犯案

　　　　九乌台诗案

　　　　1。苏轼犯案

　　　　元丰二年（1079年），是苏轼最黑暗的岁月。这一年，他调任湖州太守，这已经是他自熙宁三年（1070年）离开京城后第四个任职的地方。此前，他在杭州任满之后，调任密州太守，密州任满后调任徐州太守，徐州任满后再调任湖州太守。

　　　　按照惯例，官员调任，都要礼节性地向皇帝上表致谢，内容无非是谢主隆恩之类的客套话。苏轼却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之事，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俗话说，祸从口出，苏轼吐得多了，给人留下把柄的机会也就多了，何况还有很多人睁大眼睛盯着他，巴不得从他身上挑出一点材料修理他呢！这一次，苏轼就因为他的臭脾气，给人落下了话柄。他在谢恩表中有这样一句话：

　　　　陛下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野小民。

　　　　苏轼在这里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

　　　　六月，监察御史何大正在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某种气味，便将其中的“新进”、“生事”等语摘引下来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偷梁换柱正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关于“新进”、“生事”的出处，还有一段背景。

　　　　“新进”一词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生事”一词出自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意见，他曾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变法是“生事”，于是，“生事”一词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苏轼的谢恩表，在定期出版的廷报全文刊载，他是名士，其手笔照例要引起人们的注意。谢恩表刊出之后，那些“新进”们自然就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御史中丞李定，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当年因隐瞒母丧，被司马光骂为禽兽不如，苏轼在赠朱寿昌的诗中，也曾影射过他，故对苏轼一直怀恨在心，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报复。他从苏轼的谢恩表中闻到了一股味道，立即上表弹劾苏轼，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要求对苏轼严加查办。

　　　　然而，单凭苏轼谢恩表上的一两句话，是不足以扳倒苏轼的。凑巧当时出版了一本名为《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苏轼犯罪证据的机会。监察御史舒亶经过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断章取义，作为弹劾苏轼的证据。

　　　　苏轼因对新法不满而贬杭州，历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再到湖州太守，一路上他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着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在这段时期内，他随感而发，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诗可以抒情，诗可以言志，苏轼在他的诗中，难免会吐露自己的心声，抒发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的不满情绪，进而讥讽朝政。

　　　　李定等人将苏轼的这些诗搜集起来，断章取义地作为苏轼攻击朝廷的犯罪证据。

　　　　比如咏青苗的两句：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课吏的两句：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水利的两句：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盐禁的两句：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咏桧树的两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这些诗句，都是诗人随感而作，并不是真的存有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且在当时还被传诵一时。然而，李定、舒亶一班小人硬是把这些诗句作为苏轼讥讽朝廷、攻击新法的证据。特别是咏桧树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更是说成是影射皇帝，他们说：“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在九泉下对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赵顼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下诏将苏轼就地免职，逮捕押送进京，交御史台审讯。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由于苏轼这次是因诗而获罪的案子，是由几名御史一手制造，后又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在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

　　　　2。拘捕

　　　　李定欲置苏轼于死地，他挑选一个名叫皇甫遵的官员到湖州传达圣旨，免去苏轼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们向皇帝请示，说苏轼在押回京师途中，每天夜晚必须关进监狱里过夜。赵顼没有答应御史的请求，因为自始至终，他并无杀害苏轼之意，案子既然有人控告，他必须依法办事，但他更愿意给苏轼一个解释的机会。

　　　　苏轼有一个好友驸马王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就是他印刷的，当他得知诗集给苏轼惹来大祸的消息后，赶忙派人去给身在南部的苏轼的弟弟苏辙送信，苏辙立即派人告诉苏轼。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一次赛跑。

　　　　朝廷使者带两名御史台的衙役和儿子前往湖州拘捕苏轼。在靖江因事耽误了半天行程，结果是苏辙派的使者先到湖州。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之职。

　　　　皇甫遵到达湖州，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也不敢出来，他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并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官差皇甫遵。

　　　　两名差官一个手执御史台的公文，一个手提包裹，包裹中的刀剑隐约可见，他们面容冷漠，一言不发，气氛非常紧张。苏轼开口打破僵局，说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必死无疑。请求回家与家人告别，然后随上差赴京伏法。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7节：审讯（1）

　　　　皇甫遵淡淡地说：“事情还没有严重到如此地步！”

　　　　祖通判谦恭地说：“请上差出示公文。”

　　　　皇甫遵问明了祖通判的身份后，便命随行衙役将御史台的公文正式移交给祖通判。祖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轼的职务，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皇甫遵同意了苏轼向家人告别的请求。

　　　　苏轼归看家人时，全家大哭。苏轼笑着说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觐见皇帝。

　　　　皇帝问道：“朕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说：“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因为他抵死不愿做官。

　　　　皇帝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说：“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了这首诗，破涕为笑，心里稍安。是否真的有这个故事，或由苏轼现编借以安慰家人，不得而知。

　　　　苏轼辞别家人上路的时候，湖州太守衙门的人都吓得不知所措，个个躲躲闪闪，倒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启程。后来据苏轼回忆，说皇差逮捕太守犹如捕盗。

　　　　有人说苏轼在赴京途中曾想自杀，在扬州渡江时，就有过跳江自尽的念头。他不知道自己要判什么罪，并且担心案子会牵涉到很多朋友，而且还会牵涉到弟弟苏辙，因为苏辙提前给他通风报信。思之再三，他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平安地到达京城。

　　　　苏轼进京后，被关进了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3。审讯

　　　　苏轼七月底被拘捕，八月十八日被关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

　　　　苏轼被关进大牢后，一方面，要随时接受讯问，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