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 第63部分

　　　　苏轼被关进大牢后，一方面，要随时接受讯问，另一方面，要他自己交待问题。

　　　　御史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到处搜集苏轼的犯罪证据。到九月份，从四面八方抄获苏轼寄赠他人的诗词一百多首，在审问时呈阅，受牵连的有三十九人，无论哪首诗，只要有疑问，苏轼都得作出解释。

　　　　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供认不讳，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

　　　　苏轼在受审期间，也有很多人仗义相救。

　　　　宰相吴充上表，说陛下以尧舜为榜样，轻视魏武帝曹操。曹操虽然疑心重，但却能容忍祢衡，陛下难道就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也替苏轼解辩，他说，自古以来，宽仁大度的主子是不会以言语来惩罚人的，苏轼是一个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碌碌如此，不免有些失望和怨愤，吟风咏月，发发牢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作了几首诗而获罪入狱，甚至杀头，恐怕后世的人会说陛下容不得人才。

　　　　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苏轼就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出京城。当他听说苏轼获罪入狱之后，竟然也上书赵顼，说圣朝不宜诛杀名士。可见，王安石是个君子，只可惜他所重用的人都是一些小人。

　　　　苏轼坐牢的时候，曾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苏轼坐牢，他的儿子苏迈每天去给父亲送牢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他们暗中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早做心理准备。

　　　　有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前去送饭，便委托一个朋友帮他送牢饭，但他忘了告诉那个朋友与父亲约定的暗号。恰巧那位朋友做了一盘红烧鱼。苏轼一见，大吃一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悲愤之下，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我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运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年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在首诗中说得非常悲惨，说他死了之后，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与苏辙世世为兄弟。并在诗里表示皇恩浩荡，自己受恩已多，无法感恩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所怨，都是自己之过。

　　　　苏辙接到哥哥的绝命诗，伏案而泣，悲恸欲绝。他立即向皇帝上书，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其兄之罪。

　　　　4。贬谪

　　　　苏轼关押受审的事在朝中闹得沸沸扬扬，宫中的太皇太后曹氏也知道了这件事。

　　　　这一天，太皇太后病了，赵顼进宫问安。太皇太后关心地问起了苏轼的事，她问赵顼：

　　　　“听说苏轼被诏逮关进牢里，交御史台讯问，苏轼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案？”

　　　　赵顼回答说：“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

　　　　太皇太后惊道：“果然吗？苏轼何至于此呢？有证据吗？”

　　　　赵顼回答说：“当然有证据，御史台的御史连上了四道奏折，都是弹劾苏轼的。”

　　　　“都是哪些诗句呢？”太皇太后问道。

　　　　赵顼将苏轼涉嫌攻击新法的诗句随口背诵了几句。

　　　　太皇太后听了，恻然说道：“就这句诗可作证据？就这种无理的证据，就可认定苏轼是大不敬，要将他处死吗？”太皇太后轻轻地咳了几声，接着说，“文人吟诗，都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有什么成见；就是有一二句讽刺朝政的地方，也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三百篇，其中很多都含有讽刺的意思，人君不能因而嘉奖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罗织成罪，处以极刑，这哪里是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8节：审讯（2）

　　　　赵顼见太皇太后有些不高兴，口称御史们弹劾苏轼，他不得不下诏过问此事。

　　　　太皇太后说：“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你的祖父仁宗皇帝非常欣赏他们兄弟俩的才学，曾高兴地对我们说：‘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现在有人指控苏轼，不是忌才，便是挟仇，你做皇帝的，可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跑啊！”

　　　　太皇太后的话明显带有责备之意，而这几句话，成了太皇太后的遗言。

　　　　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做了个提要，送呈赵顼御览。恰好此时太皇太后病逝，赵顼要处理太皇太后的丧事，便把苏轼的案子拖延下来。

　　　　赵顼对太皇太后很有感情，平常也总是刻意讨太皇太后的欢心，太皇太后对这位孙子皇帝也是疼爱有加，有时赵顼退朝晚了，她就会在宫门口等候，亲自照料他进餐，祖孙俩的关系一直很欢洽。

　　　　太皇太后虽然身份显赫，但从不逾越礼法。按惯例，皇家后宫的娘家人，不得进宫拜见，太皇太后有个弟弟叫曹佾，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顼常请示太皇太后，可不可以带他进宫。太皇太后却说，宗法不可废，曹佾跻身贵显，已经是逾越了，所有国政，不得让他干涉，也不准他进宫。因此，宫内宫外一墙之隔，曹佾从未越过这道墙。

　　　　太皇太后病重期间，赵顼禀明太皇太后，带曹佾进宫探望姐姐，交谈几句后，赵顼起身欲退出，好让他们姐弟俩单独说说话。太皇太后却对曹佾说：“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随皇帝去吧！”

　　　　赵顼欲劝说太皇太后，让曹佾多呆一会儿。

　　　　太皇太后知道他的意思，不等他开口就微笑着说：“去吧！让他进宫已经是破例，不要呆太久，免得朝臣们议论。”

　　　　赵顼知道祖母的脾气，只得带着依依不舍的曹佾，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太皇太后在世的最后十几天，赵顼衣不解带，通宵守候，毫无倦容。太皇太后在弥留之际，让宫女从箱子里取出一束封起来的奏章，亲手交给赵顼说：“等我去世以后再拆看，只是让你明白往日的旧事，断不可以此治人之罪，切切记住。”

　　　　赵顼含泪收下。曹太皇太后又提笔写“博爱亲民”四个大字，赐予赵顼说：“这四个字，抵得千言万语的遗嘱！”

　　　　赵顼连忙跪受，抽泣着说：“儿臣敬遵懿旨！”

　　　　太皇太后听后，含笑而逝。

　　　　太皇太后去世后，赵顼打开那束奏章一看，是当年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时一些大臣的反对奏章。赵顼对太皇太后保全了他父亲更加感恩戴德，同时也对宫廷矛盾有了更多的认识。他遵太皇太后的遗命，没有治那些大臣的罪。

　　　　太皇太后去世后，尊谥慈圣光献。

　　　　太皇太后丧事期间，苏轼一直呆在监狱里等候宣判。数年之后，他告诉朋友，说当年在狱中等待案子结果的时候，曾发生了一件很神秘的事情。

　　　　苏轼回忆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见一个人走进牢房，一句话也不说，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自己躺下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对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箱子又神秘地走了。”

　　　　朋友们问这个人到底是谁。

　　　　苏轼回忆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受弹劾，舒亶和另外几个人极力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一个太监到狱中去观察。那个太监进了牢房之后，我就睡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后向皇帝报告，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对近臣们说：‘朕知道苏轼于心无愧！’这可能就是后来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原因。”

　　　　太皇太后去世是国丧，遇到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据法律和习俗，苏轼应获赦。那些御史本想借这次诗案，把反对派们一网打尽，如果大赦，他们的心血就会白废。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一律不得赦免。舒亶更进一步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的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赵顼其实很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他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些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颇有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意味，他已经准备赦免苏轼。

　　　　王珪得知皇上要赦免苏轼，再次拿苏轼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的两句诗说事。他说：“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如果不给予严厉的谴责，将来怎么能儆示后人呢？”

　　　　赵顼却不以为然，他叫王珪不要吹毛求疵，苏轼这两句诗是咏桧，与他无关。

　　　　王珪有些急了，直截了当地说：“苏轼确实有不臣之心，陛下一定要重处他不能放过他啊！”

　　　　赵顼有些不高兴了，怫然说道：“你是想使后世的人说朕不能容纳人才吗？”

　　　　王珪才吓得不敢再奏了。

　　　　舒亶又奏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通声气，朋比为奸；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亦与苏轼隐相联络，同一举动，都非严办不可。

　　　　赵顼此时并没有听他们的谗言。

　　　　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

　　　　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99节：端不平的一碗水

　　　　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旧年除夕夜，苏轼被释出狱，在狱中度过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走出监狱大门，他停下来，用鼻子嗅了嗅空中的新鲜空气，一脸的轻松快乐。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他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另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如果由那些御史们审查起来，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

　　　　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噩运，重新寻获也并非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噩运。但是，“少年鸡”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曾告诉他人，说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为指朝廷那些当政的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伶人，又是毁谤。

　　　　苏轼写完这首诗，掷笔于地，大笑道：“我真是无可救药啊！”

　　　　十破灭的梦想

　　　　1。端不平的一碗水

　　　　乌台诗案前后，赵顼并没有停止改革进程，除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进行调整、继续推行新法外，还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

　　　　宋初的官制是沿袭唐朝的旧制，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很少设置。

　　　　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宫中设置中书、枢密院，中书管朝政，枢密院管军事，称为二府。三司主管财政，御史台主管纠察弹劾，

　　　　三省（尚书令、侍中、中书令）；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九寺（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六监（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等都不设专官，由其他官员兼任。

　　　　知制诰起草对外诏书，称外制；翰林学士起草对内诏书，称内制，合称为两制。

　　　　修史由三馆负责（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副相任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相，分领三馆。

　　　　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但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这个职位，一旦获得学士职位，便成为名流。还有殿阁等官，也分大学士及学士名称，但没有定员，大多由其他官员兼领虚名。

　　　　元丰三年（1080年），赵顼决定对官制进行改革，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两人负责这件事。九月，出台新的官制，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如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等等。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

　　　　北宋初年，朝廷官员的派系之争并不很明显。其原因在于，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在群臣当中，只要有结朋党的苗头，都会遭到惩罚，或罢官，或逐出京城。例如在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欧阳修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以表示对范仲淹的支持。结果，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四人被认为是朋党，一齐被逐出京城，贬到地方去了。使得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

　　　　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朝廷的官员就分为新旧两派，或称新旧两党。

　　　　新派以王安石为首，王珪、蔡确的政治观念继承了王安石的衣钵，属于新派。

　　　　旧派是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

　　　　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灏、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旧派相同，都是主张守旧。世称胡瑗做安定先生；孙复做泰山先生，周敦颐做濂溪先生；邵雍做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程灏、程颐为道学二程。

　　　　新旧两派势同水火，极不相容，打破了宋初无朋党的格局。新派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有皇帝赵顼撑腰，而且还长期占据宰相之位。因此，在气势上，新派压过了旧派，旧派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很多旧派人物都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贬出京城。

　　　　赵顼改革了官制后，有意在新旧两派之间一碗水端平，适当引用被压制的旧派人物，并向新派人物王珪、蔡确表达了起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的想法。司马光目前赋闲在西京洛阳。

　　　　王珪、蔡确听赵顼说要用司马光，非常惊慌，因为司马光重新出山，势必使旧派人物得到重用，这样就会减弱新派的势力，动摇新派的政治地位。

　　　　吴充此时已经退职，王珪位居首相。他退朝之后，担心司马光出任御史大夫后会削弱新派的地位，便找蔡确商量对策。

　　　　为了阻止司马光进京，为了个人的利益，蔡确竟然不顾国家利益，想出了一个收复灵州的办法，以转移赵顼的工作重心，借以阻止司马光入朝。

　　　　赵顼欲端平一碗水，平衡新、旧两派的力量，竟然被王珪、蔡确从中捣鬼，引发了一场宋朝与西夏的战争。

第三篇　短命皇帝　第100节：不该发生的战争（1）

　　　　2。不该发生的战争

　　　　王珪采用蔡确的建议，向朝廷推荐俞充出任庆州知州，随后，指使俞充向朝廷上平西夏的策略。好大喜功的赵顼看了俞充的奏表，果然产生�